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伦敦，我在街头和流浪汉一起生活了40多天
3月24日，伦敦城因新冠疫情封城，大批餐饮、酒店行业从业者因失业无法支付房租后流落街头。伦敦市中心西敏市（City of Westminster）以特拉法加广场为中心，慈善组织与教堂设置了一批救济粮发放点，每天白天都有一百余名流浪汉聚集于这些发粮点，等待领取粮食，夜间则各自散入西敏市及伦敦其它角落休息。后来，有人开始将发粮点称为“鸽子笼”——发粮时常有大批鸽子为拾救济粮的残渣而飞入。
我在4月底首次造访特拉法加广场，并且在接下来的一个半月时间内与一批流浪汉每天共同生活8小时左右，记录了他们在封城期间的流浪生活。
慈善组织发放救济粮
圣所旁的一泡尿
伦敦苏豪区圣帕特里克天主堂外，天主教徒们跪倒着的小路旁，80岁的马来西亚退休老护士王玉治打算撒泡尿。并非她有意当众为之，而是周边厕所于伦敦封锁的特殊时期悉数关闭。
她深知周边众目睽睽。
天主堂的厚重木门旁，不知何时支起了一顶小帐篷。一个黑人长久地跪倒在帐篷里的圣像前，他身后，隔着窄窄的路，苏豪广场的深黑栅栏下，亦是跪倒一片。那尊黑神像不远处，露出王玉治的秘密。她实在顾不得羞耻之心了，所幸与这圣所相接之处，从来不缺肮脏与污秽。流浪汉们喜欢这里。
天主教堂于3时发放完救济粮，又过去几十分钟。鸽子偶尔被汽车轮胎开膛破肚的希腊人街上，已经不见了王玉治的踪影。走下石阶，喷泉池泉水不再时时喷洒，偶有流浪汉在还算清澈的池水里洗澡。
“每个人像是关监牢关了很久，都要往前冲，要打仗。”在特拉法加，王玉治望着又一次飞过的飞机，突然这样说。
因为疫情而封城的时间里，百业停歇。流浪汉无处可去，厨工与服务员悉数下岗。十几家慈善组织与教堂，在西敏市设立了星罗棋布的发粮点，但大体上都聚集在了空旷无人的特拉法加广场周围。
饥饿与困顿下，无家可归之人的心像是鼓着泡泡的热带烂泥塘子，都市警察们不得不强势维持秩序。王玉治一泡尿下去，被警察抓了正着。警官要她说出自己的家庭地址，她顶死不招。
争执几个回合，聚集起来的听众们算是听明白了，作为瘟疫时节没了生计的人，王玉治所执着的无非是一口粮。
王玉治把特拉法加广场唤作“鸽子笼”。本意是说运粮车先会喂饱嗷嗷待哺的流浪汉、讨食者。人嘴边、手里溢出的，落下的，又会送进鸽子的喙里。时日长了，鸽子核桃大小的脑子也有了计较，干脆整日守候在特拉法加。
数月过去，封锁纹丝不动，人们渐渐退化成了广场上那二百余只鸽子，每日痴痴等待着运粮车，领饭，吃饭，消闲。
等待领救济粮的人群 张绮薇 摄
苏豪广场上的鸽群
鸽子笼一座接着一座落成。查令十字路一条大道与诸多小巷串成一串，流浪汉们往复流转，仿佛困守在地狱。
可王玉治像是喜欢上了这个牢笼。她不是无处可去，她是马来西亚来的老移民，在伦敦做护士做了一辈子，年老以后终于有了套房。可房里没人气，她无儿无女也无伴侣。年轻时医院里忙得不可开交的王玉治习惯了在外就餐，甚至懒得开火。教堂、慈善组织公开发粮，她干脆就混迹在一众流浪汉里讨食吃，好歹还能和人说上几句话，消磨时光。她管这没有栅栏的笼子叫“甜蜜的家”。
流浪汉的行李
“棺材”里的苦熬
公园草坪上，金发流浪汉露着半截屁股在沉睡，苍蝇落在他苍白的脚踝上一动不动。吃罢天主堂早饭，皮特·戴蒙德就在草坪对面的长椅上坐着，静若那只苍蝇。长椅另一头，是58岁的香港流浪汉何福。
