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朔源】杨炼：屈原诗，隐没的源头（下篇）

杨炼2019年11月在汨罗江采风中朗诵诗

当代中文诗，是一种双向写作：既面对当下，又重构传统。后者尤其重要，因为古典杰作，并非简单的罗列。它们的秩序，随当代诗人的参与而不停调整。简言之，每个当代诗人，必须筛选自己的“传统”。
有人曾谓我“只粉屈原”，稍加更正，那应该是“屈原诗”。屈原之名，哪个不晓？但真正含义是什么？却罕见深究。所谓屈原研究，常落入连篇累牍的训诂考据，把象腿都摸烂了，却不知大象在哪儿！两千三百年过去了，只剩时间之老和一大堆空洞的赞颂，屈原之孤独，也算世界奇观了。 
庚子年初，病毒封门，我用了两个多月时间，终于达成夙愿，完成了这篇长文《屈原诗，隐没的源头》，内含五章，分别标题：一、屈原之谜——灵均之实；二、《天问》——诗人思想家的定位；三、《离骚》及其他——从抒情史诗到空间诗学；四、“诗家”——诸子百家之根；五、“思想之诗”——当代传统。这五部分，内在贯穿，是一个层层递进的整体。我自己的写作，传统的反思，这自觉的全球意义，都归结到了屈原诗那个精神源头上。这最重要的源头，仍然隐没着吗？抑或终于开始浮出水面？反证了一种超越时空的深度？我当然认为是后者。 
与我缘分匪浅的《上海文学》杂志，为此文开辟《屈辞溯源》专栏，连载发表。现在智岚把它制成上、下两个微信链接，可存可批，求教于方家，更有意义。入宝山而空手归，是华语诗人的不幸。我希望此文，能导向一个结论：当代世界，不仅需要诗人，更需要——诗人思想家！

屈原诗，隐没的源头（下篇）

作者：杨 炼

四、“诗家”——诸子百家之根
我曾把李白比喻成一道飞瀑，把杜甫比喻成一株劲松，但屈原诗，甚至不是一座异峰，那些巨作组成一整道山脉，突起在一片思想的高原之上。
这高原，就是先秦诸子百家——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
今天的人们，怕是难以想象，那是个思想多么活跃、精神何等璀璨的时代。春秋战国，短短几百年，大动荡的现实刺激下，各种观念潮涌浪激：老子论道，孔子谈仁，墨子讲兼爱，庄子尚逍遥，法家立行刑之规，名家有名实之辩，阴阳纵横家游走列国，舌粲莲花……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将其归纳成六大家：道、儒、墨、法、名、阴阳；班固归纳成十家：道、儒、墨、法、名、阴阳、农、纵横、杂、小说。朝堂之上，学宫之中，乡野之间，一个个充满个性、特立独行的人物，组成了一个千载难逢的“爱思想”、大自由的时代！
但这一片欢腾喧嚣中，屈原——屈原诗，却独独缺席。
为什么？
我的回答，或许太简短：因为屈原诗自成一家，它是诸家学说之根，同时是它们的集大成。屈原诗，是迄今未获命名的最大家——“诗家”。
两千多年来，学者们对屈原诗的思想属于哪家哪派争论不休，有儒家说、法家说、道家说、阴阳家说、纵横家说、融合说等等⑧。其中，略为靠谱的是融合说。可惜，这里的“融合”，又常常似盲人摸象，比如从屈原思想略近邹衍，而邹衍与老子同乡，于是说屈原受到道家影响，有“出世观念”（游国恩）。或仅仅因为屈原“生活在由儒到法的过渡时期，他的思想就反映了这种儒、法两家思想的演变”（聂石樵）。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兼容道家、农家（陈子展）。或有儒有法，然非儒非法（周建忠）。詹安泰归纳：“把屈原思想派入某一家的思想体系去，是不容易得出完全正确结论的。但是，如果从相互影响的角度看，则各家的思想学说，都或多或少对屈原有影响。”
可惜，没人能给屈原思想做一个百分比的化学分析，这样一勺烩的说法，等于没说。
先秦时代，是一个辉煌的散文时代。诸子百家，不仅是思想家，更是创作家、文体家、风格家。每种思想，和独属于它的形式，先天生成似的融为一体。此内涵非呈现于此形式不可，无此形式亦无所谓此内涵。由是，“散文”一词，迄今无法找到完美的外语对应。散文诗、诗意论文，都不足以传其神韵。两千多年了，它仍是一个闭锁于汉语／中文之内的独特文体。关于这话题，我有专文《散文断想》讨论之。
或许，屈原诗未被列入百家，原因之一因为它们不是散文。
但，倘若更进一步，让我们剥开文字的斑斓外衣，直探精神内核，则不难发现：存在之思，才是诸子百家思想的真正汇聚点。一如两千年之后的海德格尔所说：“所有伟大的思想家，归根结底只说出了一种思想”——对“存在”追根究底、反复诘难，正是先秦时代最令我们震撼的诗意。
历代评家，不敢（或不能）给屈原诗独家冠名，正因为他们拘泥于文字表象，却忽略了，诗歌，正是一种思想的形式，而屈原诗，是表述思想的最佳形式。
