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金代儒士郝天挺书

金代儒士郝天挺是著名诗人元好问的老师。少年元好问因其叔父调任金朝的山西陵川县令，十四岁起随叔父至陵川，即入郝天挺门下，从学六年，由此打下学问根基。郝天挺，字晋卿，山西陵川人，出身儒学世家。郝氏世代读书，皆学而未仕，不慕功名。郝天挺少年早慧，即以善作词赋著称，因早衰多疾，厌倦科举功名，以后虽曾得中进士，两次参加廷试，当了太学生，但无意于仕途。其居乡期间在缙绅中颇负众望。金宣宗贞祐年间，金王朝难以抵挡南下的蒙古铁骑，遂由中都（今北京）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史称“贞祐南渡”。郝天挺一家随金朝南渡，避居于河南，往来于淇、卫等地，其人耿介，性情高傲，宁愿落魄穷困，也不向豪门贵族求乞。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年）十一月初八病逝于河南舞阳寓所，时年57岁，临终前“浩歌自得，不以生死为意”。

郝天挺的《贻范元直书》，即写于“贞祐南渡”期间。此文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编的《历代书信选》（1999年版）中。郝天挺的后代郝经，是元代重臣，谥号“文忠公”，在《先大父墓志铭》中称，在金宣宗迁都汴京时，河阳之城至淮泗间，上下余千里，聚集流民约数百万，皆相从渡河而南，饥疫交迫，死亡十之七八。郝天挺目睹惨状，慨然曰：“坐视天民之毙，仁者不为。”他以一介布衣之身份，遂写信给握有大权的机察使范元直，恳请其命令沿河渡口，“聚公私船，宽其限约，昼夜放渡”，“以救遗民”。据说，此书信上达后，朝廷便发谕旨，令疾速放渡，河朔百姓存活者众多。

这封信很简短，仅130字。书信开门见山，举出三国史实，刘备在当阳之役后虽身处危境，仍不弃遗民，以为：“成大事者，必资于众，人归而弃之不祥！”此事引自《三国志·先主传》，曹兵逼近樊城，刘备遂率军撤退，因民众跟从而行动缓慢，日行仅十余里。有人劝刘备弃众速行，刘备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郝天挺希望范元直辅佐金宣宗，效法刘备之所为，济大事以人为本，厚结人心，关注河朔之民的渡河事。在书信中，郝天挺提出，“夫人心之去就，即天命之绝续也。”他特别强调人民大众的根本作用，国家之兴亡，其实是取决于人心向背的。郝天挺最后劝范元直，“结人心，固天命，中兴之期，庶几可望。”这封信可称为古代书信名篇，言简意赅，境界深远，颇有见地，且用史实与现实相对照，极具说服力。

郝天挺是博学鸿儒，他胸怀广阔，卓有识见。诗人元好问尝从学进士业，郝天挺对他说：“读书不为艺文，选官不为利养，唯通人能之。”他认为，读书仅看重辞藻，做官为的是利禄，这怎么能成为真正儒生的志向呢！他慨叹道，“今人以赋学以速售为功，六经百家分磔缉缀，或篇章句读不知之，幸而得之，不免为庸人。”此一语击中金朝科举之弊病。金人刘祁所撰《归潜志》称：“金朝取士，止以词赋、经义学，士大夫往往局于此，不能多读书。其格法最陋者，词赋状元即授应奉翰林文字，不问其人才何如，故多有不任其事者。”这一批词臣庸官，平时只知唯唯诺诺，歌功颂德，面对复杂的变局则互相推诿，束手无策。这是金朝迅速衰败腐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郝天挺深为叹息，认为：“今之仕多贪腐，皆苦寒不能自持耳！”他们汲汲以功名利禄为务，又怎能做到献身国家、为民请命呢！

郝天挺的志节情操亦影响了诗人元好问，元好问之所以突破了风花雪月、吟咏山川的局限，其诗作反映了金、元之际的社会现实及人民的苦难生活，抒发其忧国忧民的情思，与郝天挺为师之道的思想浸染是分不开的。郝天挺病逝后，元好问写了《郝先生墓志铭》，赴河南舞阳去吊唁恩师。

此外，元好问亦有一门人也叫郝天挺。元好问讲诗的选本《唐诗鼓吹集》十卷，即为其所笺注行世。这位元代的郝天挺，字继先，为朵鲁别族人，官职为河东行省五路军民万户。两位郝天挺，一是元好问老师，一是元好问门人，此亦历史上的一桩趣话。（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