论梅尧臣的韩诗接受研究
论梅尧臣的韩诗接受研究
史红伟
韩愈是中唐儒学复兴的代表，无论是韩文和韩诗都自成一家，引领了中唐文化的转型，对处在文化转型期间的宋代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杨国安的《宋代韩学研究》第七章“宋代对韩诗的接受和研究”高屋建瓴地把宋代的韩诗接受做了整体的论述，特别是对欧阳修对韩愈的师法及意义做了详尽地论述，对梅尧臣也有提及，本文拟就此问题接着说下去。
01
宋代对唐诗的接受：扬弃、融合和创新
宋代诗歌的历史是以学习唐诗开始的，宋初“三体”诗基本上能够代表北宋初基本的创作倾向。“三体”的说法最早为方回所说：“宋末方回：“宋铲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送罗寿可诗序》）这是理论总结的需要，但使得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澹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
唐诗的高峰横亘于前，宋初诗人学习对象各有不同。王禹偁先学白居易，后期学杜子美，“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效子美是前身。”（《前赋春居杂兴诗二首，间半岁不复省视，因长男嘉祐读杜工部集，见语意颇有类者，咨于予，且意予窃之也。予喜而作诗，聊以自贺》）他儿子怀疑父亲窃杜甫诗句。王禹偁《春居杂兴》其一“两株桃杏映篱斜，妆点商山副使家。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蔡宽夫诗话》云：诗人作此诗后，其子嘉祐曾提出第一首后半与杜甫诗“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相似，建议改写。诗人听后欣然说道：“我所作诗句的精诣，竟然能够暗合杜子美么！”对和杜诗诗风的“暗合”，其实就是由学白居易转向学杜甫，他是抱以欣慰的态度的。王禹偁在遣词命意上与杜诗的确有点类似，但师其辞而不师其意，创造出全新的境界。他另外一首诗歌《赠朱严》：
未得科名鬓已衰，年年憔悴在京师。
妻装秋卷停灯坐，儿趁朝餐乞米炊。
尚对交朋赊酒饮，遍看卿相借驴骑。
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
在欧阳修和梅尧臣诗歌中，师法韩柳文、李杜诗，成了时代共同的趋势吗？另，学杜改变着他的诗风，清人贺裳评其诗云：“王禹偁秀韵天成......虽学白乐天，得其清而不得其俗”（贺裳《载酒园诗话》），正是对杜甫的学习改变了学白体容易导致的浅俗。王禹偁也学吏部，他在《答张扶书》中说“近世为古文之主者,韩吏部而已。吾观吏部之文, 未始句之难道也, 未始义之难晓 也。其间称樊宗师之文必出于已，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故吏部曰, 吾不师今, 不师古, 不师难, 不师易，不师多，不师少，惟师是尔。”
《四库简明目录》上说王禹偁：“始全变五季雕绘之习，然亦不为柳开之奇僻。”叶适说他的诗文“简雅古淡，由上三朝未有及者，而不甚为学者所称，盖无师友议论之故也”。（《习学记言序目》）
这足可证明我们在宋初“三体”诗时，所谓学白居易、李商隐和林逋九僧只是大致的结论，仍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宋代大家身缘其中，看得不透彻，到清代经过历史的沉淀，认识就通脱了许多，清代陈衍：“余言今人强分唐诗，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庐陵、宛陵、东坡、临川、山谷、后山、放翁、诚斋，岑、高、李、杜、韩、孟、刘、白之变化也，简斋、止斋、沧浪、四灵，王孟韦柳贾岛姚合之变化也。”（《石遗室诗话》卷一）宋诗自唐诗来，学唐而不滞于唐，那么，宋人于“三体”诗学了哪些呢？以往我们更多从负面的方面论“三体”诗，换成正面的视角，能不能有所发现呢？