屈原诗——先秦时代的辉煌“诗家”。我说它是诸家学说之根，同时是它们的集大成，并非刻意渲染，危言耸听。
《尚书》语：“诗言志”。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庄子云：诗以道志。荀子说：诗言是其志也。这里，诗言内心之志，而心志须诉诸诗言。一个诗字，志为其内而言为其外，二者为一。由是，诗何止心声，它更深深化入血液、骨髓、细胞、灵魂——真是得“灵均”神韵啊！所以好诗拒绝翻译，一个灵魂如何能复制两次？
语言，是一切感性理性之根。创造性语言，攥紧一切创造性思想之根。
当司马迁感叹“悲其志”，他已触及了屈原诗的根本意义，那就是孔子理想的：君子进德修业，修辞立其诚。换成现代诗人艾略特的说法：小说可以虚构，诗却必须写实。这个“实”，即诗人内心的真实。庞德夸赞汉字：“‘诚’，造得完美无缺”。我一篇文章的标题由此而来，就叫《成于言》，语言透视出的内心，是骗不了人的。
屈原诗的内在层次中，包容了先秦诸家众多思想元素：
数百《天问》，始于一“曰”，“谁说的？”蕴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之意，又置宇宙大化于悬疑（“何本何化”？），因此比道家更实在、更精妙、更高超。浩瀚《离骚》，植根于“内美”与“修能”，不特言“君子”，却饱含了孔子的君子理想。“内美”一词引申出“美人”，无疑指向独立人格，即使“迟暮”也不肯放弃；而百折不回、至死追求的“美政”，又暗合了儒家“成仁”的社会准则。屈原诗的思想同心圆里，“美”的性质一以贯之，环环相扣：人格、思想、社会、行为、文学、生死。内秉天性，外合自然。确实，这里儒、法、道、阴阳、纵横家因素都有，却无一能取代诗家的独特性。细思诗家构成，“提问”是其动能，一路深化；思想是其结构，辩驳神话历史、综合诸子百家等等层次；文学创作，是其存在方式，诗歌的精美形式和思想内涵，同步抵达完美；作品的内部构成，是其“全息”观照外部宇宙的途径。自我和宇宙，一而二，二而一，连真实或隐喻意义上的诗人之死，也已内在于这个完整的系统——老子梦想的“大美”之系统。
言志之“志”？古籍并未明言。而孔子在“不学诗，无以言”后面衔接的，是“不学礼，无以立”，就是说，孔子之“诗”的潜台词是“礼”。那么孔子之“志”，和他的“诗教”理想也相同，曰“思无邪”。这个“志”，显然不指向思想独立，却已埋下了后代独尊儒术文化大一统的种子。司马迁所云“悲其志”，或更贴近屈原诗本意，但也没说清究竟“志”为何物？此外，屈原的自沉，虽然表面上与孔子的“成仁”社会理想颇为相近，但本质上，屈原之死，乃殉美政、美道——诗家之道，而孔子的“成仁”内涵，局限于忠君爱国，二者境界，天差地别。
进一步清晰化：“诗家”在哲学上，既关注存在又不似道家形而上空谈玄学；在社会政治层面上，既强调人格准则又不沦为儒家大一统下的忠孝节义；在文学精神上，既凸显美学境界又不流于庄子式的遁世逍遥；在语言态度上，既对语言极端自觉又超越名家的言义游戏。“诗家”的提问者精神，清晰指出人——个人的思想根基。“诗意”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其中一定已包含了他的（她的）处世原则。所以，屈原诗的个性激情，立足于自我追问。它全然不同于一般群体情绪，动辄诉诸“万岁”或“打倒”的空洞口号。“诗家”，在个人的思想、美学意义上，完全自成一体。
所以，我认为，屈原诗与诸家思想元素之关系，不是简单融合，或拼凑鳞片爪。屈原诗对它们是包容，是统摄，是在高境界上完成超越。一言以蔽之，诗家并非百家中之一家，而是唯一一家——集大成之家。
屈原诗，洋洋二十余篇，不谈诗而处处谈诗——以诗作之存在本身，论证（或曰呈现）诗之意义与方式。这里，“内美”＋“修能”＝灵均，诗无须“谈”，只须“是”。因为作品在呼吸、发育、生长，它们的鲜活，不该囿于“论”的僵死。这一点上，先秦诸子均有共识：老子的“非常道”，孔子的“述而不作”，都暗通屈原诗“让作品说话”的饱满自信。屈原诗，是思想和美学原生态的、混沌未开的整体存在，因而显出张力无穷。相比之下，宋玉之叹“悲哉，秋之为气也！”就既虚且浅了，更不用说后来无数东施效颦。
