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公碑》用笔与结构详解
《郑文公碑》，即《魏兖州刺史郑羲碑》，北魏摩崖刻石，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公元511年），郑道昭为了纪念其父所刻。书写者是郑羲的儿子郑道昭。当时郑道昭是兖州刺史，刚开始刻在天柱山巅，后来发现掖县南方 云峰山的石质较佳，又再重刻。第一次刻的就称为上碑，字比较小，因为石质较差，字多模糊；第二次刻的便称为下碑，字稍大，且也精晰，共有五十一行，每行二十九字，但并没有署名，直至阮元亲临摹拓，且考订为郑道昭的作品后才受至重视。
简介 郑文公碑的笔画有方也有圆，或以侧得妍，或以正取势，混合篆势、分韵、草情在一体，刚劲姿媚于一身，堪称不朽。结体宽博，气魄雄伟。清代包世臣说：“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体近易见也。”是“真文苑奇珍也”。
郑道昭
郑道昭（公元?～516）北朝魏诗人、书法家。字僖伯，自称中岳先生。荥阳开封（今属河南）人。北魏大臣郑羲幼子。孝文帝时，官至通直散骑常侍。工书善正书，体势高逸，作大字尤佳。太和十九年(495)随孝文帝南征,在悬瓠君臣联句作歌，传为佳话。宣武帝初，迁秘书监，因从弟郑思和事株连，出为光州刺史，转青州刺史。后复入为秘书监。死后追赠镇北将军、相州刺史，谥文恭。
在北朝文学开始兴起之际，郑道昭是较有成就的诗人之一。其诗长于写景，略具清拔之气，风格与南朝的谢灵运和鲍照相近，跟其他北朝诗人模仿齐梁不同。如《与道俗□人出莱城东南九里登云峰山论经书》的'双阙承汉开,绝□虹萦□;涧□禽朝迷,窦狭鸟过亟',《登云峰山观海岛》的“山游悦遥赏，观沧眺白沙”，笔力劲健，较有气势。他的文章，两篇是章表,无甚特色，仅《天柱山铭》尚有文采。
《魏书·郑羲附道昭传》说他“好为诗赋，凡数十篇”，但今仅存诗4首，文3篇。辑入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郑道昭喜欢修身养性，炼气化丹，曾于延昌元年（512年）在莱州大基山依车、西、南、北、中虚设“青烟寺”、“白云堂”、“宋阳台”、“玄灵宫”、“中明坛”等炼气之处，并刻字志之，还做了一首《置仙坛诗》题刻于壁。从此，莱州云峰山、大基山光彩大增，名扬四海。熠熠生辉的石刻，使海内外游人墨客向往。
他还是我国古代著名书法家，魏碑体鼻祖，工书善正书，体势高逸，作大字尢佳。被誉为“书法北圣”，南与王羲之齐名，有“南王北郑”之誉。史称郑道昭“少而好学，博览群言，……博学经书，才冠秘颖。”他书刻于青、光二州山崖的众多题刻，总称“云峰刻石”（包括掖县的云峰山、太基山，平度县的天柱山，益都县玲珑山）。清嘉庆、道光间山东云峰山、天柱山等处，发现郑道昭所书40多处，成为北魏书法艺术的三大宝库之一。其中以《郑文公上碑》、《郑文公下碑》、《论经书诗》、《观海童诗》等摩崖刻石最为著名。从郑道昭的这些书法艺术代表作来赏析，他的书艺风格特点是，下笔多用正锋（偶用侧锋），大起大落；起落转折，处处着实；间用侧锋取势，忽而峻发平铺，既有锋芒外耀，尤多筋骨内含。妙在方圆并用，不方不圆，亦方亦圆。或体方而用圆，或用方而体圆。故能给人以结体宽博，笔力雄强的感受。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把郑道昭云峰刻石42种列于“妙品”上。称“云峰山刻石，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