“三体”作者的构成，白体和晚唐体作者可进一步概括为一类，多是如李昉、徐铉、九僧、林逋、王禹偁这样的旧臣、隐士、僧人、不得志的地方官员，寇准较特殊一点。他们由于生活面的狭窄，视野投向了他们最为熟悉的生活，发掘出从前不能入诗的物象。最常写的是闲适诗和写景诗。李昉《小园独坐偶赋所怀寄秘阁侍郎》：
澹思悠悠，朝退还家懒出游。静坐最怜红日永，新晴更助小园幽。砌苔点点青钱小。窗竹森森绿玉稠。宾友不来春又晚，眼看辜负一年休。
这让人联想起晏殊的词《浣溪沙》（一曲新词），很好的表现了达官贵人生活的闲适，写景体物细致，但意象稍乏新意。《六一诗话》载：“当时有进士许洞者，善为词章，俊逸之士也。因会诸诗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阁笔。”晁公武对许洞的做法颇不以为然，《郡斋读书志》卷二十著录《九僧诗集》时，写道：“许洞之约，虽足以困诸僧，然论诗者政不当尔。盖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而《楚辞》亦寓意于飚凤云霓。……若使诸公与许洞分题，亦须阁笔，矧其下者哉。”清初贺裳著《载酒园诗话》，在“诗魔”一节中更为“九僧”大抱不平：“余意除却十四字（按指许洞所禁之十四字），纵复成诗，亦不能佳，犹疱人去五味，乐人去丝竹也。直用此策困之耳，狙狯伎俩，何关风雅！按‘九僧’皆宗贾岛、姚合，贾诗非借景不妍；要不特贾，即谢朓、王维，不免受困。”宋末江湖诗派的“永嘉四灵”，远继“九僧”衣体，在两宋文学史上首尾呼应，颇为奇特。宋末方回批评“四灵”说:“所用料不过‘花、竹、鹤、僧、琴、药、茶、’,于此数物一步不可离,而气象小矣。”(《瀛奎律髓》卷十)
宋末元初人方回编《瀛奎律髓》，其卷四七收“宋初九僧”之一文兆《宿西山精舍》请，评曰：“有宋国初，未远唐也。凡此九人诗，皆学贾岛、周贺，清苦工密。所谓景联，人人着意，但不及贾之高、周之富耳。”（见《瀛奎律髓汇评》。所以关键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面对这样的困境，创新是宋诗发展的必由之路。从宋人诗歌创作的实践大致会有这几种情形：
（一）生活的拓展。这种状况到如王禹偁，三次遭贬的经历丰富了他的创作内容。只有只有广阔的江山塞漠才能疗救这种无聊病。对丰富的感情和生活遭遇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王禹偁甚至有欧阳修相同的认识，下引两首诗集中体现了他的思想：
君不见近代诗家流，胡为蹇滞多穷愁。孟郊憔悴死逆旅，浪仙斥逐长江头。张生漂泊冬瓜堰，徒云轻薄万户侯。浩然无成鹿门去，李洞恸哭昭陵休。生无风教兴王化，死无勋爵贻孙谋。可怜诗道日已替，风骚委地何人收。高阳许公精六义，独向圣朝生后嗣。因将先集进九重，高步金台曳珠履。祖德光辉圣主知，府尹贤明丞相子。广陵郡大古九州，记室官清外三字。遂令天下学诗人，徒羡君家穷四始。我来迎侍游江都，玳筵往往陪欢娱。遂求家集恣吟讽，海波乾处堆珊瑚。因思贾孟数家一何苦，诗鬼嗷嗷馁无主。子孙沦没谁及君，闲倚红莲倾渌醑。草檄馀闲好赋诗，莫放风情忝尔祖。（《还扬州许书记家集》）
上玄茫昧胡为乎，施设吾道生吾徒。否多泰少是天意，生有述作死不虚。圣人忧患方演易，贤者穷愁始著书。尽令富贵陷逸乐，蠢蠢戢戢如鸡猪。泯然无物作时瑞，谁识凤皇与驺虞。经史子集灿今古，粉绘帝道张皇谟。一言可采即不朽，名姓长与日月俱。乃知天心厚我辈，穷辱不足形悲吁。夫君擢秀在江左，国小而逼何区区。科名始得值兵火，金陵坐见成丘墟。归朝才得一赞善，黜降重为县大夫。彰明僻远在蜀道，又遇妖贼攻成都。徒行抱印入陇氐，乞食夷落何崎岖。归来朝责作主簿，朱衣暗澹鬓毛疏。昨朝投我蜀中作，铮然一集如琼琚。杜甫奔窜吟不辍，庾信悲哀情有馀。我逢圣代自多难，谩誇三入承明庐。近令编缀小畜集，谪官诗什何纷如。才名官职不两立，真宰折刻分毫铢。郎官疏远既未贵，县吏礼数不足拘。相逢且说文章乐，为君酌酒焚枯鱼。（《还杨遂蜀中集》）
之所以详尽列出全诗歌，证明王元之忧患穷愁始著书之意，同时证明宋初已经有平淡之风格。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评:“王文康公见其文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评之过甚。
