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边陲--重拾20世纪80年代“两山”作战》第一章 对越作战历史背景
第一章 对越作战历史背景
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撇开我国对越南人民争取独立自由战争的巨大支持不谈，让我们从美苏冷战正酣的1972年说起。面对前苏联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身陷越战泥潭的美国向大洋彼岸的中国伸出了橄榄枝。
这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之间的坚冰开始融化。中美两国从此开始酝酿关系正常化。
这对当时仍与中国友好而与美军交战的越南来说，却无疑是个坏消息。因为这将意味着中国将有可能减少甚至终止对越南的支持与援助。越南心中不满，转而全面投向苏联。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
中美关系正常化对苏联来说，也是一大坏消息。在中美苏这个大三角中，中苏自六十年代交恶，从此成为死敌，中国也从此成为孤家寡人，环顾四周，并无一个朋友。
苏联原本想利用越南达到对中国在战略上全面实行包围。形势对中国极其险，老一代中国领导人当然看到这一点，尤其是同越南关系逐渐恶化，越南投靠苏联倾向逐渐明显的情况下，如何突破战略上的不利形势以达到对抗苏联的目的，就日益成为中国的迫切需要了。
另一方面，美国在越战中日益不利，失败已成定局。通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使美国了解到了新中国的力量和在地区事务的分量。美国国内开始有人主张同中国全面发展关系，以谋求在亚洲地区实现和平，同时对苏联在亚洲势力扩展进行遏制。
而这一点，竟然同中国的利益惊人的一致。因为中国就是需要寻求这样的战略“盟友”，共同利益使中美一拍即和，接下来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开始关系正常化及建交谈判。
中美接近对越、苏无疑构成重大威胁。苏联加速拉拢越南，促使越南迅速投向苏联，并在南北统一后，立即开始了反华的举动。对内迫害华人华侨，对外频频搔扰我边境，打死打伤我边民及边防军，入侵我国土，拆毁我界碑。
中国政府一向以和为贵的主观愿望对其所行尽力忍让，更进一步强化了越南的自信和野心。
然而，中国并非无能之辈，暂时忍让仅仅是由于时机未成熟，不便大动干戈。当时机来到，便给与越南狠狠教训。
举世瞩目的中越之战，便是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之下，悄悄上演。
1979年1月28日，是中国农历的己未年春节。河内虽然地处热带，但这却是越共中央委员会书记黎笋度过的最寒冷的一个春节，而这也是他的许多士兵能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此时，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南草坪举行仪式，以欢迎外国元首的礼仪欢迎邓小平副总理。五星红旗和星条旗有史以来第一次并排飘扬在美国总统府上空，宾夕法尼亚大街也插满了象征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红旗。小平同志访美过程中被问及对越政策时，胸有成竹地说:“小朋友不听话，该打打屁股了！”
越南，这个经历了30年战争锻炼出来的“世界第三军事强国”在美苏中这个大三角的逐力中再次处于波峰浪谷的险境之中。
反观越南黎笋集团，越南统一后，扩张野心极度膨胀，完全继承了法国“大印支联邦”殖民政策的衣钵（殖民地独立后继成员宗主国对外扩张政策的不在少数，还有一例就是印度对英印政府的“麦克马洪线”照单全收，导致了1962年中印边
界战争），其战略意图与中国发生了冲突，越南的真正目的是要在中南半岛建立一个大越南。虽然在越南战争中得到了中国的大力支持，但此时越南有苏联当后台，成为苏联在东南亚的代言人，冷战的急先锋。越南刚刚赶走美军，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不停的叫嚷是世界第三军事强国，没把中国利益放在考虑之列。
毛泽东主席与越共总书记胡志明 越共胡志明后任总书记黎笋
黎笋集团几年来的一意孤行当然痛快淋漓。打着主权和内政的旗号，不受任何约束，对邻居想打就打，想占就占，被隆隆的战争惯性驱动着。殊不知正义战争胜利后会陷入非正义，终于到了有一天，发现身边的巨人继几年警告之后攥紧了拳头，越南虽大喊不怕却惊出了一身冷汗。
此时的惊慌与昔日的威风形成鲜明对比又恰是正比，黎笋集团开始向被它强奸的国际法和国际舆论频送秋波，匆匆于1978年11月3日与苏联签订两国友好合作条约，吁请联合国安理会制止中国宣布要进行的处罚。
还有比这更无赖的就是1979年1月7月越军队攻占邻邦柬埔寨的首都金边，而1月8日其外交部发布了指责中国当局在中越边界加紧集结大量军队的声明，并由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向安理会递交。
然而这一切都晚了！中国南疆铁流滚滚，大军云集，铁路公路上开进的野战军源源不断，已成箭在弦上弯弓满月之势。黎笋集团虽抱住了苏联的大腿，但是却忘记了他的北方邻居是一个敢于勒紧裤腰带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的强势政权。
这是国际局势，国内因素方面有以下几点：
一、继62年中印之战，69年中苏边境冲突，加上文革动乱，部队已经是久无战事。连年内乱，军队各项工作停滞不前，机构庞大庸肿，战斗力大不如从前。一场大战，无疑能很大程度上，加速军队建设的恢复，同时锻炼战斗力，为未来军队重整旗鼓作预备。
越军开着中国造的坦克攻占金边
二、文革刚结束，百业待兴。中国人民急需强化凝聚力以便进行国家重建。而战争无疑是凝聚民心的灵丹妙药，一则振奋民心，二则显示国威军威，一扫文革内乱的秽气。
三、领导集团的政治需要。毛泽东主席逝世后，继任者华国锋继续执行毛泽东主席的“遗训”，继续“文化大革命”。加之华国锋对邓小平复出素来不愿，迟迟不为，军队内部早就心怀不满。关于真理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举国上下皆有除旧迎新之意。虽后来华国锋极不情愿地请邓小平复出，但是也仅让他担任副总理一职，引起众人不服。华国锋乃毛泽东主席后期一手提拔，自然对毛主席奉为神旨，不敢稍有愈越。而国人历经“文化大革命”的无数惨痛经历尤铭刻于心，人心思变。邓小平要实施改革，实施其在江西南昌流放时就酝酿的改革措施，实行改革开放。
可怜越南小霸，此时急匆匆跳出来搞事，岂不正中邓老下怀！天时地利人和，邓皆有之，这仗不打才是怪事！大军早就严阵以待，只等一声令下了！
毛泽东与华国锋 华国锋与邓小平、叶剑英
中越之战一打就是十年，1979-1989。其中胜负自有公论，在此不多说了。
这次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是越南对内迫害华侨华人，对外频频搔扰我边境，打死打伤我边民及边防军。从1978年8月至1979年2月，越方武装挑衅达700余次，入侵中国领土160余处，打死打伤我军民300余人，严重危害中国边境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和中央军委
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 两报发表社论《是可忍，孰不可忍》
作出了实施自卫还击作战的决定。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希望在自己的身边有个具备威胁自己的国家横行霸道！毛主席在对印反击战的那句话:“要打就打出30年和平！”才真正道出了中国人的气魄。现在我们看待建国后我国的几次对外战争，其中都包含着那一代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不是后生晚辈能望其项背的！
1979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是可忍，孰不可忍》。明眼人一望而知，该文已经毫无保留地宣布了中国的最后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