浅释内容
魏故中书令，秘书监，使持节督兖州诸军事，安东将军，兖州刺史，南阳文公郑君之碑草。
公讳羲，字幼麟，司州荧阳开封人也。肇洪源于有周，胙母弟以命氏(1)。桓以亲贤司徒;武以善职并歌。缁衣(2)之作，诵乎奕世，降逮于汉，郑君当时(3)，播节让以振高风。大夫司农(4)，创解诂以开经义，迹刊图史、美灼二书。德音云翻，硕响长列。扬州(5)以十策匡时，司空豫州(6)以勋德著称。高祖略，恢亮儒素，味道居真，州府招辟莫之能致。值有晋弗竟，君道陵夷，聪曜虔刘(7)，避地冀方。隐括求全，静居自逸。属石氏勃兴，拨乱起正。徽给事，黄门侍郎，迁侍中尚书，赠扬州刺史。曾祖豁，以明哲佐世。后燕中山尹，太常卿，济南贞公。祖温，道协储端，燕太子瞻事。父晔（按魏书本传当为煜），仁结义徒，绩著甯边，拜建威将军，汝阴太守。绵荣千载，联光百世。自非积德累仁，庆届无穷，其熟能传辉踵美，致如此之远哉？可谓身没而名不朽者也。公禀三灵(8)之淑气，应五百之恒期(9)，乘和载诞，文明冠世。笃信乐道，据德依仁。孝弟端雅，慎言愍行。六籍孔精(10)，百氏备究。八素(索)九丘(11)，靡不昭达。至乎人伦礼式，阴阳律历，尤所留心。然高直沉默，耻为倾侧之行；不与俗和，绝于趣向之情。常慕晏平仲、东里子产(12)之为人，自以为博物不如也。蕴斯文于衡泌，延德声乎州闾。和平中，举秀才，答策高弟，擢补中书博士，弥以方正自居，虽才望称官，而乃历载不迁，任清务简，遂乘闲述作，注诸经论。撰《话林》数卷（碑文作古写），莫不玄契圣理，超异恒懦。又作《孔颜诔》、《灵岩颂》及诸赋泳诏策，辞清雅博，皆行於世也。以才望见陟，迁中书侍郎，又假员外散骑常侍。阳武子南使宋国，宋主客郎孔道均就邸设会，酒行乐作，均谓公曰：“乐其何如？”公曰：“哀楚有馀，而雅正不足，其细已甚矣，而能久于！”均嘿然而罢。移年而萧氏灭宋。虽延陵之观昔诗，郑公之听宋乐，其若神明矣。朝廷以公使协皇华，原斯光，迁给事中，中书令，总司文史，敷奏惟允，国之律令，是所议定。公长子懿、邕（雍）容和令，器望兼资。早综铨衡，能声徽著。敦诗悦礼，尤精易理。季子道昭，博学明，才冠秘颖。研图注篆，超侍紫幄。公行于前，吏部秘书随其后，凡厥庶寮，莫不钦其人也。于时有识比之三陈(13)。后年不盈记，懿给事黄门侍郎，太常卿，使持节督齐州诸军事，平东将军，齐州刺史。道昭，秘书丞，中书侍郎，司徒谘议通直散骑常侍国子祭酒，秘书监，司州大中正，使持节督光州诸军事平东将军，光州刺史。父官子宠，才德相承，海内敬其荣也。先时假公太常卿，荧阳侯，诣长安拜燕宣王庙。还，解太常，其给事中，中书令，侯如故。纵容凤闱，动斯可则。冠婚丧祭之礼，书疏报问之式之制矣，民行矣，虽位未槐鼎（14）而仁重有馀太和初除使持节安东将军督兖州诸军事兖州刺史南阳公德政宽明化先仁惠 严之治穆如清风桑有敬让之高朝市无鞭戮之刑即道之美，不专於鲁矣。太和中，徵秘书监。春秋六十有七，寝疾于位。凡百君子，莫不悲国秀之永沉，哀道宗之长没。皇上振悼，痛百常往，遣使(15)，赠 策赠有加，谥曰文，祭以太牢(16)，以太和十七年四月廿四日，归葬乎荧阳石门东南十三里，三皇山之阳。於是故吏主薄东郡程天赐等六十人，仰道坟之缅，悲鸿休之未刊，乃相与钦述景行，铭之玄石，以扬非世之美。而作颂曰：
爰鉴往纪，稽览前徽，有贤有圣，靡弗应时。繇实契姒，旦亦协姬，於穆郑公，诞应期。伊昔桓武，并美司徒；恭维我君，世监秘书。三坟 阐，五典允敷(17)，文为辞首，学实宗儒。德秀时哲，望高世族。灼灼独明，亭亭孤 。式胄三雍(18)，邹风(19)再烛。作岳河兖，,泽移草木。庆灵长发,继叶传光。君既挺发，胤亦含章。文义袭轨，朱绂相望。刊石铭德，与日永扬。
