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不仅有乡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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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和国一路同行
她出身地主家庭
读师范时加入地下党
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之后还贵为省长夫人
她是宁海人民的好儿女
很早时，就听说宁海东乡的上彭村出了位省长夫人，丈夫是时任浙江省省长葛洪升，可她姓啥名谁却一概不知，因为是宁海老乡，所以很感自豪，还曾荣耀了好一阵子。最近，因参与到《宁海胡氏录》编撰小组，那天晚上，小组一行与上彭村的胡氏宗亲进行了亲切交流。同姓三分亲，交流中不但了解到上彭胡姓的来龙去脉——同为浙东万一公之后裔，还意外地获悉到那位曾经的省长夫人也是本家，叫胡瑞菇。那晚还和胡瑞菇的胞弟有个零距离的接触。翌日，在胡瑞菇侄女胡影月的热心帮助下，还悉心拜读了胡瑞菇的个人回忆录——《如烟往事》。阅罢，方觉胡瑞菇不同于一般的官太太，而是一个有抱负、有文化素养和受过革命洗礼的女性，一生充满着传奇。
力洋上彭村文化礼堂
进城求学 加入地下党
1932年，胡瑞菇出生在上彭村的一个地主家庭。小学毕业时，成绩名列班级前茅。她从小有志向，为求学，第一次走出家门，跋涉50多里，去县城报考宁海中学，结果未被录取；可她不气馁，继续报读了宁海师范附设“先修班”，一年期满又报考宁海师范学校，想不到又没被录取。两次名落孙山，她仍没退却，更不甘心命运对她的捉弄，在同学的帮助下，几经周折，先赴三门师范寄读，后又折返宁海师范续读，虽是一波三折，可少年意志得到了磨炼。四十年代的宁海师范学校，生活极为艰苦。据胡瑞菇回忆：开始她寄宿在学校，没有床，睡地铺，一张草席一条被很简单；学校的早餐，一桌人仅一只菜和一碗汤，菜是咸菜，汤是酱油汤或盐汤，吃饭动作慢一点，菜就没了；到了夜晚，肚子饿，同学们就让我到食堂偷剩饭充饥；不久，被校方发现，不但挨了批，剩饭里还被掺上了生米。为了提升学习成绩，胡瑞菇还经常相约几位同学爬到学校大礼堂的阁楼去“开夜车”，在阴暗的灯光下时常复习到深夜。1948年秋，胡瑞菇经同学介绍结识了城区地下党负责人孔扬，不久便加入到地下党组织，为安全还改姓名为金若芝。党组织在学校成立了“卓娅”小组，其任务是：阅读进步书刊，团结进步同学，传播革命思想，参加地下党的秘密活动。其间，胡瑞菇还承担着刻蜡纸的任务，经常抄刻领袖的重要讲话、游击区战报和传单到夜深。那时书籍少，油印资料犹显珍贵，大家如获至宝，暗地里互相传阅。夜幕下，胡瑞菇还经常和同学们去张帖革命标语、散发传单。有一次将标语帖到了同院居住的国军连长家门口，第二天发现后气得他暴跳如雷，大骂勤务兵不给力，而同学们却在暗地里拍手称快。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在白色控布中开展地下组织活动，可谓是危机四伏。学友邬时逸和林爱琪，就是在去宁海西乡参加游击工作、夜宿辛岭塘尾巴联络站时，被人告密而英勇牺牲。学校的不少老师和同学也惨遭反动当局的逮捕。新中国成立那天，县里开展庆祝活动。胡瑞菇和同学们组织了秧歌队，扮成了工人、农民、解放军和学生，随游行队伍兴高采烈地从西门跳到了东门，还在校门口合影拍下了最具历史纪念意义的合照。胡瑞菇说，在宁师读书最庆幸的是加入了地下党组织，这是她人生最大的转折。1950年7月，19岁的胡瑞菇师范刚毕业，就被党组织委派到浙江省干校去学习。这期干校是培养“土改”干部，三个月结业后，胡瑞菇被台州地委组织部分派到黄岩、温岭等乡村的土改工作队，开展农村土改工作。“土改”，就是要废除地主剥削的土地，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驻村后，胡瑞菇夜以继日地开展了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划分成份、斗争恶霸地主、分配土地、总结土改成果等一系列工作。那时，土改队员觉悟高，政治性强，胡瑞菇因出身在地主家庭，为了不影响工作，便痛下决心，与地主成份的父亲划清了界限。“土改”工作包罗万象，不分白昼，是项高强度的工作。胡瑞菇由于体弱，经常出现头痛体虚等症状，却从来轻伤不下火线。有一次，由于劳累过度，昏倒在厕所旁，幸得同志们发现，连夜送往温岭抢救才脱离危险，苦得同事们忙碌了一夜，让胡瑞菇深切地感受到了革命同志间的友情。新中国成立不久，反动残余势力和土匪活动猖獗，“土改”工作队还肩负着剿匪反霸任务，于是每个队员配备了步枪，几发子弹，胡瑞菇和土改工作队员与土匪之间还有过几番直面较量。在路东乡土改中，胡瑞菇不但分管一个村，还主管全乡的妇女工作。她号召妇女们要解放思想，还教妇女学唱解放歌，培养了不少妇女积极分子，让她们在土改中发光发热。土改结束时，胡瑞菇撰写的“发动妇女参加土改”的总结材料，被作为典型转发；在岙环乡撰写的“发动群众搞好土改工作”的总结材料，台州地委副书记杨心培汇报听取后，并在集训会上作经验介绍。土改结束后，胡瑞菇领到了上级发给的精美纪念章，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作为永远的纪念。
