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教授刘莘：我们的孩子，亟需更高层次的思维培养
看点随着大数据时代与人工智能时代的降临，儿童哲学教育的意义愈加凸显。四川大学哲学与教育学教授刘莘认为，倘若缺乏鉴别和反思能力，即便成年人也容易随大数据之“波”、逐精神下坠之“流”，何况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推行儿童哲学教育便尤为必要——其重心不是传递深奥的哲学思想，而在于助力孩子的精神成长与思维发展。
文丨柯察金 编丨Zemira
如今我们谈思维培养，很多人已习惯于将目光投向STEAM。具体来说，是投向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孩子有了这几门法宝，可谓“走遍天下都不怕”。
然而，如此便真的足够了么？
一些学者对此做出深远思考：除了科技、艺术、语言等技能或视野，我们的孩子是否还需要更高层次的思维培养，从而对他们的精神成长形成更加立体的支撑？
提起“哲学”，也许人们第一反应会觉得“高深”“晦涩”。然而回到“哲学”（philosophy)的原意，其无非是指对“智慧”的“爱”、对自身和世界的有效反思。
四川大学哲学与教育学教授刘莘认为，引导孩子“爱智慧”，不仅需要，在今天还显得尤为必要。
四川大学哲学与教育学教授刘莘
刘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心灵哲学、政治哲学、教育哲学等方面的研究，对于儿童及青少年的成长有长期的观察、思考和实践。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揭开有关儿童哲学教育的“神秘面纱”。
新的时代
儿童哲学教育必不可少
回到前面的问题：在“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为何还要提倡儿童哲学教育？
刘莘教授指出，科学技术及科学思维方法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巨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科学本身并非万能，科学思维也有其自身的边界和局限。
简言之，科学思维隶属于对象化的“客体思维”，而不是反思性的主体思维——于是我们会发现科学有一些解决不了的难题。例如“真理”、“自由”、“实践”这样的概念，便没法由对象化的科学思维处理。
由于科学思维本不隶属于主体思维，它也无力回答价值问题，触及不了形而上的思想，不可能洞悉存在的意义，也不会反思科学技术本身的局限和问题……
故而，科学思维固然重要，但如果我们将其视作万能，将科学技术的有效性当成“作为主体的人”的全部发展目标，就走向了一个将世界单向度化的极端。刘教授坦言：
“如果教育工作者不能意识到这一点，不能为孩子拓展更加立体丰富的思维和精神视野，孩子长大后，就会倾向于将力量强大的科学技术当作把握和理解世界的唯一标准，这无疑会导致思维和精神视野的狭隘化、扁平化和低维化。”
他进一步表示，在基于“机器深度学习”的AI时代，人的各种行为不仅被数据化，且容易被各种智能算法引导。可是，这样的人工智能本身欠缺理性推理，不具有精神维度，不过是利用统计模型而计算出基于过去行为的偏好。
以过去的偏好去引导未来的行为，并非对行为的真正引导。而教育秉承的原理则相反，我们是要以更高维度的精神去修正甚至否定过去的偏好。神化人工智能抑或科学技术，均会自相矛盾地偏离人类的智慧、思想和精神。刘教授这样总结：
“如果我们不想孩子成长为精神生命浅薄的'单向度的人’，不想孩子成为算法主宰的'猎物’，不想孩子丧失对更立体、丰富和精彩的世界的感知力、思考力和行动力，在教育中贯穿哲学理念是极其必要的。”
需要澄清的是，儿童哲学教育与大学课堂里教授的哲学并非一回事，“儿童哲学教育的落脚点是孩子的思维发展和精神成长，它的目标是使得孩子学会立体的多维思考，以及对世界的深度感知与追问。”
目前，我国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问题丛生。对此现状，刘莘教授认为，借助儿童哲学还能使我们的生命教育更加透彻和丰富。
刘莘
在他看来，人的思维或精神实际上是“知”、“情”、“意”的统一体，所以有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是“情”（情绪、情感）的方面有了毛病，实际上是因为“知”（认知）出了问题。
哲学思维的培养有一种化乱为序的力量，可以帮助未成年人以更加理性和超脱的方式看待自己和世界，从而积极地应对各种问题。这种“以理化情”的方式，也与心理咨询师常用的“认知疗法”相契合。
两条路径：
“哲学的”VS “文学的”
那么，儿童哲学教育究竟该如何落地？