永平四年，岁在辛卯，刊上碑在直南。天柱山之阳，此下碑也。以石好故於此刊之。
注释：
(1)胙母弟以命氏———胙，赐。《左传鲁隐公八年》：“胙之土而命之氏”。周宣王封弟姬友于郑，及韩灭郑，子孙以国为氏。
(2)缁衣———《诗·郑风》篇名，《诗序》谓此诗赞美郑桓公，武公父子并为周司徒善于其职。一说是赞美武公好贤之诗。
(3)郑君当时———郑当时为幽公八世孙，是荧阳郑氏的实际祖先。
(4)大夫司农———郑当时后八传至东汉。大夫郑兴，兴生子郑众，众建初中为大司农。传其父《左传》之学，并通《易》、《诗》，世称“先郑”，而称郑玄为“后郑”。
(5)扬州———此处指郑太(通作泰)字公业，众曾孙，少有才略，广交豪杰，与何、荀攸共谋杀董卓，事泄，脱身东归，术以为扬州刺史。
(6)司空豫州———指郑袤，郑太之子，字林叔。晋武帝时晋爵密陵侯，拜司空，固辞，以侯就第卒，谥元。
(7)陵夷、虔刘———陵夷，哀微意。虔刘，残杀意。这两句的意思是帝王之道日益衰微，聪慧之士多被残杀。
(8)三灵———此处指日、月、星。
(9)五百之恒期———《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又《尽心下》曰：“由尧至于汤，五百年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
(10)六籍孔精———六籍同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孔，甚也。
(11)八索九丘———相传为古代书名。《左传》昭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疏引孔安国《尚书序》：“八索乃八卦之说，九丘为九州之志。”后代学者有许多不同说法，但都无实据。
(12)晏平仲、东里子产———晏平仲，名婴，春秋时齐国人。继其父桓子为齐卿，后相景公，以节简力行，名显诸侯。东里，地名。在河南新郑县故城内，春秋郑国大夫子产居此。《论语·宪向》：“东里，子产润色之。”
(13)三陈———当指东汉，陈及子纪、谌，桓帝时为太丘长，以平正名闻乡里，里人有云：“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子纪、元方、谌、季方并有高名。
(14)槐鼎———周时朝廷种三槐九棘，公卿大夫分坐其下，面三槐为三公之位;鼎有三足，故槐鼎具以比喻三公之位。
(15)———(音fenɡ，音suì)向死者赠衣被。
(16)太牢———祭祀时并用牛、羊、豕三牲叫太牢。
(17)三坟、五典———传说为古书名，三坟为伏羲、神农、黄帝之书。五典为少吴、颛琐、高卒、尧、舜之书。皆无实据。
(18)三雍———辟雍、明堂、灵台合称三雍。为天子举行典礼祭祀的场所。
(19)邹风———《列子·汤问》：“微矣子之弹也，虽师旷之清角，邹衍之吹律无以加之。”注：“此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吹律暖之，而禾黍滋也。”唐罗隐诗云：“邹律有风吹不变，郄技无分住应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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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文公碑》是北魏著名的碑刻之一，有上、下两碑。下碑比上碑字迹较大，又稍明晰完好，笔势锋芒可寻，便于我们选学。其书运笔舒畅，字字安适。这种特点是由于它兼融了篆、隶、草的优点而形成。也就是说，它吸收了篆书的婉畅、隶书的宽博、草书的使转等不同特点，而在北魏书法中别具一格。此碑并非全用圆笔，而是方笔居多，风骨凝练，多中锋行笔，刚健中见遒劲。结体宽博庄重，气势磅礴。