戴蒙德先前对何福发了脾气，怪他为什么清早走时不叫醒自己，引得警察把睡得太迟的他赶出公园。何福掏出纸巾包大小的黑色塑料口袋，三指捏出一些烟草，卷起了香烟。
何福也有忧愁，英政府松松垮垮的瘟疫管制束缚不住伦敦人。5月，窃贼逐渐增多，被禁足数月后，他们什么都拿——没了标签的瓶装水，上个时代的老直板手机。何福临睡前只能把众多背包拿绳子系起，他也不知道，这些行李还能撑持多长时间。
戴蒙德开始一支接着一支地抽何福自己卷好的香烟。俩人一起，那个装着香烟的小蓝铁皮盒子一天之内就会见底。
几乎无人知晓56岁的流浪汉戴蒙德的前事：未曾读过大学，也已经与拿了电子工程硕士学位的兄弟分道扬镳；去加拿大参加完女友母亲的葬礼，便与女友分了手。那个女人实在是啰啰嗦嗦，对他的生活和工作指手画脚……日子越过越孤单，最后只剩一人的黑色残影而已。
2017年，戴蒙德护照到期而未换新。生活自那时起逐步放缓，又与世界脱节。2019年年末，他正式开始了流浪。勉强称得上与他相熟的流浪汉都知道，形单影只的他，是在用熬时间来应对着骤然停歇的生活。
傍晚，圣马田大教堂的钟楼已成靛青色，干冷的风灌进了路人身上的粗硬劳动布夹克。何福说，伦敦的热不长久，持续不了两周，一眼望不到头的寒意就会到来。
圣马田大教堂
天色更加昏暗，鸽子入笼，从苏豪广场又来到特拉法加。广场上的队伍渐渐拉长，运粮车不知何时能到。何福起身想去领粮。可临了，他又在石阶上上上下下，带着半截断中指的手掌插在裤口袋里，不知做什么好。
于何福而言，后半生处处为笼。流浪的日子里苦熬得久了，人也变得麻木。
过去二十年里，何福丢了魂儿似地在送货生意里大败而归，妻子离婚携儿女出走。万念俱灰之下，他大火烧了送货车，改在餐馆四处打零工为生，居无定所。9年前，他又无缘无故被中介从伦敦北郊的住所里赶出来，来不及清点家当，丢失了大半财产，只能买来一瓶瓶的汽油，作势要往地上泼。终于吸引了警察注意，求得一年半的牢狱生活。
如今，伦敦大半餐馆仍未复工，何福只能再次 流浪。“监狱里的日子也比鸽子笼好过”，何福说。
封城伊始，从法国逃来鸽子笼的流浪汉摩西·卡迪那一度以为熬出头天。21岁那年，他出逃家乡埃塞俄比亚，此后8年里，他穿越了7个国家，各国移民局驴子一样赶他，在哪呆得都不长久。最后，他听说在英国，只要能压低工钱，商户老板会对黑户睁只眼闭只眼，他便拼死随1000人的大船来到伦敦。
哪知赶上了瘟疫，只有鸽子笼还有饭可食。他学着自得其乐，从街上找来报废了没座位的共享单车。车身已经涂满黑漆，看不清原本的颜色。可卡迪那却像是寻到了真正的宝物，四处骑着瞎逛。
车子又像是给他寻来了运气。听人说，有老板正临时招募搬运海货的伙计，英国籍一天50镑，黑户一天给35。黑瘦的卡迪那动了心，他说，第二天，他也许就会去做工。
几日后，警察在大街上撞见卡迪那骑车，勒令他退还单车。招揽伙计的老板也不知为何放了他鸽子。他蹲坐在石砖上，太阳炙烤黑皮，汗水里的盐巴在几日未换的汗衫上留下一条白色项链，像是扼住他焦黑枯瘦的咽喉。
广阔天地又缩回到了笼里的方寸空间，戴蒙德一坐一抽便是一天。逃不出的命运已定，似乎口粮也不重要了。下午，当领粮的人群排成长队，戴蒙德依旧靠着广场的墙角，止不住地吸烟。
值得庆幸的是，笼子里的时光在晚上10时会走到尽头。
那时，戴蒙德与一众流浪汉会拖着家当与背包，穿过南非皇家炮兵塑像旁的小门，那尊黑不溜秋的女人塑像欢迎着无家之人进入圣詹姆斯公园，那是他们选定的过夜之所。