（二）生活物象的拓展。生活的拓展会极大带来物象的拓展，中晚诗歌中现实的物象和虚幻物象进一步在宋代诗歌有所表现，生活中不美之物遂在生活中得到了表现。如欧阳修的《春寒效李长吉体》中的“饥龙”“嗔雷”“东皇”“花魄”，梅尧臣的《余居御桥南夜闻祆鸟鸣效昌黎体》中“一身九首如赘疣”的祆鸟。钱钟书《宋词选注》云：“（梅尧臣）要矫正华而不实、大而无当的习气，就每每一本正经的用些笨重干燥不很像诗的词句来写琐碎丑恶不大入诗的事物，例如聚餐后害霍乱，上茅房看见蚯蚓、喝了茶肚子里打咕噜之类。”
（三）表现形式的创新
《六一诗话》欧阳修记载：
圣俞尝余语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贾岛云：竹笼拾山果，瓦瓶担石泉。姚合云 ：马随山鹿放，鸡逐野禽栖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萧条，不如‘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为工也。”余曰：“语之工者固如是。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何诗为然？”圣俞曰：“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虽然，亦可略道其髣佛：若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则天容时态，融和骀荡，岂不如在目前乎 ？又若温庭筠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
状景如在目前，要重视形似，欧阳修在《盘车图》顺带评梅诗歌“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状物要逼真，要如在目前。“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但意新也不是勉强为之，梅尧臣曾曰：尝记论诗语，辞卑名亦沦。（原注：公曰：名不盛者，辞亦不高。）宁从陶令野，（原注：公曰：彭泽多野逸田舍之语。）不取孟郊新。（原注：公曰：郊诗有五言一句，全用新字。）琢砾难希宝，嘘枯强费春。今将风什付，可与二南陈。（卷十六《以近诗贽尚书晏相公忽有酬赠之什称之甚过不敢辄有所叙谨依韵缀前日坐末教诲之言以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能如此，宋诗将会获得新生。但实际上，宋诗从江西开始，走的是西昆体的路子。西昆体学李商隐，钱钟书评李商隐的“以骈入诗歌”，讲究词藻、对偶、用典、音节，但苦于缺乏真情实感，不能指出宋诗向上之路。但实际上，江西派恰走的就是这条路。
王鏊《震泽长语》：“诗好用事，自庾信始，其后流为西昆体，为江西派，至宋未极矣。”庾信后可加杜甫，后李商隐，但杜甫，李商隐用典应该说是成功的。后梅尧臣正是以其古淡瘦硬扭转西昆体的积弊。江西诗派体现了宋诗的精至化，但爱用典成了先天之痛，高手如黄庭坚写诗如弹丸，未流就会生涩难懂。中兴四大诗人陆游，杨万里的创作经历似可证明这一点。
02
梅尧臣诗歌对韩愈的接受
由上述找们得出，宋人并不只学一家，往往兼而学之。如梅尧臣所学甚多，韩愈只是其中梅较着力处。见下表可知，
梅尧臣直接提到韩愈诗歌14处，可以看出梅尧臣对韩诗歌的接受的特点，但不能仅仅凭这数字就证明梅尧臣影响做大：
（一）梅尧臣接受的是以韩为核心的整个韩门，隐含指向是欧门。
孟卢张贾流，其言不相昵。或多穷苦语，或特事豪逸。而于韩公门，取之不一律。乃欲存此心，欲使名誉溢。窃比于老郊，深愧言过实。（卷十八P468《别后寄永叔》）
韩愈为中唐领军之人，旗下诗以孟郊、卢仝、贾岛等，张籍自是一种，韩孟诗派是对大历诗风的反拨，“退之昔负天下才，扫掩众说犹除埃”。“ 石君苏君比卢籍，以我拟郊嗟困摧”，本来就是有意的比拟。（卷二十五《依韵和永叔澄心堂纸答刘原甫》）韩门的交往“直以道义为己知”（卷十五《永叔寄诗八首并祭子渐文一首因采八诗之意警以为答》），