摩崖是在山崖石壁上镌刻的文字。摩崖书法，多就山势随意书写、凿刻。笔画长短，字形大小，行间字矩均布置自然。且摩崖多是大字，气势开张磅礴。
摩崖刻石不像碑刻或墓志那样把石料加工平整再书丹镌刻，而是在自然的山石表面上写和刻，笔画自然不能平直。所以，它的苍莽之美往往是大自然赋予的。因为它不像碑刻那样清晰具体，有模糊的一面，也给了临摹者一部分想象的余地，这就是众多人喜爱摩崖的主要原因。将《郑文公碑》笔法特点分析如下：
1.方、圆
《郑文公碑》方笔很多，而感到笔画的圆而且厚。这种圆与厚的感觉不因为几处方劲的起笔、住笔而改变。古人云：“体方用圆”。此话对评价郑碑是非常恰当的。图6-88中“昭、博、学”从外形上看，“昭”字是方笔，其它两字则较圆。其实“与”、“俗”字也是方笔，但不影响圆与厚的感觉。因此，临此碑时，虽起笔方，行笔时一定要笔笔中锋。若写钟鼎文、石鼓文一样力求浑融厚重才好。
2.口、正
初看此碑时，感觉处处宽博平正。而实际上它结构多变，精彩纷呈。碑中“常”字很多，而且是个有中竖的字，很难写出变化来。图6-89中六个“常”字中，一、三、六中线明显偏左。其它则或偏右或居中，可见书者善寓口于正。
图6-90中“阐”字，“监”字，字形极端正，一点也不偏颇。但再看“寮”字，下面的中心轴线与“宀”的点根本不在一条线上。两个“冠”字，特别是第二个，侧势相当突出，十分可爱。“雅”字，“牙”字边极力夸张向左下方的动势，“佳”字旁写得紧凑而偏上，似要离纸飞去。
图6-91中两个“令”字，一个侧重向左，一个伸展向右，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作者正相生的妙处了。“有”字的处理更妙。似乎是一个坏字丑字，而与其它端正字比较起来倒成瑶岛散仙了。
3.曲、直
北碑多给人以刚健、劲直的印象。而《郑文公碑》笔画则是遒劲、蜿蜒。如图6-92“昔”、“皇”、“华”字，横都不平行。试想我们如果把它们都写直了、平行了可就不好了。“再”字“所”字，不仅横画不直，连竖画也不直了。再看“诗”字和“郑”字，用笔刚健劲挺，与上面那些曲笔相映成趣。
4.转、折
写龙门造像或北魏其它碑刻墓志时，用折笔的地方很多，而圆转的地方是比较少的。但《郑文公碑》是转、折并用。而且它的转笔是圆中有方，运行中有停顿，仪态万端，美不胜收。折笔处又十分简洁。图6-93“凤”字右上折横画似乎延长一些，然后再回锋写出竖画，加大了肩的宽度，极精彩。“也”字折笔尖利，非常奇险。“常”、“痛”字都是转折并用，有方有圆，自然生动。“百”字的折笔与一般魏碑相同，折笔处要停顿一下才好。
转笔必须提锋暗转。如图6-94的“而”、“宽”字，有趣的是“宽”字所有的笔画全用圆转，简直像在写篆书。包世臣云“此碑是篆势”，大概就是指这些字多数地方是转折并用。“司”、“草”、“向”字都是。在横画运笔到末尾时，先向下弯曲，再行一小段距离，开始折笔。这种转、折并用正是《郑文公碑》的特色。
5.藏、露
此碑以含蓄、朴厚著称。人们往往会认为它处处藏锋，笔笔收锋，如写篆籀。其实不然，它的妙处正在于“乍显乍晦，若行若藏”。