刘莘教授认为，理想情况下，儿童哲学的教育教学思想应贯穿到各个学科的教材编写和不同学科的教学中。毫无疑问，这是个庞大的工程，需要教材编写顶层设计的创新、师资培养方式的改革、相应社会文化土壤的支撑。
可如果上述理想状态暂时达不到，该怎么办呢？他表示，可尝试将儿童哲学作为一门独立课程在幼儿园或中小学推广。
这方面，欧美一些哲学传统较深厚的国家已经出现一些可借鉴的方式，也有不少优秀的儿童哲学出版物可以用于教学。可是，此种路径在我国的特殊国情下，会面临一些难以避免的问题：
1. 会给孩子增加额外的课业压力，在“双减”政策下有一定的推广难度；
2. 由于我们的教育文化缺乏对于思辨的系统性支撑，师生交流或生生交流中，容易停留在观点的静态对立中，难以向更高层次演生，这样反而有可能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形成具有消极意义的“思想脱敏”；
3. 特别重要的是，该领域不论学前教育或基础教育，都缺乏训练有素的师资队伍。
刘莘教授不仅是儿童哲学教育的思考者，也是卓有成效的实践者。考虑到上述这条“哲学路径”存在的问题，他提倡以儿童文学读物为媒介去推进儿童哲学教育，亦即通过“文学路径”：
“儿童文学是具象的，有温度和色彩，能够天然贴近孩子们的内心世界，而且优秀的儿童话文学读物往往包含了可以提炼的'哲学母题’。借助这些鲜活有趣的儿童文学文本，既可以培养孩子们的深度阅读的爱好和能力，抵御大数据时代的精神生命的'统计学化’和平庸化，又可以为师生提供有一定深度的话题，为儿童哲学教育打开一个别样的空间。”
刘教授以《城南旧事》为例，为我们作具体说明：
书中写到主角英子读小学时，在自家胡同旁偶然认识了一个青年。英子与他很谈得来，还同他一起读书。但后来，警察利用英子的单纯将这个青年五花大绑，并告知人们这是个小偷。英子的妈妈趁势教育她，让她写篇作文，主题正是“一个人是如何变成贼的”。
可英子决定反抗妈妈，她心中想到的，是与那位青年一起读过的一段话——“金红的太阳是从蓝色的大海升上来的吗？可是它也是从蓝色的天空升上来的呀？我分不出海跟天，我分不出好人跟坏人。”
刘教授强调，善与恶的对立与转换，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母题。教师需将这样的母题提炼出来，将儿童文学读物的文本情节与孩子的生活视野关联在一起，进而激活孩子的自由思考。
哲学母题、文学文本与生活世界，应做到“三位一体”。像《城南旧事》这样的文本，便是很好的教育资源。
刘莘在哈佛大学哲学系
以经典读物来承载儿童哲学教育，还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可以借助现有的师资力量和语文学科。语文教师对儿童文学读物具有天然的敏感性，因此，借助儿童文学读物和语文教学从事儿童哲学教育，在我国国情下会有更多的生长空间。
不过问题在于，语文学科有自己的教学任务和目的，如果注入儿童哲学的内容，是否会与之冲突呢？
刘教授解释道，语文教学有三个直接的目标——促进学生“读”、“写”、“思”的能力。“读”是输入，“写”是输出，“思”是关键枢纽。而无论阅读还是写作，都需要思维的支撑，否则就会造成阅读的食而无味、写作的言之无物。
“在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语文教学课程标准中，也明确将'思维促进’作为语文学科的核心目标。因此，将儿童哲学理念注入语文教学，是顺理成章的事。”
刘教授观察到：“可喜的是，中小学语文界近年来已有改革的声音和实践：将课堂教学时间更多地分配给整本书的阅读和教学，同时压缩教材讲解的内容及学时。这种方式在一些学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孩子们不仅爱上了阅读，而且培养了勤于思考的习惯。”
他进一步表示，这对语文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他们不是非得接受专业的哲学训练——重要的，是认识到语文教育教学对于儿童精神成长和思维促进的特殊意义，并且能够形成基于关键主题的问题意识。
有了这样的认识，反过来便会激发教师的自我成长，促使老师自身成为热爱思考和阅读、懂得如何思考的群体。
*限于篇幅，本文无法详尽展开刘教授对语文教师如何提高思维能力，以及如何通过阅读课堂激发孩子思维。不过，刘教授明年会有相应的著作出版，旨在用儿童哲学的理念助力整本书阅读的教学。
用“心智地图”引领儿童阅读
既然儿童文学文本是我们可利用到的宝贵资源，那么，如何为孩子选择有助于精神成长和思维发展的优质图书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刘莘教授回顾了自己过去几年在儿童阅读方面的创作工作。为了帮助孩子们通过阅读经典来提升对世界的感知力、理解力、想象力和判断力， 他创作了《刘教授经典导读丛书》 。
从安徒生到小王子，从孔子到刘慈欣……在儿童文学海洋的躬身实践中，刘教授对于“适合孩子们的书”有着独到的思考和见解，并总结出三个最重要的指标：