警察不再巡逻，天鹅、鸭子也都偃旗息鼓，嘎嘎的叫声随白天一同消失。黑暗中，人们只能辨认出彼此的轮廓。在没有月光的晚上，他们甚至看不清近在眼前的湖。只有远处已经停止转动的伦敦眼仍在闪着紫色的光。
他们走到因疫情歇业的一家咖啡厅门前，借着手机屏幕光，何福、戴蒙德打开了教堂赠送的睡袋，在木板上铺直卷成一团的布。何福躺了上去，戴蒙德却并不着急，走进了咖啡厅另一头的黑暗中。烟头火点开始明明灭灭。
又是一天熬过。
鸽子笼里的利益江湖
张辉对旁人讲，你知不知道何福为啥一只手总插在裤子口袋里？
旁人迷茫地摇了摇头。
张辉说，你看那手上断了的手指。知道怎么断的不？
何福把头别向广场另一旁，他似乎要被张辉堵在死角里了。
张辉说，知道14K不？香港黑帮。他指定是犯了什么规矩，被人斩了手指的。这里都这样。
何福的半截断中指，在手掌上显得有些突兀，它几乎已经发挥不了功效。此时，它又像是一节带肉的骨刺，被张辉拔出来直插何福的心底。
何福
因为断指传说，张辉便用14K“马仔”名号呼唤何福，何福也给辽宁籍流浪汉张辉起名“土匪”。“马仔”不似马仔，全无黑道习气，“土匪”却像土匪，鸽子笼的贫瘠世界里也要搜刮干净。
30年前，“土匪”张辉还在老家鞍山掌管一所二本高校的食堂。那时，侵吞采购菜品差价，承接红白喜事捞外快已是常事，张辉说一把能攥出油来。中国刚出万元户的时代，他便攒下万余元的资本。
如今，鸽子笼里物资丰足，活下去不难。可想活得好些，要点门道，甚至是“土匪”脾性。张辉深谙此道。
好物件是有的。教堂热食是公认的好；二手皮鞋坚韧如新只有几道扭痕；棉拖鞋底扭曲自如；水蓝色的牛仔裤像鳄鱼紧咬的长嘴拉扯不开；防风夹克不比苏豪区古着店里卖的次……可好东西像是高门大户暗窖里的存货，如果不去时时“搜刮”，几乎没有可能拿下。
张辉英语不会几句，伦敦地铁线路都认不全，却“土匪”似地几座鸽子笼里四处游走，不知疲倦地搜刮好玩意儿。只是艰难时节，不得不压低姿态，多去同教堂与慈善组织之人混个面熟，用词也是英国佬常讲的“预约”，预约皮鞋，预约衣服。交流方式仿佛退回原始人时期，几个词语外加比划——
“这”、“那”、“鞋子”、“衣服”、“好吗”。
“明天”、“周三”、“周六”、“下周”。
回报还是有。张辉的劳动布衬衫与西裤一样接着一样更新，黑色的水桶包里塞满了还没穿过的汗衫、衬衫和食物。
也有铩羽而归的时刻。偶尔，教堂看他打扮得太好，不像流浪汉，甚至不愿意给他东西吃，“土匪”又不懂用英语争辩，只能回笼里骂骂咧咧。何福向来不多拿，也少同慈善组织与教堂的人打交道。于是，“马仔”讥笑“土匪”吃拿得像猪，“土匪”反击“马仔”一无所有。
有时“土匪”也讲点儿江湖义气，多出来的物资便分给同行的众人。何福全身上下的装束，有许许多多都是张辉赠送或是花钱置办的，张辉还时常将吃不完的、未开封的东西送给何福与戴蒙德，然而，两人却转手就送给了其他流浪汉。
何福暗地里责怪张辉，实际上是将不要了的东西送给他和戴蒙德。罐装饮料、小包饼干、巧克力棒几乎日日都有，根本无须他送。本来就沉重的背包装下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会更加沉重。
穷困依然是鸽子笼里的最大原罪。慈善组织有一套自己的时间表，他们总是在中午以及下午来送上咖啡和三明治，只是桌台前面的人群稀稀拉拉。下午四点与五点之间，贴着红色标志的银色厢型车拉来摞起来半人高的塑料篮子，咖啡、茶、水果、沙拉、酸奶、主菜应有尽有，偶尔还有小桶装的冰淇淋。此时，流浪汉在小巷子里拉起几字型蜿蜒曲折的队伍，活像一条颜色暗黑的肠子，来得迟的还得挨着露天简易厕所等饭。“战术小队”一周的绝大多数时候在晚上六点到七点之间出现，140米的队伍迎着夕阳，贪吃蛇样不断延展出去。