图6-95“人”字的一撇，如锥画沙，不见锋棱，就连捺也未出锋。“和”字“弗”字均是笔笔藏锋，沉深厚重。但如果全这样也就不精神了，缺少鲜明响亮的笔法。因此，图6-96“之”、“子”字入笔处锋芒毕现，神气十足，既刚健又婀娜。横画不仅起笔露锋，而且出笔处也有类似隶书“波磔”一样的出锋。如“注”字的第一横、末尾出锋，如写隶书。这大概就是包世臣所谓的“分韵”、“草情”。
6.巧、拙
图6-97“前”、“坟”字非常朴拙，但极自然。而“后”字极生动、灵巧。摆在一起相当有趣。图6-98“疏”、“时”字稚拙凋疏，是否有美可寻，可体会一下傅山的话“宁拙毋巧”。
7.动、静
《郑文公碑》与《石门铭》相比，前者静而后者动。康有为形容《石门铭》如“瑶岛散仙，参鸾跨鹤”。相形之下，《郑文公碑》要安静、肃穆得多。但是，《郑文公碑》也不是一味地静，而是静中有动。有些字的动态很突出，甚至真欲冲出纸面。图6-99“时”、“桓”字，两字横平竖直，四平八稳，极安静、庄重。而“何”、“如”二字，则动势很强，笔画的方向、长短、锋芒无一不在加强字的动势。而碑文中夹杂的这些字，静中有动正是此碑艺术成就的重要方面。
8.疏、密
邓石如教人写字，首先强调的是疏密。他说：“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此碑即非常善于处理疏密变化。
图6-100“戮”字左疏右密，戈字既小且密。“义”字左下近中宫处最密。“源”字疏处极疏，把最密处挤到了右侧，因而使得字形非常生动。这也可以理解为“擒、纵”。“戮”字的左撇，“义”字的戈钩，“源”字的左撇，都可以说是纵，特别是“源”字的左撇加上散水的左下点，更加强了纵的效果。
正文《一》
北魏郑道昭写了上下两块《郑文公碑》【1】，上下碑文内容大致相同。因上碑字较模糊，流传较少。所以一般所说的《郑文公碑》，多指下碑而言。清初书风，雍正帝喜爱董其昌，乾隆帝崇尚赵孟俯，书风靡弱，帖学日趋不振。乾嘉间阮元、包世臣继起书坛，宣扬北碑，风气一变，长枪大戟之北碑，遂风靡一时，其中《郑文公碑》尤为特出。
包世臣说“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草篆，不言分者，体近易见也。以《中明坛》题名、 《云峰山五言》验之，为中岳先生书无疑。碑称其才冠秘颖，研图注篆，不虚耳。南朝遗迹惟《鹤铭》、《石阙》二种，萧散骏逸，殊途同归。而《鹤铭》剜泐已甚，《石阙》不过十余字，又系反刻。此碑字逾千言，其空白之处，乃以摩崖石泐，让字均行，并非剥损，真文苑奇珍也。”
此碑自宋赵明诚著录，尔后数百年，金石家罕有言及，至包世臣始抉发而出。世臣以上一段议论，确很精到，而尤要在揭出“字独真正”四字，这正是《郑文公碑》与其他北碑迥然不同之处，也正是《郑文公碑》杰出之处。当隶书向楷书嬗变之际，点划的笔势日见丰富，谁的书法最接近后来的楷书，谁就最先进。本来提倡北碑的优点，主要是变笔势靡弱为雄强，其次为体势的丰富多彩，打破自明代以来群趋阁帖单一之风。但是丰富多变的体势，并不意味着不成熟或过于奇怪。所以单从字体“真正”这个角度衡量,《郑文公碑》就该是首屈一指的。但是最初学习北碑时，只是寻求变格未能注意及此。尤其是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吹捧《爨龙颜》为雄强茂美之宗，又将《石门铭》凌驾于《郑文公碑》之上，北碑的研究方向有所偏离，此后效法北碑成功的名家不多，和这有一定的关系。直到近年，人们才开始强调学习北碑当取体势与唐碑接近的，如《曹望禧造像》之类来学习。但比当初包世臣写《历下笔谭》指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的时候(1820年)已晚了一百多年了。