第一个标准是“绝对经典”
刘教授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这个时代，信息过载是常态，越浅的东西传播越快。各种终端涌来的信息，就像一场迫不得已的集体狂欢。”
正因如此，他认为必须为孩子“做有思想的减法”。
所谓“减法”，是指减去非优质读物，减少机械呆板的程式化阅读；所谓“有思想”，是指要凭借儿童哲学理念，为孩子选择经典读物。
在他看来，“绝对经典”就是指经得起时间和口碑检验的、对于精神成长和思维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不会过时的好书。
刘教授推荐的一百本优秀童书
第二个标准是“思维能量”
刘教授强调，既然儿童思维发展是我们的首要目标，那么在经典好书中，要优先为孩子们推荐更有话题性、更易于激发关于自己、社会和世界的思考的书。
例如，英国作家托尔金的《霍比特人》和德国作家恩德的《毛毛》都是传世名作，但如果要在两者间二选一，刘教授会选择《毛毛》。
理由是，《毛毛》涉及的内容是时间问题和对时光流逝中的生活的理解，更具有“思想味”。以此书与孩子们交流，更能激发他们在特定主题下思维的展开。
“另一个例子是民国时期的两本好书——萧红的《呼兰河传》和沈从文的《边城》。以'思维能量’的标准，我会选择前者，因为它能够帮助孩子们理解社会与历史的变迁，思考人的生存状态乃至人性的问题”，刘教授说道。
第三个标准，要考虑“最近发展区”
儿童青少年在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心智发展水平，先天智力、知识水平、家庭环境、地域文化都可对一个孩子的理解能力造成影响。
考虑“最近发展区”的意思是，选择的图书不能过于简单、使孩子感到无趣，也不能仅仅有趣，但对他们的心智成长没有帮助。同时，选择的图书也不能过于复杂、超过孩子的理解力。
“由于'最近发展区’会发生变化，对于儿童推荐的图书应该有基本的分级阅读的概念”，不过，刘教授反对过于机械的分级阅读方案，比如按照年龄或学段来分级，“理由是，孩子们即使处于同一个年级，阅读能力也是因人而异的。而且，不同孩子的心智特征不同，对于不同主题的书的敏感性和消化吸收情况也不同。”
《刘教授经典导读丛书》
因此，刘教授对任何以人工智能之名去构建的分级阅读体系都持怀疑态度，因为人工智能不具备语义理解力，更不具有思想的判断力，只能按照语料库难度的统计学分层处理方式予以分级处理。
可是，语料难度根本不足以成为判断语句难度或篇章难度的充分标准，譬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样的话在语料层面一点都不难，但语义难度却属于很高的级别。
以刘慈欣的《三体》为例，他认为，这样深刻的科幻著作更适合中学生及以上的读者阅读，不适合推荐给小学生。
因为《三体》有很多硬科幻描述，需要一定的知识基础；其所构造“黑暗森林法则”相当灰暗，对于心智不成熟的儿童可能会有消极影响。
尽管有上面的三个图书选择标准，刘教授仍然认为是不充分的。据外滩君了解，刘教授和他的团队目前正在从事一项很有意思的工作——凭借“心智地图”，构建一个“具有必然性的书单”。刘莘教授介绍，“心智地图”的研究“正在路上”，成熟时将公布，以使学生、家长和教师共同受益。
如前所述，刘教授认为人的心智或心灵由“知”、“情”、“意”三个维度构成，每个维度都含有具有支撑意义的若干基本概念。这些概念所代表的心智内容的均衡发展是健康心智的前提。
譬如，在“知”的维度，有“自然”、“生命”、“世界”、“真理”等具有关键意义的一级概念。类似地，在“情”的维度有“爱”、“美”、“情绪”、“幸福”等关键概念，在“意”的维度有“真诚”、“善良”、“自律”、“正义”等关键概念。
而这些一级概念之下还有二级概念，它们之间有逻辑上的分层，也有相互的映射和渗透，足以构成一个可以从必然性的视野去引领阅读和教学的“心智地图”。
在“心智地图”的引领下，可以根据主题概念为经典图书进行分类，从而凸显图书推荐的必然性。例如，按照“心智地图”的指引，儿童青少年在思维发展过程中离不开对于“语言”和“意志”的理解。
虽然关于语言和意志的话题极为复杂，甚至一篇博士论文都不可能说尽相应话题的全部内容，但我们完全可以在孩子的“最近发展区”内，通过书籍引导他们触及这些话题。
这种情况下，为孩子们挑选《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因为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海伦·凯勒，能够以自己的生命奇迹如此生动地触及“语言”和“意志”的话题。
“思想是世界的灯塔，看远一点，儿童思维发展关乎民族精神的提升和人类未来的命运”，刘教授最后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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