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窑研究之四： 大雅至朴，大道至简 ——官汝窑瓷器评说
（四）“官汝窑”“民汝窑”和“汝窑系”概念形成的价值
确定“官汝窑”“民汝窑”和“汝窑系”三个概念，对认识汝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许多夹缠不清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一是传世汝窑烧造的时间问题。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先生最早在1987年汝窑遗址发现以前，就推断“从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上溯到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是汝瓷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北宋皇室不惜工本命汝州造青瓷，是因定州白瓷有芒，统治者认为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宋代汝窑的发现与研究——〈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的发现与研究〉成果简介》）1987年汝窑遗址在宝丰发现以后，叶喆民先生依据文献记载的宝丰及大营镇历史沿革，也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但是由于没有“官汝窑”“民汝窑”和“汝窑系”概念，很多人往往把官汝与民汝统统混谈为汝窑，在论及官汝烧造时间时，就常常把官汝与民汝混为一谈，自己摘扯不清不说，经常还为此与别人“商榷”，而由于基础概念定位不准，常常给人鸡与鸭打架的感觉。而众多志士仁人的研究成果表明，即使是清凉寺窑场，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像其他北方瓷窑一样，清凉寺窑场也是一个烧制多品种的综合性瓷窑，按其发展历程可分为五个时期，即北宋早期、北宋中期、北宋晚期、金代、元代。在北宋晚期，其烧瓷达到了一定水平，故被宫廷选中烧造御用瓷器——“官汝窑”。这么长的烧造时间，产品的质量良莠不齐，功用又以民生为主，加之风格相差甚远，都用传世汝窑的标准去论述，谁又能说得清楚？
要言之：汝窑系烧造的时间大概从中晚唐到元初，约400年左右，期间绝大多数时间，绝大多数窑口以烧制民汝为主，只有极短的时间——约20年，极少的窑口——一两个烧制官汝。
二是传世汝窑烧造窑口的性质问题。一直到现在，对汝窑的性质仍然争论不休，代表性的有以下五种观点。（1）官窑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清凉寺天青釉汝瓷烧造区是专为宫廷烧造“御用汝瓷”的瓷窑，是“供御”而不是像越窑、耀州窑、龙泉窑的“贡御”，从而确定汝窑是皇家御用的宫窑性质。（2）贡窑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汝容是民窑，与曾作为贡瓷的越窑秘色瓷、耀州窑青瓷、钧窑瓷一样，汝窑是贡窑。（3）民窑论。持这种观点的人提出了一个反证，即北宋官营手工业管理机构“文思院”有若干分工细致的各种手工艺机构，即“作”，惟独没有陶瓷“作”，再结合故宫旧藏流传的不可靠性和其它文献，认为汝窑“非官营手工业的职能”。（4）贡—官中间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汝窑具有官方性质，但是从《清波杂志》所记载的落选品可以出卖的情形看，是从贡瓷走向官窑的中间阶段。（5）多元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从瓷片堆积情况看，主要是挖沟或挖坑埋藏废品，属于宫窑性质，但是认为“这一窑场是北宋中央政府的官窑还是地方政府的官窑，目前还有待研究。”同时认为“汝窑瓷器烧造可能呈现出了一种多元化的烧造格局。”
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都不能让人心服口服。其主要原因是很多研究者都自觉不自觉地用现在的标准去生搬硬套发生在一千年前的事，而不是就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去认识、研究当时发生的事情。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从挖掘资料看，清凉寺窑场从北宋早期一直烧到元初，期间计二百余年，只有到了北宋晚期的宋哲宗元祐元年至宋徽宗崇宁五年的二十年间，因为宫廷需要，在特选的窑口、用特选的窑工，生产出了有特殊要求的产品——官汝。所以，你定它叫“官窑”“贡窑”，一定十分牵强；而你叫它纯“民窑”，它又烧造了官汝瓷器。我认为，还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来解释：即“汝窑系”中的宝丰清凉寺窑场在宋哲宗元祐元年至宋徽宗崇宁五年完成了为朝廷烧造“官汝”瓷器。