注释：
【1】郑昭道（公元？—515年）北魏书家。字僖伯，自称中岳先生。荥（xíng）阳（今属河南省）人。官国子祭酒、光州刺史，后人秘书监，谥曰文恭。工书善正书，体势高逸，作大字尢佳。郑道昭书《郑文公碑》这是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郑道昭为了纪念其父所刻。当时郑道昭是光州刺史，刚开始刻在天柱山巅，后来发现掖县南方云峰山的石质较佳，又再重刻。第一次刻的就称为上碑，字比较小，因为石质较差，字多模糊；第二次刻的便称为下碑，字稍大，且也精晰，共有五十一行，每行二十九字，但并没有署名，直至阮元亲临摹拓，且考订为郑道昭的作品后才受至重视。郑文公碑的笔画有方也有圆，或以侧得妍，或以正取势，混合篆势、分韵、草情在一体，刚劲姿媚于一身，堪称不朽。另外南方瘗鹤铭和此碑的风格相似，而且同是摩崖书，刻于江苏丹徒之焦山上，但可惜后来因为石崩碎裂，已无法再见全貌。
正文《二》
.康有为曾说“吾为《郑文公》，而人以为似吴兴”， 但他却不知这正是《郑文公》字体先进成熟的标志，反说：“南飞北朝碑莫不有汉分意，《李仲璇》、 《曹子建》等碑显用篆笔者无论。若《谷朗》、 《郛体》、 《爨宝子》、《鞠彦云》、《吊比干》皆用隶体。《杨大眼》、 《惠感》、《魏灵藏》，波磔极骏厉，犹是隶笔。下逮唐世《伊阙佛龛》、 《道因碑》仍存分、隶遗意。固由馀风未沫，亦托体宜高，否则易失薄弱也。”
这种议论，实属不明书体演变的规律。虽然说得好听，什么托体宜高，实如人知熟食以后，忽然劝人吃生猪肉，以为如此方可保存原味，立意虽佳，其奈人之肠胃何? 又如《伊阙》、 《道因》偶存隶笔，亦如人有尾，美称“返祖”，实不登大雅。而《郑文公碑》在魏碑中绝无此失，所以不但可爱，更是可贵了。
不过在康有为的时代，人们对《郑文公碑》虽没有足够的认识，但康在碑品中仍把“郑文公四十二种”列为妙品之上。这时另一北魏名碑《张猛龙》只不过列在第四等精品之中。但曾几何时，《张猛龙碑》的地位在北碑之中日益升高。几凌驾于《郑文公碑》之上。那又是为了什么呢?可能是由于内在试析起来的原因——《郑文公碑》难写。
正文《三》
《郑文公碑》之难写，一在用笔，一在结体。
《郑文公碑》用笔多变，所谓一波三折之势在碑中已经形成，不似《张猛龙》尚多直笔隶意。近代金石学家镇江鲍鼎先生，生前在无锡国专授文字学，与嘉兴王蘧常教授相友善。书法主写《张猛龙》与《程哲墓志》，以为《郑文公》结体多做作，迹近搔首弄姿，而王先生却善写《郑文公》。
王先生少年时代从嘉兴沈子培(号寐叟)学书，初写《爨宝子》。寐叟见了，不加可否。次日，邀至沈宅，背临 《爨》碑一纸示范。隔一日再请王先生宴集，席间皆嘉兴前辈学者，沈老誉王先生为书坛后起之秀。席散，出旧拓《郑文公碑》八大轴赠予王先生。王先生携归张壁， 日夕对坐凝眸，字与神会，一年，书艺大进，面貌大变。奠定了今日书法大成的基础。
所以书风蕴藉的《郑文公碑》，对于不善学者，易流于形似，失之矫揉，但善学者却可得其转折含蓄之妙。成就与否，在人不在帖，《郑文公碑》之难学，正为其不可幸至，难与不难，其实一也。总之书法如出于学养，则自能妙造自然，不遑假借。
《郑文公碑》除了结体有特色之外，用笔也有特点，也就是被人认为难学的另一个原因。通常将用笔分为方圆两种，而《郑文公碑》则属于圆笔的典型。
正文《四》
但是什么叫做方、圆笔呢?!