老葛便是原浙江省省长葛洪升同志。他生于1931年，山东莒县人，南下干部，时年19岁，是土改工作队的队长。刚到工作队时，胡瑞菇对葛队长的印象是：年纪轻轻，体型消瘦，说话细声，操山东口音，爱抽土烟斗。当时有人不服他，可时间一长，觉得他为人随和，思维敏捷，讲话很具逻辑，群众反映较好。在花街乡土改工作队，只有她和葛队长是党员，又是党支部成员，为此经常在一起开会、谈工作和商讨党内事务，次数多了，走得密了，被大家误以为在处对象，谈恋爱。那时有规定，土改时期不能谈恋爱。据胡瑞菇说，那时她一心都扑在工作上，压根儿没那心思，我俩只是上下级关系。只是到后来，当老葛问及我的预备党员为啥还不转正时，因我当时不懂转正程序，事后才补报转了正。打那后，对老葛有了更好的印象，觉得他办事认真，心地正直，能关心体帖人，是个可以信赖的人。1951年8月，土改结束后，胡瑞菇和葛洪升双双被调到地委秘书处。调之前，李生（领导）来找谈话，胡瑞菇就实话直说：不是有人说我俩在相好吗，为何还调在一个单位？李生笑着说：正因为人们说你俩在相好，现在土改结束了，调在一起不是更好吗。直说得胡瑞菇无话可说，似乎是默认的样子。同在一个单位上班，接触机会就多。老葛便主动相约，常在周末邀请胡瑞菇外出去游玩，去看电影，俩人乐趣多多，终于擦出了爱情的火花。1953年初，当胡瑞菇调往台州大众报社工作时，俩人便确定了恋爱关系。胡瑞菇说，老葛根子正，人品好，政治可靠，愿意和他结为终身伴侣；葛洪升也向地委组织部作了汇报，获得组织上的同意。同年春天，便选定在“三.八”妇女节结婚，却因苏共领导斯大林突然逝世，为了沉痛哀悼，推迟到了4月18日。结婚那天，没有七彩的灯，没有醉人的酒，婚礼很简单，秘书处的同志们欢聚在地委的小会议室，吃着喜糖，有说有笑热闹了一番，即为婚礼。新房里没有新床、新被，新郎新娘没有新婚礼服和鲜花，也没拍结婚照，更没婚假。翌日是星期天，因工作忙俩人都去加了班。胡瑞菇说：“那是个火红年代，我们追求的是革命理想，个人事小，国家为重，我俩彼此情投意合，工作愉快，足矣！”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为了工作，胡瑞菇追随着丈夫，从台州到杭州；从杭州到新安江，已几度调动搬迁。1966年，为了支援“三线”建设，水电部决定调老葛去贵州水电九局担任政治部主任。于是，举家又一次搬迁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猫冲四级电站工地，一家8口老小住进了仅20多平米宽、且四处漏风的一间油毛毡房。千里迢迢，长度跋涉，到严重水土不服的荒凉之地，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可胡瑞茹没叫一声苦，也没抱一声怨。面对单位领导的谈话，她还乐观地引用了军营流行的一句话：“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艰苦哪安家。”可世事难预料，人生无坦途。就在到达贵州不到三个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文革”运动席卷而来，老葛受到冲击、诬陷，被打倒了。先是“3.15”交权，被打成“执行资反路线急先锋”，还挂上“三反”分子牌子；到后来愈演愈烈，帽子越戴越大，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限发了一半工资,批斗逐步升级，成了主攻对象，揭批的大字报帖满了工地，还头戴小丑高帽、身穿纸花衣，三天两头的游街批斗，人身也遭到严重攻击，时常是遍体鳞伤，好几次被送往医院。这种非人般的折磨和煎熬谁能挺得住呀！同被批斗、家住隔壁的电站党委副书记车仁光，就是被逼迫得走投无路，在家里悬梁自尽。而老葛个性顽强，不甘心屈服，坚信上级党组织一定会弄清是非，为他雪耻，还他一个公道，因而坚强地挺住了。丈夫受迫害，为妻的肯定没有好日子过。在这长达六年的煎熬中，胡瑞菇被边批判边工作，先被分派做房屋修理事务，规定每天还要学习、批判、写检查，要下班组去参加三班制劳动，后来又调到了“五七”战斗队，直到“解放”。在苦难和煎熬中，胡瑞菇既要承担起家的重任，还要面对人们的冷嘲热讽和外界的压力。可她以惊人的毅力，与苦难作抗衡。她坚定地说，在白色控布中我没倒下，在社会主建设中我没后退，眼下国家遭难，我们受些罪不足为奇，无怨无悔，因为我们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呀！就是这一坚强的信念，在支撑着胡瑞菇在逆境中顽强地忍受，并从容不迫、坚定不移地走向未来。老葛冤案平反后，胡瑞菇跟随着丈夫，响应党的号召，以崭新的观念，开拓的精神，奋进的意志，踏上了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征程。翻阅着《如烟往事》，我们在胡瑞菇如烟的往事中，找到了她的闪光点，那就是对党的“忠诚”。不是吗，就在2002年9月23日，时年古稀的她，仍关心着国家的电力发展事业，在《电力报》上撰文道：“国家建设需要电，人民生活需要电，我们要永远铭记电站建设者的艰难困苦和汗马功劳，人人珍惜电，爱护电，节约电，让撒落在祖国各地的一颗颗明珠，更加绚烂夺目。”
注：三反：指反对文革、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主席。
胡瑞菇故居上造起的新楼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