屈原诗，把诗歌作为思想之形式的特征，发挥到了极致。这里，每一句、每一首都是感觉和思想的最佳凝聚。要张扬感官，就有视、听、嗅、触上肉感兼性感的“香草美人”，供你尽情享受。要深究理性，又有匪夷所思的“谁传道之、何本何化”，挑战你的头脑。它们层次分明：感觉全方位开放，思想冷静清晰；又浑然如一：感性不流于低俗，理性不落入枯涩。灵均怎么做到的？一言以蔽之，让它们彼此激发出深层的美。屈原诗里，感觉、思想从不隔离，相反，它们互动、互补，一同敞开。任举《离骚》一例：“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凤鸟之五色，飞腾之迅疾，如在目前；而“吾令”、“继之（以日夜）”，又远远突破日常感受，闪电般折回诗人自我之表现，原本的外景描绘，一举回归内心的世界。屈原诗此类典型句式，既感觉又思想，既开放又深刻；彻底感觉彻底思想，无限开放无限深刻。挪用我说过的话，这叫做“在思想的深处感觉”——抵达思想纵深的极致时，重新诉诸感官的鲜活；而“说出”什么感性，恰恰印证着具备什么思想深度。这“形而下下”零距离衔接“形而上”，二元一体，一目了然。它们毫不矛盾，只把人的精神领域，拓展到了极致。其结果，呼应着古今中外一切大德：生命和智慧，从来是同一回事。
“诗家”的立身之本，在于“立言”。古今中外诗人莫不如此，这也是诗歌信用之本。可是，诸子百家，谁不“立言”？且梦想立万世之言？那么，诗家之言，为何出众？答案，仍在“诗”这一个字上。诗家之言，不是别的，恰是诗。我曾区别其他文学体裁与诗：其他如小说、戏剧、论文、乃至散文，常可使用现成语言去“表述”内容。但诗歌不同，诗歌专注于开拓语言本身，非找到——抓住那必须如此的语言不可，没有现成的，就得创造、甚或发明它！用创造语言可能性，去拓展感性和思想的领域。由是，诗歌一词，意味着不停往语言——文化之根上浇水，不停迫使语言返回被人类创造的最初一刹那。诗歌创作本质上的反体制、反世俗，盖源于此。这也先天注定了，它的个性化和自由向度。屈原诗在先秦横空出世，集合起至那时为止的所有思想资源，以内美——美政——流亡——立言为贯穿，叙古今之“志”，立独创之“言”，开创（并完成了）了一个思想之诗的传统。当时和以后，任何中国思想、文学大树上的枝叶，要理解自己的“传统”，都必须潜回这条深深隐埋的根上，汲取它强大的养分。我把“诗家”置于诸子百家根基处，这就是理由。
诗家立言之目的，在证道和传道。何为诗家之“道”？关键词只一个字：美。我简而言之，称其为“美道”。首先声明，“美道”不同于唯美的装饰性（尽管它不拒绝装饰），与之相比，“美道”的精神内核，是哲学的。它是经由感受和创造美，完成对存在的体认。西方的“美学”一词，原义为“感性学” ⑨，其意与此相似。《离骚》开宗明义，点明“灵均”、张扬“内美”，即已奠定诗家之道的立足点：一种内在于个人的美感，以此把握和衡量人生诸层次：对自己是“美人”，对社会是“美政”，对文学是“美文”，对大自然是和谐共生，如此层层扩展，统成“美道”——即老子所说之“大美”。诚实的“美”感，不能来自外部传授，必须基于自身体悟。感受到美，则“心安”而“理得”。感受不到时，其扭曲折磨，骗不了自己。最关键的是，这美感植根内心，能支撑人不追随权力和金钱的时髦说辞，哪怕它招引得“世人皆醉”。这样说来，“美道”是否又玄了？不，举个我老爸的例子，他的醒悟，是当文革中官方开始批判贝多芬，作为一生的贝多芬热爱者，他面临着痛苦的抉择：谁错了？一边是该服从的党性，另一边是心里清清楚楚感受的人性之美，怎么办？到底是老爸，最终认定，这内心美感不会错。我父亲今年九十八岁，他人生的小舟，穿过中国历史上最狂风暴雨的一个世纪，没有翻船或迷失航向，原因很简单，听从内心美感导航，而不追随周围人们盲从的那些“真理”，这避免了多少事后悔恨啊。美，像一种抗体，能预先防止“追错”的病毒。道，就在你活生生的心里。
和“美道”反向相映生辉的，是屈原之死标举的精神洁癖。“美”之理想，相对“丑”之现实而存在，而丑，以诗人自杀（并非一般死亡）为极端象征。它成为美道之铁证，激励了无数后人。司马迁“悲其志”，主要以此为旨归。在我看来，屈原之死（或广义的诗人之死），是一个必要的隐喻，指向纯粹精神与蕪杂现实之不兼容。同时，没有蕪杂，亦无从反衬纯粹与高洁。二者必须同在。就是说，秉持“美道”之诗人不得不死，甚至不止死一次。既死于现实人生中的宿命（例如孤寂与流亡），更用每行诗一次次提前演练它。究其然，“美道”之绝对，直指绝境。诗人作为提问者，不能苟安于一时的成功，他争得的越多，突破得越猛，恰如每个刚完成的佳句，都在提升一座悬崖，诗人注定得再次决绝的一跃，跳入那“不可能”的深渊。否则人能苟活，“美道”却必死。所以，屈原那一跳，堪与《神曲》中但丁从地狱向下爬入净界、尼采写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开篇之“下山”相媲美，超越之途，永远不是轻飘飘地向上，而是沉甸甸地向下——以个人形而下下追求之彻底，最终抵达形而上的普遍——每一层地狱，都包含了一种解读人性的语法。所以，司马迁也无须感叹“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将以为类兮”了，屈原“怀石自沉汨罗以死”，正是合殉美与殉道为一，此乃美道早已设定之必然。