近来看了一些文章，似乎未有定论，稽其原因，主要是对笔力、笔势、笔锋，点画形体诸方面的区别与联系未能分析，而尤其误在忽略笔势，而注目字形与点画。
近来谈书法者喜谈中锋，或偶谈方圆笔，皆不易深入。稽其原因，也皆因忽略笔势，而不知此为用笔之根本，历古书家论书，无不专讲笔势。
《广艺舟双楫 缀法》：“古人论书，以势为先。中郎曰“九势”，卫恒曰“书势”，羲之曰“笔势”。盖书，形学也，有形则有势。兵家重形势，拳法亦重扑势，义固相同。”
笔势是活的东西，故有变化，此时柔软的笔锋亦不断随笔势而变化，但变化时由于采取管正锋竖的执笔姿势，笔锋又能依靠笔毛自身的弹性而转正(初学如不知笔势笔锋是不断变化的，单讲中锋、偏锋，将不知如何写字，结果流于描字做字)。
笔势活动的结果在纸上形成的便是点画、是结体，是一个个、一行行的字。所以笔势、笔锋、点画三者是一贯的。
明白了写字用笔的道理，才好讲方圆笔，否则不懂笔锋是从属于变化的笔势，而方圆是指的笔势。如单就笔画的形体来讲方圆就会讲不通，因为你如讲《郑文公碑》是圆笔，旁人会指出《郑文公碑》上带方的点画起笔、收笔来加以反驳，那就讲不下去了.
正文《五》
懂得了方圆是指变化的笔势，再去看康有为论方圆笔，也就能看得懂。
《广艺舟双楫 缀法》：“书法之妙，全在运笔。该举其要，尽于方圆。操纵极熟，自有巧妙。方用顿笔，圆用提笔。提笔中含，顿笔外拓；中含者浑劲，外拓者雄强；中含者篆之法也，外拓者隶之法也。提笔婉而通，顿笔精而密，圆笔者萧散超逸，方笔者凝整沉著。提则筋劲，顿则血融，圆则用抽，方则用絮。圆笔使转用提，而以顿挫出之。方笔使转用顿，而以提絮出之。圆笔用绞，方笔用翻，圆笔不绞则痿，方笔不翻则滞。圆笔出以险，则得劲；方笔出以颇，则得骏。提笔如游丝袅空，顿笔如狮狰蹲地。妙处在方圆并用，不方不圆，亦方亦圆，或体方而用圆，或用方而体圆，或笔方而章法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
这一段文字中涉及提笔、顿笔、中含、外拓诸项，这也都是笔势问题。
谈这一问题前，我们还要再讲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须知笔势的来源仍自笔力，笔势乃由笔力而生。注意到了用笔的根本“笔力”，这些问题便更好懂了。
提笔是用力提，顿笔是用力按，中含是用力收，外拓是用力放。但提、按、收、放，皆另有一相反之力与之撑拒，否则提收则笔离纸，按放则要笔根触纸了。此点必须想明，所以提、按、收、放皆指同时并用大小相等，互相撑拒二力之主要方面。
大致提之力只可顺时针方向转，故为圆势，按之力则为方势，运行时为逆时针方向。
方势、圆笔，又不能单从笔画之曲直分。第一，此种曲直甚微，可以分向背，而难显指曲直。在楷隶之中，即使是圆笔一类，也不能脱离“横平竖直”的根本原则。圆笔之中，应该容许包含直笔，而且大多数是直笔。不要以为一定要把字写成皮球形才是圆笔，要知即使是在大、小篆之中，也并不全是皮球点画。在《论经书诗》中字大这种情况更看得清楚，直笔至多，但 “殖”字、“石”字的长撇，则带弧形。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横画左起平直，至下半笔才做圆曲。如《论经书诗》“高”字是顶横，“赏”字的长横等等都是这个情况。总之，圆笔是指相向的笔势，直是可以的。势越拉得开越近直，就如地球是平面一样，但确和方笔“背”势不同。所以南齐王僧虔有“纤微向背，毫发死生”的话。方圆当从此体会才好。而这纤微的向背才是真见功力的地方(明白固已不易，但要紧的是还要手上写得出来，这才是真正的目的)。