攒了一天的食物多得实在吃不完，流浪汉不得不把吃不完的冷食泼到特拉法加广场的地上，汁水、酱料凝固、风化，变成一个个外围毛剌剌的黑圈圈。
人们弃之如敝履的，却是鸽子们的心头好。趁着天还没全擦黑，几十 只鸽子俯冲下来，像是落了一件黑斗篷。它们踩着彼此的翅膀，也要往扔了一地的米粒里挤，直到自己也弄得满头酱料，小脑袋变黄。
习惯了给食日子的流浪汉有时甚至不领慈善组织的情。工作人员拍照拿去宣传，也被流浪汉们骂回。
“对法律你们是屁也不懂。”戴着毛线帽，背着登山包，穷游驴友打扮的青年白人流浪汉说。
上来安抚流浪汉的工作人员劝解不住，一面走回面包车，一面说：“但你们总归是享受了我们的茶和咖啡吧？”
“我们压根儿也没喝。”大热天里也用灰布把头发裹成一团的黑人女子高声答道。
领了食的流浪汉无处可去，坐在国家美术馆门前草坪的石台上闲扯，无人在意所谓社交距离。十年流浪的黑人迈克尔·道格拉斯说，眼下，公共厕所封闭，如果不想对着国家美术馆的墙撒尿，最好去查令十字火车站的厕所。可过不得多久，那里也封关了。
那时，何福与张辉都在广场附近消闲。少年模样的人突然走上前来，要何福的棕色灯芯绒鸭舌帽，不白给，30镑。何福似要时来运转。
前几日倒霉透顶。 何福的电子烟枪一旦开了口子，止不住漏油 。自卷香烟味儿足，但根本经不住戴蒙德和他两人抽。卷烟纸一买一小盒有百十张，过滤嘴用教堂救济粮的牛皮纸袋把手做，唯独便利店里烟草3镑一小包。戴蒙德靠着白皮英籍一个月倒是有几百镑的福利进项，可何福却一无所有。何福的福利在坐牢吃公家饭时已经过期断供，如今没有固定住址更是续接不上。没有进项，兜里的零碎钞票很快就会花精光。
抽烟的何福
先前有一天，张辉告诉何福，神父前一天答应了他会给他些钱。他叫何福一同去圣马田大教堂等着神父。何福应允。
然而，在教堂石阶前苦等了两三个小时以后，神父才从办公室临街小门出现，可他行色匆匆。何福追上去想瞧个仔细，神父却健步如飞，很快就消失在查令十字火车站里。
追着神父跑的何福什么也没有。挨了“土匪”一顿无能的奚落以后，何福只好在石阶上刚刚出摊摆出的二手帽子里，挑选了一顶棕色灯芯绒鸭舌帽。
少年要的就是那顶何福白捡来的帽子，30镑价格迅速成交。不料钱帽刚刚交换主人，几个警察就把少年抓起来，原地搜身。他们搜出了大麻，但这里携带大麻并不稀奇，少年最终还是被警察放走了。
隔天在苏豪广场，张辉说起此事，不住地骂何福贪得无厌。他应该感到庆幸没有被当同伙一并抓起来。哪里会有人为一钱不值的破帽子出价30英镑？不是毒资就是黑钱。
老规矩场景如昨。“土匪”向来把“马仔”当郁郁不得志的黑帮小弟，街头鄙陋之气甚多，贪婪无章法，生财总无道，总要一番敲打。何福默不作声。“马仔”听着“土匪”训斥。
何福大致猜到了那个少年的目的，一顶破帽子值不了30镑。那笔钱一定有问题，但何福还是收下了，他决定为那个少年暂时藏住这笔钱。
街头行话管这叫“过桥”。“马仔”聊起街头，黑道往事依旧在目。
何福是香港粉岭贫民家庭出身，父亲在街上打更，母亲在酒楼洗碗。他小学读完便离开学校，十几岁入了黑帮，明面上点心房学手艺，实则是跑码头。
80年代，他呼人弄船，一船两用，走私豪车到大陆，和偷渡陆人来港。运气够好，一晚上就是200万港币的进账。然后，便是去赌档，去粉档，钱去得比来得更快。