本节标题，堂而皇之地命名，“诗家”乃诸子百家之集大成。说来也就在这“彻底”、“决绝”两个词上。这是思想的，也是美学的，在屈原诗里始终合一。
试整理之：“灵均——内美”，确定人格美与人生美之同心圆；“曰”，把持语言与万物命名之关系；“天问——提问者”，一种彻底质疑和追求深度的思维方式；“美人——美政——美道”，一个植根于内心的判断标准，推衍审视周遭世界。“长无绝兮终古”，所有时间都是内在时间，“美文”空间共时地含括一切处境。
那么，一首诗里，堆砌屈原、端午、龙舟、粽子之名，有意义吗？它们和我们每天的书写，有区别吗？“诗家”，是先秦百家之外（之上），唯一绵延不绝、且扩展得无远弗届者。我在无数国际场合，提起《天问》、《离骚》，其思想冲击力，无不令各种语言的诗人拜服。我们从来都在这儿，和大夫一起，书写《这行诗就是我的汨罗江》⑩。
2300年来整个中文诗歌史上，屈原诗／“诗家”，是唯一一个以一人之力开创出的“思想之诗传统”，它汇集先秦思想大活跃的能量，赋予诗歌最高最美的形态——高度思想自觉之形态——并以一系列汉语仅见的长诗和组诗，爆发出亘古未有的创造力，其辉煌至今无人望其项背。殊为可惜的是，这个伟大的“思想之诗传统”，也终结于屈原诗。秦始皇之焚书、汉代以后之独尊儒术，以被权力固定的“天道”，钳制了“天问”的任何可能，这是后来者们先天孱弱的根本原因。也因此，命名“诗家”，更为必要而迫切，因为重新书写这个传统，就在发掘二十一世纪中文诗的远古源头，那个被刻意掩盖和无意忽略的源头，我们自己真正的文学血缘。2300年来，群山岑寂，天宇空荡，屈原诗的、思想之诗的传统，隐没在孤独深处。也许，今天，它终于开始被听到、听懂，引发出迴声了？我们该问，真有能被隐没的源头吗？又或者，杰作从来不会是绝响，它只在等待知音。
五、“思想之诗”——当代传统
当代中文诗遇到的问题，其实屈原诗都遇到过，且给出了最佳回应。
归纳而言，我以为以下三个话题，最为重要：观念性，实验性，经典性。
我依次讨论之。
A．观念性：
看到“观念”一词，谁都会觉得：这太当代了！可其实，环顾古今中外，何时没有“观念”的困惑？一个话题，语境变则角度变，角度变则思维变，思维变则结论变。例如屈原诗，从远古的“巫”文化传统，转型为楚国王统，再变参与战国竞争，最终泯灭于暴秦之手，每个阶段，都在挑战已有的“诗”之观念。另外，从最早的说楚语、发楚声、局限于楚国文化，到加入“国际”——在战国之间充分交流，诗人不得不时时调整、发现自己观念的新定位和新方式，使之适用于不同的言说角色：从占卜吉凶的大巫师，到“应对王侯”的廷臣，到哀叹自殇的流亡者，到弃世遗言的绝命者。一个“诗”字，在屈原诗作间，更换（叠加）过多少重内涵？在这过程中，“诗”的含意被渐次深化，从外在、表层，掘进内在、深层；从诗人自我，到对自我的残酷质疑。每深入一层，诗歌都被重新定义，由此重新定义整个文化和存在。屈原诗——“诗家”的思想之诗，被我称为诸子百家之集大成者，足以代表那个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时代，理由就在它这“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求索精神上。
那么，什么是当代中文诗的“观念性”问题？
“当代／中文／诗”这个词组，已包含了三个观念思考的内容：传统与现代；中文与外语；诗思与书写。每个中文诗人，分分钟沉浸在这些问题中。
一个数千年在语言构成、思维方式、价值系统、判断标准上相对独立发展的文化体系，骤然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冲撞程度更超其上的全球化语境，如何面对？如何稳住自身？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
要问当代中文诗有没有合格的“观念”思考？我一字以答：无。稍宽容一点儿：远远不够。虽然自《诗经》起，我们有3000年写作之“过去”，有100年之新诗，有40年之当代诗，但，有“过去”不等于有“传统”，前者仅指外在时间，后者却必须基于创造性转型的活力，两者含义完全不同。历史语境的剧变，对诗歌反思、整合、开创发生了什么作用？我们对汉字特性、中文书写增加了多少自觉？对中国历史、文化经验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思想启示增加了多少理解？对如何用创作印证这些启示做出了多少努力？一句话，如何让当代中文诗创作，获得全球意义？回答很可悲：几乎空白。绝大多数诗人，只是盲目接受了汉语，然后一通瞎写。最多通过蹩脚的翻译，囤来几个半生不熟的洋标签邯郸学步。我想说，当代中文诗的“观念性”思考，差不多得从零开始！没错，就是零！
