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路的回忆 那些回不去的时光
听说云南路要拆迁了，前几天我特意顺便从那里路过。去看一看最后的云南路的老房子，因为那里是我从出生、小学、中学都在那里生活过的地方。
我住的大院年久失修已失去昔日的风采。
我以前住的院子是青岛特有的一种，人们称它为“里院”。它与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堂"一样，都是城市里普通居民的典型民居。青岛的“里院”大多建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在有的距今有80多年了。青岛的里院遍布青岛的老城区，并连成片。西镇云南路及其周边地区到处都是里院，俺小时候就听大人们说：里院是日本人建设的，大多是由有钱人建造后出租的，有许多开设了妓院、货栈等。可在查了史料后才知道，建设年代应该是30年之前的多，30年后也有，但比较少。应当说的是这种建筑不是德国人和日本设计、规划建设的，应当是中国人设计建设的，是纯中国的一种构建模式；因为在成片的里院当中也夹杂一些西式单体楼房和日式楼房，这种里院构造，大量居住中国人，成为青岛市的中国民族建筑的一大代表。
我住的里院的一草一木都记载了我从童年到青年的生命痕迹，还有相处十多年的邻居婶子、大爷、大娘们、兄弟姐妹们，在大院里，邻里之间就像一家人似的称呼和相待的。
拆迁前的最后聚会
我住的里院，里面分前后两个院子。里院一般都是两层的结构，地板都是木质的。我家住在2楼，有16户人家，本来就不宽的走廊，每家都砌上煤池子。只有一个水龙头和厕所，是前后2个院子，共有60多户的人家公用的。
到了清晨起床的时候，厕所门前排满了上厕所的人。大家见面的第一句话都是：你吃了吗？有的人回答：还没吃！有的人回答：一会就吃！呵呵，那会听到这话都习以为常。因为都这么说就不觉得奇怪了。现在想来真是好笑。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人的纯朴，也是把能吃上饭当成头等的大事吧。
这是紧挨着云南路的邹县路
那时虽然住的都不宽敞，日子过得都不怎么好。可邻里之间的关系就好像一家人一样。隔着我家3个门的薛爷爷和薛奶奶在我的印象是最深的，我们2楼上16户人家的钥匙白天不在家的时候也都放到他家。细心的薛爷爷在他家的墙壁上钉上了一个木板，是专门挂钥匙的，上面写有每一家的名字。薛爷爷年纪大了，邻居们也都帮着他家提水和买菜。每当邻居们做了好吃的都会送一碗给他们。邻居之间也都是你送我一点我送你一点。就连刚煮出的地瓜我妈妈也会吩咐我给左邻右舍送去。
清楚的记着1976年的夏天，那时青岛在防震抗震，政府号召都不准在屋子里住。每家每户都在马路上搭了棚子。到了晚上没事做的时候，我就跟姐姐和伙伴们晚上去栈桥挖嘎拉（蛤蜊）那时的嘎拉很多很多，不用手摸，带着铁锹和网箩。一个潮水下来我们姊妹俩挖的嘎拉足足有2大洗衣盆。清晨起来我妈妈吩咐我们挨家挨户地去送嘎拉，到了中午时，整个里院都飘着嘎拉得鲜味。
记得我还没上学前，我是家里和院子里乃至那条街道附近几个里院里，我的调皮都有名气的云南路的回忆。和同龄的孩子比，我长得都比他们看起来要大。上小学三年级前我从不跟女孩子玩。因为我和她们玩的东西不一样，女孩子玩跳皮筋、踢沙袋、跳绳、跳方...我玩得是上墙、爬树、推铁环、摔泥娃娃、弹玻璃球、打木头、滑小滑车。记得邻居们调侃地说我妈妈：你肯定做饭的时候，把锅盖盖反了。所以生了个小嫚才和小子一样的。
我们家那时从不缺烧火的木头。我每天都会从家里拿上两块去跟男孩子打木头，都是赢多输少。然后抱回家去讨好大人。我妈妈总会在那时露出些许微笑。
我有一对双胞胎弟妹，他们俩比我小四岁。双胞胎那时候很少见，特别是一男一女。邻居们都很喜欢他们。那时父母都上班，马路上的汽车很少很少。父母就把他俩放在院子里，上午有左邻右舍得大娘婶子们给看着，中午放学后由我看着他们俩。我就带着他俩拿着小滑车，把他俩安排在马路崖子上，每次只带他们其中的一个，就从云南路的最高处，滑向天桥。然后从天桥拿着滑车，再回到最高处，再带另一个滑。反反复复，一下午可以滑很多个来回。听着呼啸的风从耳旁穿过，看着人们被远远的甩在身后，那感觉是现在的孩子没有享受到的。现在的孩子玩的东西都要让大人带着，像什么电动玩具、过天车等等。虽然他们玩的是现代化的东西，但我总觉得还是有失去童真的感觉。
云南路的马路崖子，当时是为了行人的安全设置的，汽车不准越过这两条崖子
我可能天生就有文艺细胞，我在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山东五七艺校（现山东艺术学院）去少年宫挑选学生，结果我被少年戏曲班老师选中。当我和班主任老师拿着通知单回家的时候，我父母对老师二话没说，“不能让她去济南，如果她去了，她的弟弟妹妹没人照看的”。我老师反复的做他们的工作，我父母还是都坚决不同意。就这样我与艺术之门失之交臂了。唉！无奈..