“捞偏门的都没有好下场”，何福是明白的。只是他左思右想都不解，自己为何要受莽夫之气，为何还在流浪。归根结底，他也是挣过 大钱的人。只是刀尖行走十几年，底层马仔也想过安生日子了。
何福娶了英籍香港侍应女为妻，移居英国，也金盆洗手，在餐馆与地下赌档做了几年后，又开始给餐馆送海鲜。日子红火时，一年7万英镑进账，手下几个伙计走车。
没想到，2007年左右，生意莫名其妙下滑，直到无货可送。他想过赖许多人：一周支领300镑的伙计惹下无数罚单，解聘还得额外付一大笔钱；老是有泰国人骗他送货，要他帮忙贩毒……
何福想不明白。
他入了笼，没想到“虎”也随着他入了笼。张辉自封为虎。他曾自豪地说：“我们东北人，是虎，是狼。”
说起来“土匪”当年或许也是地方上的人物，可何福谈起便要强调如今：“没有我，你又在哪里呢？”
在何福决意安定下来的年岁，张辉为躲情妇，想抛下妻儿远走高飞。张辉问熟人，哪里签证下得最快。熟人说，英国。张辉便跑到了英国当厨子。
二十年来他跑遍英国，日子不算差，好的时候日结工资300镑。可如今餐馆歇业，白天里，没了工作的张辉先是在周边小镇的摊子上卖水果。后来，这份工也横竖干不下去：许多白人把亚洲长相的人一律视作瘟疫来源，指着鼻子骂，有时还三五成群上手打。张辉受不了这个气。又因为受不了房东规矩多，他一怒之下搬出住所，睡在公交车上，也算省钱。
何福哂笑，若非他二三月份偶遇张辉，介绍他入笼，恐怕他依然饥一餐饱一餐。他抽起了自卷的香烟，一股烧橡胶轮胎的臭味在广场弥漫开来。在那买帽子的少年被警察盘问，他躲进厕所里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些丢弃在厕所里的大麻叶，便干脆卷进了香烟里。此时他无心掩藏那截断指，便让他裸露出来，像是另一个自己要透个气。而苏豪广场中心的伦敦梧桐下，戴着大黑盖帽的警察们双手插进胸前的背心里，始终在聊天。
寻找马修·庞特尼
马修·庞特尼。名字隐藏于长串的电子邮箱地址里，写在何福衣兜里那张叠成小方块的纸上。地址落款是都市警察。原来是个警官。天主堂方面说，他们帮忙发给他的邮件他从未回复。
何福命里总是少不了警察。3个月前，他从荷兰坐大巴回伦敦，途经法国时法国警察在边境上拦住了他。他们搜出了何福包里的一包白色粉末。何福心想，也许在法国吃牢饭在劫难逃。粉末是何福“提神”用的冰毒。谁知法国警察对粉末检测一番后，居然对他说是维他命D，便放他通过了边境。对此，何福只是说，“我至今都糊糊涂涂”。大巴继续行至伦敦维多利亚车站，英国警察又搜出了那包粉末。这一次，他们不似法国人那样漫不经心，很快把何福送去了泰晤士河南岸的万兹沃斯监狱蹲班房11周，顺便扣下了他的钱包手机与证件留作证据。警局为何福留下的联络人是庞特尼。
何福和皮特·摩尔去了警局寻找庞特尼。摩尔说，我们有预约，要见庞特尼警官。接待员说，系统里并没有你们的预约信息。摩尔问，如果非见不可呢？接待员说，那么你们就得半夜来了，那是他执勤的时间。
何福在一旁默不作声。太复杂的英语，他应付不来。
见不到庞特尼，唯一的身份证件就寻不到了。人的命运就贱价得似一株草，顶无片瓦，若他在这低温中逝去，也就永远无法知晓其名了。
庞特尼究竟在查令十字还是在贝尔格莱维亚？ 午夜，查令十字警局接待员换了个人，从金发女郎换成了光头戴眼镜的黑人，问题也就从庞特尼何时执勤，变成了庞特尼究竟在哪里工作。 接待员在两部电话之间切换，按键像是捉洞中地鼠。 但最终，他依然不知道庞特尼在哪个局。
如果是贝尔格莱维亚局，事情恐怕会麻烦一些。接待员说，因为后者是警察内部专用，不对公众开放。