和屈原诗遥相呼应，我们的“观念性”思考，也必须在不同方向上全方位展开：
传统的方向：汉字，不只是书写工具，它自有其特性，其中内含着局限和可能。没有对它和中文书写的自觉，诗歌就会沦为低级宣泄，而丧失建构思想、美学“活传统”的能力。我们写下的每个字，背后都隐身站着从3300年前甲骨文被发明以来，蜿蜒至今的整个书写历史，包括和佛经同时引进的梵文音韵学意识（催生唐诗完美形式的最重要推手），与二十世纪经日文转译而来的西方词汇的影响⑪。无论诗作沉重或轻灵，我们都在“重写”整个传统。对这历史感的自觉程度，清清楚楚呈现在一首诗的质量中。我要强调，切忌笼而统之地讨论中文诗歌传统，对我来说，“思想之诗”的传统，与从《诗经》开始、汉代以后被政治文化大一统压缩的“抒情诗传统”全然不同。它们尽管都用汉字书写，但分属两个不同传统，绝不该混淆，否则无法选取正确的判断标准。不知昨天，哪来今天？没有根基，如何创造？简言之，如果你也想在自己的《天问》中“曰”一下，“曰”得出来吗？！
世界的方向：仅仅一世纪前，“世界”还基本上只意味着欧洲，但今天这变成了整张世界地图。欧美继续保持了活力，拉美在文学“爆炸”，俄国东欧在历史曲折中反思，古老文化如希腊、错综处境如阿拉伯，都把地中海搅成了漩涡，非洲也不平静……当代中文诗歌创作，获得了空前巨大的参照系。当年屈原跨出楚国，面对列国时，是否也有过如此震惊？震惊是好事，但能否不止跌跌撞撞地邯郸学步，而是从中“抽思”出滋养我们创作思想，是另一回事。拒绝盲目民族自大，与拒绝盲目自卑同样重要。採拮他山之石，是为了攻自身意识这块“玉”。一如屈原诗对待诸子百家的态度，既开阔又冷静，汲取一切资源，而成就它自身独一无二的思想、美学深度。我们的经验肯定独特，但我们的思想、作品够独特吗？
创新的方向：这是唯一的落点，传统、世界都汇聚于此。跨越2300年，全球化带来又一次辽阔、高级得多的“诸子百家”机遇。世界思想的大汇聚、大筛选，应该（也必须）激发出大创新。如果屈原诗是“思想之诗”传统的先导，那我们必须跟上。诗歌的观念性，就是要提取现实、文化地壳运动的压力，造出创作意识的山脉。我希望读到的“思想之诗”，应当抛弃传统文人式的文字游戏，回到屈原诗清晰的个人立足点，从原创经验里，直面真人生，提出真问题，恢复诗人严肃的思考天职，并以作品充分呈现之。我曾写过一篇幸存者诗刊卷首语《有根的诗》，明确提出“良知之痛”，作为“思想之诗”的标志。由是，“思想之诗”面对的挑战性，大大超过了一般“抒情诗”，因为它的难度，是聚焦现实和文化的全部冲撞力，由诗人思想家（请注意这个新称谓！）铸造成一种思想词典，而非为观念而观念，靠玩弄耸人听闻的标签博取眼球。因此，一度时髦的“后学”，与当代中文诗无关。也可以说，几千年来，什么“后”，也都变成“前”了。线性时间观或简单进化论，不够理解中国现实。我们所亲历的经验，比“时间之痛”惨重得多，只能叫做“无时间之痛”⑪。当代中文诗一如屈原诗，仍在沧桑轮回（外人是否懂得这四个字对我们的分量？）的黑洞深处，发出微弱却不可替代的呼喊。我多年前有《诗，自我怀疑的形式》一文⑫，从标题已可看出《天问》的血缘。2019年创作了《韩退之中元节，或从四面八方坍塌到我们头上的时光》和《倒退的历史诗》⑬，我在试图捕捉这感受。可以肯定地说，“思想之诗”，需要一种对“什么是诗？”的全新理解，而非重复几千年人云亦云的装饰性词语。这很难吗？说难也不难，因为模特就在身边，激荡的当代中国，就是一首大诗，因为没有古代或外来的任何现成模特，想抄作业也不可能，唯有像一支大试管，狠狠摇荡所有思想资源，让诗歌意识的创新，成为这件原版“作品”的有机外延。什么叫史诗意义呀？这，就，是。
中文诗歌界常争论是否该写宏大主题，在我看来，那纯属外行话。带着人生震波的诗作，什么时候是“渺小的”？古老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是世界文化史上极罕见的案例，我们亲历的精神冲撞，赋予了每件作品宿命般宏大而深邃的底蕴。对诗人思想家（我给阿拉伯大诗人阿多尼斯的称谓）和“思想之诗”而言，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吧！
B．实验性：