窑口还是民窑，只是完成了“朝廷定制”任务；而生产过程中，朝廷可能派有“监窑官”。哲宗元祐年间宰相吕公著的曾孙、南宋人吕本中写的《官箴》中记载：“仁庙朝有为京西转运使者，一日见监窑官，问：‘日所烧柴凡几灶？’曰：‘十八九灶。’曰：‘吾所见者十一灶，何也？’窑官愕然。”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在烧制官汝几十年前的宋仁宗（公元1023—1056年在位）时，朝廷即设有“监窑官”；那么，在官汝的烧制过程中，也一定会有这样的设置。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收藏有一件火照，曾被长期当作中国陶瓷史上的珍贵资料。它的珍贵之处在于上面刻有“大观元年岁次丁亥三月望日将作少监监设汝州瓷窑务萧服视合青泑初试火照”33字铭文，说明当时汝窑在烧新产品时，即有“监窑官”察看试制新釉火照，并作了记录。清凉寺窑场挖掘报告表明，被选作烧制朝廷用瓷的区域从面积达几十万平方米的主窑场中分出，另建一处面积不大，但备料、制坯、烧制等各生产工序相对集中的窑区，这个窑区的生产目的已完全不同于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其他窑户了。这样，准确地说，宝丰清凉寺窑场一直是民窑，只有在烧制官汝的二十年间具有官窑的性质，可以看到一些明清官窑的雏形，但还没有完全建立起独立的“贡窑”“官窑”机制。
三是选定传世汝窑烧造窑口的问题。关于选定宝丰清凉寺烧造官汝的原因，最权威的文献记载为南宋人叶寘在《坦斋笔衡》中的记述：“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很多人在解释这句话时，以现在的认知望文生义，将因果关系颠倒了，认为是因为朝廷选在“汝州造青瓷器”，所以才带动了“河北、唐、邓、耀州”生产青瓷，并且是汝州做得最好——“汝窑为魁”。实际情形恰恰相反。对此，母智德先生在《有关汝窑的几个错误认识应当纠正》一文中阐释得非常清楚，“这句话连起来的意思是：‘原因是河北路、（京西南路的）唐州、邓州、（永兴军路的）耀州都有这种青窑器，而汝窑烧制的青窑器质量最好，是居第一位的’。已经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命汝州烧青窑器’之前，汝州已经有了青窑器，而且是诸多窑口中烧得最好的、质量居第一位的，所以才有了‘遂命汝州烧青窑器’的诏令。”汝窑的发掘报告也表明，清凉寺窑从北宋初年就开始烧造瓷器，北宋前期就生产了珍珠地划花瓷、低温黄绿彩釉瓷等当时的高档精品的瓷器，青瓷生产的水平也很高，因此，才被官府选作烧制特质的窑场。
官汝这样诞生，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任何一种巧夺天工的优质瓷器的诞生，一定要有物质储备、技术储备、人才储备。比如秘色瓷，她是在经过越窑千年窑火的淬炼后才涅槃而生的，而绝不会是在一个凭空出现的“秘色窑”中产生；再比如柴窑，她也一定是在一个成熟的窑口，集中优质的物质资源、技术资源、人才资源，经过集体攻关才能横空出世的。同样，官汝也一定是在青瓷技术成熟的基础上，在更高的文化追求、更高的审美追求、更高的工艺追求中诞生的。因此，最优秀的瓷器都是娇贵的、珍稀的，是凡尘间的神品，俗人难得一睹芳容，也正因为如此，有道是“高处不胜寒”“世间尤物难留连”，这些瓷器神品的命运往往是昙花一现，令人唏嘘再三！
四是传世汝窑烧造的产品品质问题。从大量的考古挖掘所得实物看，无论是整器还是残器，都与传世品存在着质量上的差别。例如，清凉寺出土的所有器物开片绝大多数细密，开片好者罕见，釉色粉青者极少。再如，清凉寺出土的洗类器中，器形的大小差异较明显，圈足洗占相对多数，与上海博物馆藏传世品中的4件和英国达维德基金会的1件留足洗工艺有所不同。这些差别所表明的事实是汝窑系以烧造民汝为主，只有很少的窑口、很短的时间烧制了很少的官汝。
南宋周密在《武林旧事》中曾记载了宋高宗临幸清和郡王府邸，清和郡王张俊向他供奉了珍贵器物和礼品的情况：“绍兴二十一年十月，高宗幸清河郡王第，……清河郡王臣张俊进奉：……汝窑：酒瓶一对、洗一、香炉一、香合一、香球一、盏四只、盒子二、出香一对、大奁一、小奁一。”很多人引用这段史料作为官汝十分珍贵且在当时还是有一定的存世量的证据，但是，从其数量和品种来看，我推测，这批“汝窑”很可能根本就不是官汝，而很可能是民汝之精品而已。
图5：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出土天青釉敞口圈足洗（图片来自网络）
（待续）
（作者：河北承德 刘国臣 初稿完成于2019年8月，2020年12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