接待员答应给庞特尼警官打个电话，留通留言，但对方未必今夜会回答。
何福与摩尔决定去外面消磨时间。摩尔说，咱们得去贝局门口堵着他呢。得问每一个出来的警察，你晓得这个人吗？
何福木木然，不说话。
摩尔接着说，我看你还得找个连得上网的人接着发邮件呢。
何福顺着局前路钻进腹腔一样的黑暗里，电话也始终没有打来。
寒冷的日子并不长久。几天后，白天里的暑热也就回归了。
清早，慈善组织圣蒙戈照例来关照苏豪广场。流浪汉三两上前登记信息。姓名上传“街头联络”在线系统，等候的队伍又拉长了。无尽等待的尽头，若旅社中有空余床位，便会有工作人员联络他们，安排住所。
政府已经下拨32亿英镑为流浪汉提供临时庇护所。全国有5000余名流浪汉被收容。但英国广播公司称，4月，伦敦街头仍有900余名无处可去的流浪汉。
何福、张辉、戴蒙德都是其中之一。
最初，何福也近前排队。但因为没有见到庞特尼，圣蒙戈不允许何福加入队伍。
大多数慈善组织难为没有身份证明的流浪汉提供临时住宿。光是这一点，就叫何福的住所之梦掩盖在苏豪广场刺鼻的重重飞絮之中了。但它似乎也近在咫尺，只要能见到庞特尼，寻来证件，就可以挤进虚空中漫长的队伍里了，这多少是个希望。
但张辉内心有隐忧。他说，几十年前，就有从鞍山来英打工的同乡因为交出身份证件，而莫名其妙被遣返回国的故事。因此，他把那本蓝色的返乡证藏得很好。
广场一头，一位圣蒙戈的黑人女员工正来回踱步。沿着步道，她与数名流浪汉交谈完，却在经过戴蒙德时，独独放过了他。
长椅上，戴蒙德也不理会她。身上近一个月没有换过的羽绒背心，肾脏位置已然破洞，白羽毛露出，耷拉着，像是突然没入乱石中的野瀑布。
戴蒙德不信任圣蒙戈，也不肯和那个黑人说话。“我不想要他们的帮助”，他说，“他们就是从人们的苦难里捞钱。” 他曾7次向形形色色的慈善组织提供身份信息，不过从来没有人能把他送进旅社里。
虚空中仿佛有一场争执。离着戴蒙德十几步远，黑人女员工说，戴蒙德实际上两次拒绝了他们的住宿安排。不得已，他们只能跳过戴蒙德，转而考虑其他人的申请。
戴蒙德说，他们说谎。 圣蒙戈从没给过他什么住宿安排的选项。
不过，纵使有住宿机会，戴蒙德的出笼之日也遥遥无期。他没有有效的身份证明。护照过期已有3年。先前，一家旅社为此拒绝了他的住宿申请。地方议会曾答应他，为他开具一份出生证明，只是戴蒙德从未拿到过。
然而，在黑人离去很多天后的一个闷热下午，谈完了日后或移居更为大气的温哥华，或是目下凉爽如秋的苏格兰，或是更为燥热的法国的计划后，戴蒙德想起来什么似地，突然冒出一句：“现在，没有什么比找到住所更重要的了。”
庞特尼突然发邮件给英文不错、又能上网的朋友说，请到贝尔格莱维亚警局会见他，拿回剩余的财物，并且请他代为转告何福。如果从2月底出狱算起，至今也已经有了3个月。绕过维多利亚车站，通往贝尔格莱维亚警局的道路是笔直的一条，这800米路，何福也就走了3个月。
5月底的一场阵雨以后，人们随阴云在苏豪广场中心的亭子聚散。只有戴蒙德长久坐在长椅上，偶尔弓背把手肘立在膝盖，形似孤零零的桥头堡，任由雨水浇湿。
飞絮随雨水沉降。空气中刺鼻的感觉荡然无存。被打湿的绿树与灌木颜色有些暗沉。芍药的红却更甚，似乎要随雨水一道流淌。
苏豪广场的常客少了一些。姜黄色胡子的克里斯偶尔在午后来领些东西吃。但他已经脱去了巨大而肮脏的黑色熊头T恤，换成了轻薄的白衫。一脸的脏灰也洗净，白净的皮肤显露出来。慈善组织“同一片天空下”安排他住进了旅社，日日都可以洗澡。