又是一个现代味十足的词儿。但只要你稍微想想，屈原诗的实验性何其厉害？它才是真正的前不见古人啊！《诗经》已消失在两百年前的地平线下。如今学者们苦心搜罗的寥寥几首民歌（《沧浪歌》、《越人歌》之类），无论主题、规模、形式或语言，哪有《天问》那一口气问遍宇宙的气魄？《离骚》中那一出手就无比成熟完美的双行联句体？屈原的前人，谁能帮忙撑起这些巨作？屈原诗的每首诗，都创造出了前无古人的存在，让一片荒野上赫然耸起诗的塔群。他的惊人之处，体现在每件作品不停推进，真正一首是一首，彼此绝无重复之感，且每一首都如此成熟，抵达了最佳完成度！何谓“实验性”？指的就是这种和观念配套的语言“求索”，包括结构、形式、句式、语感、节奏等等，简言之，一整套文学思维。它们是“全新的”，因为每一套语言，只适用于表述这件作品的思想含量。另一个思想，必须找到非它莫属的另一套语言。极端地说，是思想之“深”，在迫使形式不得不“新”。陈词套话，不仅语言无聊，更意味着无话可说，甚至干脆就是谎言。“灵均”一路走来，以每一灵配每一体，全都一次性使用和抛弃。以一人之力，令“诗家”无比宏富。这有多可怕，只有写诗的人心领神会，我哪怕只想想何来如此创造伟力？都足够头晕目眩！
那么，当代中文诗呢？我们的“实验性”在哪里？
看起来，我们手上的资源不可谓不丰富：诗经、屈原诗，汉朝以来以唐诗宋词为代表的古典诗歌，二十世纪迄今大量的外文诗（翻译）等等，但，量大不等于质高。从白话（经常是有“话”无“文”）对文言文的简单化反叛起，我们的“实验”，就在极低的水准上进行。所谓“现、当代诗”，大多是政治大旗阴影下的分行口号。更惨的是，这些极低的起点，还不停被荒诞的历史归零，我们只得一次次从那零点开始。一个世纪“实验”下来，成果呢？足够原创且完成到位的，聊聊无几！比较一下一首首屈原诗的完成度，当代诗人能不汗颜？！
在我看来，没人能给（该给）当代中文诗的实验性设限。我们的资源是全方位的，创作的实验性也是全方位敞开的。严格意义上，无论自觉与否，我们写下的每行诗，其实都在综合古今中外的元素。白话文抒情诗是如此，“思想之诗”更须如此。细思一下，我们对每天书写的汉字，真正了解吗？对幼儿时已朗朗背诵的古诗，懂得它们究竟“好”在何处吗？中文古诗（尤其唐诗）顶着辉煌的美名，但其实只是空名而已，因为几乎没人对其进行过美学解剖！外国人没做，中国人做得到位吗？不做好经典美学的功课，哪知道实验创新的意义何在？极少的佳例，是庞德这样的大诗人，凭自己的敏感，跨国提炼出“意象主义”，也给了可怜的中文诗人一根救命稻草。但那“原创”，竟然是出口转内销的！我想说，“实验性”，没有方向，或者说一切都是方向。这里，没有向前、向后之别。把时间分成“前”（未来）、“后”（过去），对诗歌有意义吗？谁今天写出一首旧体诗，严守格律规则，又能精彩传达出当代人的复杂感受，那就是一种实验性！当然，这首诗还得经得起杜甫们的检验，这才是难度之所在。我的文章《空间诗学及其他》，把杜甫的《登高》放上手术台，从语言、形式、结构、美学、哲学上探讨了它的内涵⑭，以及这些元素在当代进行创造性转型的可能性。这里，向后其实就是向前——或向四面八方，那无所不在的“前”。在我看来，“思想之诗”的实验性，几乎是无限的。
举两个极端案例：于坚《零档案》⑮，堪称一种“反诗歌”，他罗列我们太熟悉不过的档案资料，用最冷酷实在的方式，突显出生命里“毁灭的诗意”。还有我的《同心圆》第五圜，在充分书写人生漂泊之后，回返语言之根，拆解“诗”这个字，打开组成它的“言、土、寸”三部分，引申出三组诗，写成“一个字里的世界”。这貌似语言学游戏，其实“一个字”，抓住了我们整个历史、文化、思维方式的根基⑯。于坚和我这两首诗，虽然居于具体和抽象两极，但在诗歌意识上，都与抒情诗传统无关，甚至刻意逆反那个传统，因为我们其实属于另一个传统：“思想之诗”的传统——屈原诗和先秦“诗家”的传统。
这两个案例，不该局限“实验性”，事实上，当代中文诗的实验性，朝所有可能敞开。例如，汉字动词无人称、非时态、无单复数之别，它的“共时”性质，内含一种罕见的抽象性，几乎和我们的历史感（或无历史感）先天吻合，甚至难说孰为因果。由是，我们经历的每个历时“事件”，只要写下，就都成了根本的“处境”和“命运”。再进一步，汉字视觉上的具象，加语言内的抽象，形成了世所仅见的语言学怪现象，令人眼花缭乱如科幻电影，中文的乔伊斯（倘若有），难道不能从中获得灵感？此外，从古诗的固定韵律，改造出当代独特设计的韵律；把形音义同体的汉字，拆解开来，重新拼贴；用汉语纯声音的层次（声音、声调），创作“音响诗”；逆反两千年的书写大一统，重新发明各地的方言书写；通过翻译的深度交流，发掘“本地中的世界”  ⑰；甚至直面政治题材但决不空喊口号的“政治诗”；刻意写得色情无比又优雅无比的“色情诗”等等等等，都是全新的、无人涉足的领域，倘若大规模开采，可以想象今日之“诗家”多么五彩斑斓！
要指出的是，实验性的核心意义＝自觉的创造性。自觉改变写法，就在改变所谓“内容”，它们都挑战着诗歌本体，承担深化“元诗意识”之大任。从屈原诗的巨作，到胡适先生儿歌风格的“蝴蝶飞呀飞”，这个意义贯穿始终。