目的是完成宋仁宗朝代西昆体带来的浮艳的文风，恢复如韩孟时的兴盛：
文章革浮浇，近世无如韩。健笔走霹雳，龙蛇奋潜蟠。飏风何端倪，鼓荡巨浸澜。明珠及百怪，容畜知旷宽。其后渐衰微，余袭犹未弹。我朝三四公，合力兴愤叹。幸时构明堂，愿为栌与栾。期琢宗庙器，愿备次玉玕。谢公唱西都，予预欧尹观。乃复元和盛，一变将为难。（卷二十六《依韵和王平甫见寄》）
自入钱惟演幕府结识欧阳修，欧梅引为知已，在欧阳修的领导下，为国家选出如二苏、曾巩这样的人才，为廓清“西昆体”的负面影响，欧梅比韩孟做的更好。
（二）把韩愈置于元和变革的历史背景之下，韩门的重要。
开元有谪仙，酒隐向安陆。子尝慕其人，文字不拘束。（卷十七《送樊秀才归安州》）
诗教始二南，皆著贤圣迹。后世竟剪裁，破碎随刀尺。我辈强追仿，画龙成蜥蜴。有唐文最盛，韩伏甫与白。甫白无不包，甄陶咸所索。重见元和风，珠玉敌海舶。（卷二十六《还吴长文舍人诗卷》）
这些材料大致可看出梅尧臣的诗歌史，他认识到从开元到元和唐诗发展的历程，认识到元和发生的诗歌变化。开元诗歌的代表李白和杜甫，韩愈也是最早认识到李杜对唐诗的重要性“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而韩愈是元和中兴的代表。
（三）梅尧臣对韩愈诗歌的认识。
樊文韩诗怪若是，径取一二传优伶。（卷二十六《寄题绛守园池》）
韩愈诗歌怪奇的风格。
韩子于文章，所贵不相效。（卷二十五《依韵和宣城张主簿见赠》）
韩愈诗歌创新的精神。
吾交评韩诗，险韵古莫双。（卷十九《古柳》）
韩愈诗歌喜用险韵的特点。
梅尧臣也有对韩愈诗的直接效拟。梅尧臣诗集中有两首，即《余居御桥南夜闻祆鸟鸣效昌黎体》和《拟韩吏部射训狐》。梅尧臣还很有一些没有明确题为效韩的法韩之作，如《聚蚊》、《猛虎行等。梅尧臣还有直接化用韩诗歌的句子。
梅尧臣学韩愈，也学韦应物：
昔读韦公集，固多滁州诗。烂熳写风土，下上穷幽奇。君今得此郡，名与前人驰。君才比江海，浩浩观无涯。下笔犹高帆，十幅美满吹。一举一千里，只在顷刻时。寻常行舟舻，傍岸撑牵疲。有才苟如此，但恨不勇为。君能切体类，镜照嫫与施。直辞鬼胆惧，微文奸魄悲。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唯存先王法，好丑无使疑。 （卷十六《寄滁州欧阳永叔》）
以梅尧臣的个性气质和诗体的结合，最合适写五言，五言质朴的诗体要求和他安贫乐道的性格契合。梅尧臣的诗体分布可证明此观点。朱东润《梅尧臣编年校注》总计2877首诗歌，五律，793；五古，1044 ；五绝86；五排108；七律231；七古242，七绝196；七排16；三韵诗99；其他63。（安徽师大，汪婉婷2015年论文）
梅尧臣也学杜甫，其次，梅尧臣经常化用杜甫诗句入诗。如其《正月十五夜出月》云:“去年与母出，学母施朱丹。“其《开封古城阻浅闻永叔丧女》云:“想能学母施粉黛。”此均从杜甫《北征》“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变化而来。他的《和蔡仲谋苦热》，也让人想起杜甫的《早秋堆案苦热相仍》。《七月十六日赴庾直有怀》之“我马卧其傍，我仆倦搘肘”，极似杜甫《北征》之“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这是他直接受杜甫影响的地方。再加上前面梅尧臣对“李杜韩”的理论上的重视，至少得出梅尧臣曾关注过杜甫。
欧阳修还在《梅圣俞墓志铭》说梅尧臣：“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劲。其应于人者多，故辞非一体。”涵演深远在我看来是古淡，他在学欧阳学韩，这种学韩的老硬，应是梅尧臣学韩的成果，“老树著华物丑枝”。
（作者系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会
公众平台
研究宣城历史，弘扬宣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