云南路上有个很大的饭店叫“共和楼”。在当时来说和青岛很有名气的“春和楼”饭店不相上下。我住得里院和共和楼饭店的后门是对着的。
原来的“共和楼”饭店早已改成浴池了。现在也已经拆除了
这是紧挨着共和楼饭店的云南路理发店也改成快餐店了，现也已经拆除了
记着那饭店里最好吃的是一角六分钱一碗的肉丝面和六分钱一两的炸油条。那时家里穷，很少买油条吃的。那时我爸妈都上班，所以买菜和打酱油之类的活都有我干。为了能吃上整天让我垂涎三尺的油条，我在打酱油时，专打一角钱一斤的酱油。回家就告诉我妈妈说是一角六分一斤的。也不知怎么我妈妈从没尝出来过。那时候恨不得我家每天都能吃上一斤酱油。我把打酱油嘎出来的钱，领着弟弟妹妹就去饭店买油条吃了。事情很快就败露，原来是我那快嘴的妹妹把我给“出卖”了。可想而知了，我招来的是我妈妈围着整个里外院子的追打。从那以后打酱油的钱还是照嘎，但再也没领过妹妹去吃油条了，只领着到现在话都很少的弟弟去了。
前几天，云南路第二批改造又开始了。云南路周边的费县路、西藏路、邹县路、巨野路在这次拆迁范围内。通过看拆迁公告才知道拆迁补贴是每平方米7000元。
这就是云南路当时最大的食品店，拆迁前已改成饭店，现在夷为平地了。
现在云南路这一带已经拆迁成了几乎是一片平地，看不出哪里还是小时候熟悉的马路和街口，即将被一座座高层建筑所替代，将来还有没有这些老马路？还有没有熟悉的马路崖子？老西镇的时代即将过去，时时出现在我记忆中的几十年前的街景，人物，故事已将成为了历史，有可能永远将被人们遗忘了。
这是云南路保留下来的建筑物
茶炉在我的记忆里是很深的，因为那时我每天要去茶炉打几次开水。在距离云南路不远得汶上路上有一个大约8平方米的茶炉，所谓茶炉那时候已经不单纯只买开水了，还要经营杂货品还有糖果。因为距离最近，所以我常常提着竹皮暖瓶去那里打开水，男主人是个70多岁的老头，长的很瘦小，女主人60岁左右，好像没有儿女。两人依靠开茶炉维生。房子里面一个小锅炉依外墙而立，锅炉上面有两个口，中心大口装上烟筒拐弯通过墙上圆孔伸到马路上，一个小口接一根细铁管加一个哨子也伸出墙外，每当水开了，扁嘴哨子喷着热气就叫了，100米以内的街上都能够听见，锅炉的侧面有一根上下安装的玻璃连通管，可以看见锅炉内水的高度，以便决定什么时候需要往锅炉里面添加自来水。天还没亮的时候，只有茶炉开了电灯，冬天夜深人静的时候茶炉还在营业，夏天不到12点是不会打烊的，一个小小的柜台后面有一个布的帘子，后面就是他们的床铺还有吊铺，二位老人就是在这里起早贪黑的忙碌着。
记得那时打一暖瓶水要一分钱，也可以买水票，拿水票去，就给上面盖一个小章。一张水票一角钱可以打十一暖瓶水，比每次用一分钱要多出一壶。那时茶炉很多，相隔100米左右就有一家。哪一家的哨子先响了，你就到那家去打。
我们家76年搬离那里时，有的茶炉还在，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茶炉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现在跟我儿子说起茶炉，他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要是再过几十年的话更没人知道了。茶炉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已经成为了历史！
这是紧挨着上面的建筑物保留下的为数不多的里院，可能是改做旅馆和饭店的原因，所以保存得还挺好。
这是上面里院的的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