以自觉观之，古典压力，现实困境，外来影响——我们的三大困境，都是资源，它们互动和良性杂交，恰是当代中文诗的超强能源。出版《同心圆》的德国汉莎出版社前总编米歇尔·克吕格说：“我相信《同心圆》将改变世界对当代中文诗的全部认识”。诚哉斯言！
C．经典性：
首先，有人会问，没弄错吧？当代性——经典性，不矛盾吗？我的回答是：一点儿不！原因很简单：当代性，不等于当下性。经典诗作，无须申报身份证，用出生日期验明正身。“当下性”，基本表现在题材上，比如从写农村转向写城市，甚至直接写市场、金钱、互联网，但那并不确保就有“当代性”。屈原诗没写以上那些，因而与当下无关，但它们拥有百分之百的当代性。它们无须占据写作时间的先后、或借“自己和自己比”谋取地区性的相对价值。此类“相对价值”，在诗歌整体参照系里，根本就没有价值，再关起门来自吹自擂也不行。那么，何为当代性？它与经典性是什么关系？
当代——经典性的标准，一言以蔽之：深度。
我们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当代生存，突破了古老的地域界限和单一语种的文化偏狭，一种全新的视野，刺激着当代诗学深化自身。换句话说，我们唯一的参照系，是“共时的古今中外”——屈原诗、杜甫诗、但丁诗、庞德诗，都在其中，不分先后地参与判断。作品有没有、有什么价值？用这个纵横交错的网络审视一下，能立刻清楚看出。这是个绝对意义的竞技场，不让诗人藏身于语种、传统背后自欺欺人。说“我们还没到那个阶段”，你们就哪个阶段也不在。
因此，屈原诗能成为经典，必须经得起全方位的检测，特别是当代。它的当代性，在于谁今天认真读它，都会被一股巨力击倒：那提问者的思想力度，和诗作形式的创造力，永远不会过时，永远给我们感动和激励。一个诗歌思维的方程式，古今中外毫无二致：对现实的深刻忧患，从中提炼哲学、美学思想的能力，诉诸创作形式的完成度。一句必须重复的话：以语言的深度验证思想的深度。它包容2300年，至今保持其思想、美学上清清楚楚的不可替代。
一个古今中外“共时的”参照系，也苛刻地审视着我们，谁也不能回避。
屈原面对过同样的困境，《天问》、《离骚》中那些神话、历史、现实，何止局限于楚国？那就是他面对的“天下”，一个上古的全球化世界。他的思想视野，必须含括那整个时空。这也就是“经典性”的内容：让线性时间，流入诗歌空间，却不流出。它加入作品的质量，成为其深度的有机部分。证之于我们自己，哪个中国人不感到体内沉甸甸的历史重量？有时，它实在太重了！但反问一句：若没有它，你还是你吗？不感到轻飘飘吗？历史，是当代中文诗人太宝贵的财富，我们唯一该做的，是别辜负它。
当代的“思想之诗”，需要一种成熟的意识：那个贯穿时空的思想和美学秩序，就在身边。落到实处，就是回到写作的专业性。
我们不能再靠题材说事，借助外部阐释、回避形式挑战的，都不值得信任。古老的汉字，如何在现代白话文（注意：必须是“文”！）中，重获审美自觉？神似而非形似地，让古典之“雅”，在个性之“野”的激发下，汇聚成新一轮独立思考和艺术创新。一个包含了屈原诗的辉煌传统，确实压力巨大，但，对此自觉，不仅是好事，而且是唯一的出路。相反，蜷缩在几千年颠倒翻炒的句子里，所谓抒情，其实没话找话，才没出息。更惨的是，这种自欺，其实不能欺人。当代中文诗，写来写去，基本上还在自己泥坑里打滚，也算个反证。我们就算不为写出“有全球意义的当代中文诗”而努力，也该为自己没白活一场而努力。
古老的汉字，可能仍在给出启示。它那“共时的”语言学基因，不仅与我们“无时间的痛苦”配套，也恍若天成地不期而然相遇了“9,11”、伊拉克战争、全球化权力和金钱派生的精神空虚、直至眼下看不见地肆虐着人类的新冠病毒，人的处境改变了吗？根本命运改变了吗？《天问》一步到位地质疑了线性时间观、进化论。在价值系统大混乱，社会理念大真空、每个人困惑又无解的当代，谁信我们有个“进化”？无论是否知道屈原之名，谁心里不在像他一样反问自己？
我1985——1989年埋头写了五年的长诗《YI》⑱，像一颗大树，根扎进《易经》，枝叶长在当代。其第二部分，题为《与死亡对称》。它的诗歌语言，拼贴了现代诗、古典叙事、经典原文的片断。只有很多年后，当我在国外粗通英语，才赫然醒悟，幸亏中文动词没有时态变格，那些不同的“时间段落”，才能直接“对”（发第三声）在一起，毫无隔阂地流畅读下去。如果像英语那样分成过去时、现在时等等，这首诗肯定被拆散得七零八落。更重要的是，这首诗处理的“历史”，深深基于我文革插队的感受。对我而言，黄土地上的历史，何曾“过去”？分明是现在，或干脆无始无终！能对称于这无尽死亡的，只有诗，我仍然幼稚、却暗通屈原诗血缘、服膺“美道”的诗。一种《重合的孤独》⑲，源于中国、却能对人类构成启示。我把《YI》称为一件语言装置艺术，其七种形式的诗和三种风格的散文，归纳了我在中国生活三十多年的反思。