何福托他帮忙打听住宿的空余床位信息。
“说不定我这周马上也会被踢出来”，虽然先是答应了何福，但克里斯后来又说到此事。街上流言传播开来，似乎政府打算削减为流浪汉提供的临时住宿资金。《曼彻斯特晚报》最先将此事捅了出来，逼得住房与社会福利部出面澄清绝无此事，可这依旧难以安抚人心。
不过，恐慌弥漫之际，何福多少稍微宽心了一些。
多亏新结识的朋友邮件居中联络，何福第一次真正见到了庞特尼。钱包，证件，一样一样地归还给了何福。手机暂时还不能归还，因为警局尚有它用，两周后再来取；至于护照，庞特尼说，警方从来没有拿过护照，自然也就谈不上归还。
那就是丢了。可何福懒得在此事上与警察纠缠。
沿着查令十字路走回苏豪广场时，他打开了卡包，翻出了淡蓝色的驾驶证。那是荷兰的驾驶证，是何福特意更换的。他原本已经盘算好，要在荷兰重新开始生活，奈何总是不能如愿。
公交车内也几乎没有乘客，铁栏杆之间稀疏地系上了黄黑色交杂的胶带。
因为过于炎热，且步行往贝局耗费了相当的体力，何福后决定坐暂时免费的公交车回到苏豪广场。
车行驶得极为缓慢。在西敏市狭窄而又四处是女王灯的街道上，庞大的双层巴士很难开得快。
皮卡迪利街上，伦敦梧桐树皮大都已经褪尽，枝头却沉甸甸的，从绿园边缘的黑铁栅栏里伸出来。唯独镶满三瓣花与兽首纹饰的绿园蓝色铁门旁，树木几乎矮了一半，也相当稀疏，放眼能望见白金汉宫方向的整片蓝天。
何福突然想起两年前的一段旧事。那时，他在绿园附近流浪，睡大街约莫有三周时光。圣蒙戈接济了他，为他安排了临时住宿。不料只一周，警察就来把他带走了。先前一桩东伦敦的袭警案，他居然忘记出庭了。
何福说，不知道为什么，那些警察总要说他袭警了，可他只不过是睡大街而已。
回了苏豪广场，何福远远望见，长椅上一个穿着白色背心的瘦削男人，一只脚始终盘在椅子上，轻轻蹭着大腿。
何福走向那张长椅。一个相熟的马来西亚流浪汉与瘦削的男人正谈得兴起。何福上前时，他们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那一日暑热过重，甚至无风。直到傍晚，余热依然依附着西敏市地面。
寒冷的日子已经远去多时了。旧日里的希冀也是如此。
近半个月前，一辆未贴标识的银车拉来披萨的傍晚，白天暑热已然散尽，风吹来，披萨的香气散落在圣马田大教堂旁的小巷。
克里斯正戴着手套，为流浪汉队伍分发茶与咖啡。通常而言，许多流浪汉会自愿来做分发慈善组织食物、饮料的工作。
他到底没有被从旅馆中踢出去。
5月19日，资助了克里斯的“同一片天空下”声称，他们已经暂时停止接纳更多流浪汉入住旅社。何福、戴蒙德与张辉也很少谈及寻找住所的事情了。
环绕苏豪广场的灌木丛与梧桐树间，砖石路洒上夕阳，染得金黄，如同金色河流流过群山。满世界的金黄中，何福与瘦削男人谈起在伦敦参拜佛像的事情。
何福始终记得一块马来西亚槟城的包金佛牌。
瘦削男人是个马来西亚服装商。先前，服装商对何福说，似乎能帮忙联系上他的前妻。商人碰巧认识一个大名鼎鼎的皮鞋匠，而那个皮鞋匠的侄女，听起来很像是何福的前妻。
过去，何福一直以为她在马来西亚，但不想或许就在伦敦。他思忖，被从恩菲尔德的住所里驱逐出来时丢失的财物，那些皮夹克，古董手表，珠宝与电脑，也许都是被他的前妻拿走了。当然还有那块他们一道去马来西亚槟城求来的包金佛牌。那是他最想要回的。
何福坚信，他会见到他的前妻。
文、图 / 姜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