又有人见《郑文公碑》额大字有方形点画，以为这是方笔，实也是误解。方形点画，是由于笔按过度形成的，与方圆笔无关。当然用小笔写圆势，由于笔毛弹性不够则比较困难。但此两事不能混为一谈。如笔运行时，笔势垂直纸面则更不见圆曲而但见平直。譬如车轮旋转皆成直线也。至一体之中方圆互见之变化，实亦由此生来。总之知道方圆指运笔之势，兼及收放之力(实亦是势)势是变化的，虽有方圆之分，但若拘执于一点一画之方圆，必致大误。
正文《六》
懂得方圆指运笔之势之后，便很容易认明《郑文公碑》是提笔圆势。而与起笔收笔处的方棱无关。
那么《郑文公碑》为何难学?原来捉笔难于按笔，圆笔难于方笔，方笔直劲易使得多。
记得 1962年间，曾向沈尹默先生请教学习大小王书次第，先生以为当先学大王内擫法。因为如先练提劲，则笔易飘浮，等下笔劲沉之后，再学圆笔，则不会不沉实。沈先生自己早年也是在《张猛龙碑》上痛下苦功之后，才旁及其它 的。这也就是说从方笔到圆笔是一个初级到高级的过程。
从圆笔和方笔用力的方法上来讲，也是圆笔难于方笔，圆笔出于篆，方笔源于隶。隶法是后出进步的笔法，写起来简捷迅速。清代刘熙载在所著《艺概》中说：“书之有隶，生于篆，如音之有徵，生于宫。故篆取力弇气长，隶取势险节短，盖运笔与奋笔之辨也。”势短节险的奋笔，要比力弇气长的运笔易写得多。这也如初学自行车一样能快不能慢，一慢车就要倒。二者用力也不同，刘熙载分为果敢之力与含忍之力。含忍之力更难。含忍之力一放即成奋笔，这也是圆笔会有直画的原因。
能知道书法不光是中锋，偏锋的问题，就能知道讲求笔力、笔势。笔力有大小，笔势有险峻平易，书法水平就有高低(如书法好坏只分中锋、偏锋，那书法水平就只此两家，而无从分出高低)，就能注意不断锻炼笔力并学习各种笔势。而《郑文公碑》的笔力、笔势正是古今之冠，颠峰非一日可攀，所以人言其难，似是而又实非也。论者至以为其笔力可剖犀兕，搏龙蛇。
《语石》(清，叶昌炽)：“郑道昭云峰山上下碑及《论经书诗》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乔野，如荜路兰缕，进于文明，其笔力之健，可以剖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唐初欧、虞，褚、薛诸家，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书家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举世啖名，称右军为书圣，其实右军书碑无可见。……余谓道昭，书中之圣也。”
《郑文公碑》提按之力，运笔之力均迥绝古今。宜勤学而求，好学而有志者正不畏其难。论《郑文公碑》书体之真正，结体之秀美， 用笔之劲健，大抵如此。
或有人关心道昭书法既如此高超，何以史不载其能书之名。此实丝毫不足为怪，南北朝时代和后代不同，能书与否，可记可不记，不必写字一定要署书家之名。《郑文公碑》还有可能考证出是道昭所书，如《张猛龙碑》迄今根本不知书者姓氏。又书名之显否，亦不能以一时为定评，真正水平高的在当时不一定很出名。即如杜甫号为诗圣，他的诗该是登峰造极的了，可是杜甫生时诗名所及亦有限。先祖柳诒徵先生撰《中国文化史》，碑刻能入选者无多，由于先祖好道昭书，所以，《郑文公碑》不但载于中编《三国以降文物之进步》一章之中，且有一段议论：“以今日碑刻言之，则北人之书，无过于道昭者。千秋论定，不在史传赞否。可知史传不足凭，而人主自立，但有一才一艺，独造其极，绝不患其湮没无闻也。”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山东书法界为《郑文公碑》作如此盛会，便是最有力的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