古典诗歌美学，依然在加入今天的“思想之诗”。对当代诗人，强调屈原诗开创的形式主义传统，一点儿都不过分。“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文者，章也；章者，法也（“彭咸之所居”！）。书写决不同于口语。如果唐代诗人的幸运，是可以踢同一个形式的足球，且立见高下，那我们的不幸或万幸，就是要为每首诗发明一套足球规则，不仅自圆其说，还得射进球门！我说过，“纯诗”是没有的，但必须把每首诗当作纯诗来写！这里的“纯”，就是指诗作的形式要素。我们写的是汉字，所以古人说的炼字、炼句、炼意，都在笔下。“对仗”提示着视觉的空间，“平仄”要求着音乐的能量，“用典”在指出通过互文重写传统，还有屈原诗最重要的美，一首大作品非它莫属的结构！还有屈原诗高超的哲学，立体处理时空关系的意识……它们都应该在当代转世，且大大拓展之！
贫弱文学的标志，永远是大主题，小形式。更准确地说，文学，无形式即无思想，弱形式只配有弱思想。新诗写了一百年，如果还没能力建立成熟的美学，只能怪我们自己无能，对不起屈原诗那个源头！
1993年，我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床上辗转反侧，组诗《大海停止之处》写到了最后，一个个层次，仿佛海浪一样，用它自己的生命在递进。突然，我跳起来，写下一个句子：“这是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之后掷笔，大出一口气：就是它了！这个意象：一个人站在海岸峭崖上，看着自己乘船出海。它的内涵：所有外在旅程，其实都是内心之旅的一部分。我找到的，仅仅是诗歌结构吗？抑或更是人生的结构？它不止注解了我的海外漂泊，也让我理解了，我的中国经验其实是什么？为何要一再重写中国传统？那就是：把，它，变，成，我，自，己，的，传，统。我们不是一直遵循着这个公式，在向“思想之诗”出海吗？
屈原诗那个源头，从未隐没，谁“发出自己的天问”⑳，它就在谁心里醒来，把他（或她）变成2300年前创始的“诗家”成员。灵均，你能听到穿越时空说出的这些话吗？但愿这一丝理解的温暖，抵达你深深沉溺的孤独，不算太晚。
屈原诗，隐没的源头（注释）
 
①刘石林  整理：《屈原研究综述》
②杨炼：《YI》：参看另附YI注释。
③李振华：《楚辞》、闻一多：《天问释天》等。
④苏州大学文学院施仲贞推荐：一篇颇有见地、而网上佚名的文章《屈原离骚的结构模式》
⑤杨炼：《YI》
⑥马执斌：《屈原为何以彭咸为榜样？》
⑦申小龙：《当代中国音韵学》
⑧刘石林：《屈原研究综述》
⑨刘东：《西方的丑学》
⑩杨炼：《这行诗就是我的汨罗江》
⑪杨炼：《空间诗学及其他》
⑫杨炼：《诗，自我怀疑的形式》
⑬杨炼：《韩退之中元节，或从四面八方坍塌到我们头上的时光》、《倒退的历史诗》
⑭杨炼：《空间诗学及其他》
⑮于坚：《零档案》
⑯杨炼：《同心圆·第五圜》
⑰杨炼：《本地中的世界》
⑱杨炼：《YI》：参看另附YI注释。
⑲杨炼：《重合的孤独》
⑳杨炼：《发出自己的天问》

●杨炼，1955年出生于瑞士，成长于北京。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写诗。1983年，以长诗《诺日朗》轰动大陆诗坛，其后，作品被介绍到海外。他迄今共出版中文诗集十四种、散文集二种、与一部文论集，已被译成三十余种外文。杨炼作品被评论为“像麦克迪尔米德遇见了里尔克，还有一把出鞘的武士刀！”，也被誉为世界上当代中国文学最有代表性的声音之一。杨炼获得的诸多奖项，其中包括意大利苏尔摩纳奖（2019）；雅努斯·潘诺尼乌斯国际诗歌大奖、拉奎来国际文学奖、意大利北-南文学奖等（2018）；英国笔会奖暨英国诗歌书籍协会推荐翻译诗集奖（2017）；台湾首届太平洋国际诗歌奖·累积成就奖、李白诗歌奖提名奖在内的四项中国诗歌奖（2016）；意大利卡普里国际诗歌奖（2014），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12）等等。杨炼于2008年和2011年两次以最高票当选为国际笔会理事。2013年，杨炼获邀成为挪威文学暨自由表达学院院士，2014年至今，杨炼受邀成为汕头大学特聘教授暨驻校作家。自2017年起，他担任1988年创刊的幸存者诗刊双主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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