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剑鸣：过客（下）｜散文
文/江剑鸣
【作者简介】江剑鸣，四川平武人，四川省作协会员。以乡土散文创作为主，出版有散文集《境界》等三部，短篇小说集《一路风尘》一部。有多篇作品获奖，并有作品入选人教社高中“新人文”读本第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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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后，从研究地方历史的何先生那里，我了解到，磨刀河地处藏兵东进和汉文化西渐拉锯式交错的地带，乡街正在东通利州西达松州的商贸交通带必经之路上，用现在的分类，恐怕应该是几零几的国道，至少是几零几的省道。关于乡街的历史，的确无任何文字记录可查，非常遗憾。但何先生分析，磨刀河应该属于白马人的区域，这里的原住民，可能是白马人。乡街背后的大山那边，就是白马人居住的火鸡沟和白马路十八寨。他还分析，也可能是宋末明初，来自西北的军垦的人留住下来了，因为这里距离甘肃文县很近。我倾向于前一种观点。乡街以上几个大队有姓杨的和姓唐的人，许多高鼻梁，跟白马人脸型接近。他们血液里可能潜藏着白马人的基因。
我读到过平武县的地方党史，记载红军李先念部队从摩天岭撤下来，经过这里，乡街上建立过苏维埃政权。不久，红军又转战北川，不少当地百姓参加了红军。有一年，我在巴中红军碑林，读到红军烈士名录，有几十个来自乡街姓强的，可能还有我生母的亲戚呢。史料还记载，1949年末，国民党败军方业超团经过这里，很快又向松潘方向逃跑了。
我曾站在老石桥上发挥想象：从利州赴龙州或松州的商旅们，赶着骡子，背负盐巴布匹，三五一伙，或孑然一人，在灰暗的天空下，从石桥走过。有迁客，有官员，带三两个仆从，坐轿，或骑马，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从石桥走过。那情景，是多么生动的多么古朴的油画啊！
我曾经问街上的老年人甘表叔：“你知道乡街有多少年历史了？你知道石桥有多少年历史？”
他答：“几百年。”究竟几百年？他答不出。
“乡街兴起于何时？乡街百姓来自何处？谁主持修建的石桥？什么时候建的？”他更答不出。
但他给我讲鲁班的传说，说铁索桥头上的那坨三层楼高的石头，就是鲁班挑来的。本来是要挑去松潘，走到老垭，扁担断了，一坨滚到山那边的古城，一坨滚到了高村。他还说，三国的邓艾，差一点就走拢乡街了。他是把邓艾没有走拢当做乡人的遗憾了，好像如果邓艾走拢了，这里的人会格外幸福。
同样的问题，我也问何先生。先生说，龙安府志、平武县志都没有记载，他也答不出。他是搞历史的，讲究严谨。乡街是一个谜啊！我便是在这个谜里生活了十几年呢！
乡街的历史肯定古老悠久，我相信。虽然有石桥这个实物作证，但没有文字留存，比如乡村志，比如桥头刻一尊石碑。口口相传，最不可靠。被后辈遗忘，是一种必然的悲哀和悲哀的必然。人说不清，石桥又不言。在摩天岭南麓的崇山里，在川西北的峻岭中，被遗忘的乡街，被遗忘的石桥，被遗忘的历史，或许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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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蒋剃头的店门前也很热闹。突然闯一伙手臂上戴着红箍箍的年轻人，把蒋剃头家三根高板凳全搬出去，摆在阶沿上，揪几个戴高帽子的人，站在高板凳上。蒋婆婆不敢阻挡，还一个劲地说“没得啥，没得啥。你们搬，你们搬。”
街上围着几十个最多时百来个社员，说是要开批斗大会，剃头店门前就成了临时会场。在没有娱乐的年代里，开大会可以权且看做是另类的娱乐，而且，台上台下激情互动。高板凳上的人，是公社干部，有时还有老师，我都认得。他们戴着纸糊的高帽子，高帽子上写着字。他们都弯着腰，低着头，像在唱戏。有的胸前挂一个小黑板，或小纸牌子，有的胸口上糊一张白纸，上面都写着黑字，再画上一把红叉叉。有时候，红箍箍还命令高高帽子的人，跪在高板凳上。板凳腿摇晃，咵嚓一声，断了，那些人就重重地绊在地上。一声“哎吆”还没有呻唤出口，屁股上已经挨了几脚，再被揪起来，换根高板凳，又跪。
我一般挤不拢跟前，看不清高帽子上和胸口前写的是什么字——那时候我已经认得很多字了。那些戴红箍箍的人，大都不认识。他们举着镔铁皮子卷成的喇叭敞敞，展劲吼口号，瓮声瓮气，我一句也没有听伸展。
我们几个碎娃儿，有木康娃，有秋波娃，有猫儿娃，在人群后面玩。当听到人们吼口号时，我们瞧一眼。空地上的几只鸡，在口号声里，吓得“噗噗噗”飞下干河沟。几条狗跳进干河沟撵鸡，“汪汪汪”，“咯咯咯”。柳树上的斑鸠，椿芽树上的乌鸦，房檐口的麻雀，都在口号声里，扑棱棱飞向远处。
不吼口号的时候，我们往干河沟里扔石子，比谁扔得远。天擦黑时，我们还站在蒋家房当头空地上，朝干河沟里屙尿，比赛谁飚得高。猫儿娃腿脚不便，不敢走拢堤岸边边上，离起老远就屙。寒风顺着干河沟刮来，石桥头的大柳树和椿芽树，在寒风里抛撒着尚未凋尽的枯叶。那些枯叶，在寒风里乱飘，裹挟着我们的尿骚味，飘向会场上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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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天，老石桥两边栽了几根木杆子，将就几株柳树和椿芽树，钉了些木板，再钉上篾席子，相当于给石桥夹了一道护栏，两个大人那么高。一伙戴红箍箍的人，一夜间就在篾席子上糊满了白纸红纸，写着大字报和大标语。有些字，我认得，更多的，认不得。但我喜欢那上面的漫画：一只巨大的拳头，砸向几个龇牙咧嘴的丑陋小人人。
有时候，另一伙戴红箍箍的人，把戴高帽子的人，揪到高阶沿上，连高板凳都不用。说是揪什么当权派，什么保皇派。戴红箍箍的人，叫造反派，叫红卫兵。那些戴高帽子的人，站在高阶沿边边上，胸前挂着黑牌子，低着头，弯着腰，看不清脸。一两百人聚在土坝子里，伸长颈项望着台子上，像是要瞅什么稀奇。有人把镔铁皮喇叭嚅到嘴上，领头吼口号，大家振臂响应，打到某某某。后来，在房角上挂一只高音喇叭，像一个敞扣扣背篼，朝着土坝子，声音尖炸炸的，震耳朵。有年轻人，冲上台去，揪着戴高帽子的人的领口，使劲往地上按，按跪在地上，在屁股上重重地踢几脚。我曾经想，戴红箍箍的人，与戴高帽子的人，肯定有深仇大恨。不然，咋会如此敌视如此势不两立呢？
我和木康娃秋波娃猫儿娃，有时候也跟着吼口号，跟着举手臂，但吼的什么内容，如今忘得一塌糊涂。倒是那些吼口号的声音，印象深刻，像刀，像剑，在寒风里，冲向乌云浓厚的天空，刺进云层深处。
每逢戴红箍箍的人吆喝要开会时，肉铺子裁缝铺都马上关门。作为供销社和缝纫社的职工，也得带上红箍箍，站在人群中一起开会，一起喊口号，一起举手臂。哪个学徒女人把关门慢了，就会被红箍箍们厉声呵斥：“你要破坏革命吗？”那女人立刻被吓得面如土色。
每每这些时候，那些在石桥上和土坝子里的鸡和狗，都被戴红箍箍的人，撵得远远的，免得它们影响开会。其时，檐口的麻雀和树上的乌鸦，早已躲得无踪无影。
10
千禧年后，我把养母接走，就很少回乡街，很少过石桥了。如今，我到了当年的蒋婆婆那把年纪时，常常想起乡街，想起老石桥和石桥南北的人事。木康娃大名李培林，已经病逝几年了。秋波娃大名李德勤，跑到150公里外的绵阳青义坝，当了上门女婿，据说已经儿孙满堂。只是据说，没有见着。猫儿娃大名李恩贵，独身一人，还在乡街住，他会一直住下去，直到终老。
有一天，我在城里见到木康娃的妹子培会。我们靠着涪江堤上的花岗石栏杆，摆一阵龙门阵。那些花岗石是从我们磨刀河打凿好形状，运来安装的。江水在身后缓缓流淌，夕阳，从老团山斜照过来，把金黄镀在江流和栏杆上，也镀在我们身上。
她说蒋剃头的女子把老石桥边那不规则的老房子撬了，重新盖了楼房，还是开理发店。但她老汉儿和她哥哥病死了，她嫂子出门打工，也在秦岭翻车轧死了。高阶沿还在，开肉铺开裁缝铺的房子还在，破破烂烂，没人住。肉铺子早已没有，逢场天在南边的新街卖肉。缝纫社早搬到新街，但没有人扯布做衣裳了。老石桥南北已经不是街道，石桥没有人走了，只有狗躺在桥上晒肚皮，鸡跳到桥下找食食。青瓦房子木板壁门口摆着青石头的古旧乡街，全被水泥楼“焕然一新”。对于南边田坝里的新街，培会说她很喜欢：“大马路，宽绰！高楼房，洋气！”
乡街老石桥没有垮塌，但它未必再是乡街的灵魂所在。石桥作为以往的交通和时代象征，已经结束了它的意义。它迟早也会垮塌，也会被遗忘，或者抽象成一个记忆中的词语，淹没在众多汉语词汇的海洋里。乡街的灵魂，如今寄托何处？我的心里，禁不住心涌一丝淡淡的愁绪。
问起当年那些恩怨，培会说：“那些站高板凳的，那些戴红箍箍的，都死光球了，还有啥子恩怨哦！蒋志轩，覃安元，刀儿匠些，骨头都化作泥灰灰了。”
老石桥没断，但它死了。乡街的老人们，也先后死了。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最后总是要死的。乡街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人，不断成长起来，这是一种必然。推陈出新，是自然规律，如同田坝里的麦子，一茬，又一茬。
桥就是连接这头到那头，从此岸达彼岸。老石桥是一座空间的桥梁，乡街是一座时间的桥梁，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时间和空间的过客，一代一代，从桥上，从乡街，走过，而且继续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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