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伦王国中的医生与中国古代笑话中的医生

北宋名臣范仲淹年少时怀抱“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之志。良相固不易为,良医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观之今日众多的医患纠纷可知也。
【英】科林·A·罗南著《剑桥插图世界科学史》第一章《科学的源头》中,有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医学的记载:
医生这个身份是很有意思的:他们竟然与占卜术士、旅馆老板和面包师被划为一类!但是这种划分并不真的是看起来的那个意思,它实际上是在说明,他不是朝廷里的一位官员,而是能靠自己赚来的钱养活自己。
我国古代的医生也是要自己养活自己的。学而优而中举则仕,学而优却不中举,恐怕就只能为良医了。当然,给皇家看病的太医除外,那毕竟是极少数人。
那么,医生的收入及因医疗事故而被处罚的情况又如何呢?
在汉谟拉比时代(约公元前1750年)收费遵循着与对错误实施惩罚时一样的标准。比方说,在汉谟拉比编纂的法律汇编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医生为一个贵族接骨,可以得到五个银币。如果他的病人是一个平民则需付三个银币,贵族的奴隶则只需付两个银币。为外科手术付的费用越高,这个病人的级别越高。
如同对于错误所实施的罚款一样,费用从治死一个平民所需赔偿的一个奴隶直到治死一个贵族要丢掉的一只手。外科手术对病人来说总是有风险的,但在巴比伦王国,从医者似乎有太过充足的理由对此缩手缩脚,至少当患者是一个贵族成员时是这样的。
巴比伦王国相当于我们的夏朝。可见一名医生的收入与其所承担的医疗事故之后果成正比。
那么,我国古代医生的收入及为其所犯错误承担的后果又如何呢?我没见到过法律中这方面的规定。在古代笑话中却多有这方面的记载。
明代冯梦龙《笑府》中有《包殡殓》:
有医死人儿,许以袖回殡殓者。其家恐见欺,命仆随之,至桥中忽取死儿掷诸河。仆怒曰,如何抛了我家小舍。医曰,非也,因举左袖曰,汝家的自在。
医死人家的孩子,不得不为之安葬,这也可看作是对医生所犯错误的一种惩罚吧。
清代石成金《笑得好》中有《看上你了》
一庸医娶妻生男女二人。一日,医死了人的儿子,遂以子赔之;又医死了人的女儿,复以女赔之,只剩一妻在家,凄凉不堪。忽有人敲门请看病,医问看何人,答曰,敞房。医对妻哭曰,不好了,又有人看上了你了。
上述笑话均出自周启明校订的《明清笑话四种》。周启明者,周作人也。
《笑得好》中还有《骂的人多》
病家请医看病,医许无事,费多金竟不起。病家恨甚,遣仆往骂之,顷间便回。问曾骂否,仆曰:“他家骂的人甚多,教我如何挤得上!”
这条总算交代了,至少此名医生看病,收费不低。且看不好病,病家除了派仆人去骂外,也没有其他的惩罚办法。由此可见,当时并无这方面的法律规定。
游戏主人纂辑的《笑林广记》卷三《术业部》中也有此条,因重复兹不录。另外还有关于医疗出错赔偿的两条:
医 
一医死人儿,主家欲举讼。愿以己子赔之。一日医死人仆。家止一仆,又以赔之。夜间又有叩门者云:“娘娘产里病,烦看。”医私谓其妻曰:“淘气,那家想必又看中意你了。”
这条与《笑得好》中的《看上你了》类似,只不过其中的女儿换成了仆人。不过,最主要的是,其中透漏出了“主家欲举讼”,也就是要为此打官司。如此说来,《大清律》中也有关于这方面的规定了?有空当检索一番。
看 
有医死人者,罚牵麦十担,牵毕,放归。次日有叩门者曰:“请先生看脉。”医应曰:“晓得了。你先去淘净在那里,我就来牵也。”
不知“牵麦”是干什么?幸有识者告我。这名医生,倒是具有十足的幽默感。
(明)冯梦龙辑《广笑府》中,又有《拣瘦者医》:
一庸医不依本方,误用药饵,因而致死病者。病家责令医人妻子唱挽歌,舁柩出殡。庸医唱曰:“祖公三袋做太医,呵呵咳。”其妻曰:“丈夫做事连累妻,呵呵咳。”幼子曰:“无奈亡灵十分重,呵呵咳。”长子曰:“以后只拣瘦的医,呵呵咳。”
还是长子的话,富有建设性。
从这些民间笑话中可见,古时的庸医还真不少。此点在《笑林广记》之《冥王访名医》中也有体现,“冥王遣鬼卒访阳间名医,命之曰:'门前无冤鬼者即是。’鬼卒领旨,来到阳世。每过医门,冤鬼毕集。最后至一家,见门首独鬼彷徨,曰:'此可以当名医矣。’问之,乃昨日新竖药牌者”。
而一旦犯错医死人,轻者挨骂,替人唱挽歌,舁柩出殡,包殡殓;重者要以己之子女,赔人之子女。由此可见,当医生的风险,也是不小的。其实,世上的职业,哪有不带风险的?
知堂所辑录的《明清笑话四种》,我时常翻看。然就是这位学富五车的大学者,在其爱子若子病逝后,也做出了不理智的行为:
(1929年)12月1日(若子逝世后12天)及2日,周作人连续两天在《世界日报》上大登广告,将若子之死归罪于山本忠孝大夫误诊。明知在法律上不能给山本大夫治罪,却要利用广告将其搞臭,这样的迁怒与报复心理和行为似乎已失常态(钱理群《周作人传》第七章)。
而在此之前的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X光透视,发现右肾有黑点,大夫诊断为癌症,建议手术割除。术后仍尿血。术后解剖此肾,果见有一大如樱桃的黑点,但不是癌症。而协和医院的医生由于判断失误,竟将健康的肾切去之说法不胫而走。一时间,舆论哗然,西医成为众矢之的。
  就在反对西医的声音越来越强时,梁启超写了一份题为《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的英文声明。他在文中写道:
“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诊查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
“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
  梁启超之所以为协和辩护,是因为不希望别人以他的病为借口,阻碍西医在中国的发展。他说:“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据《》2006年8月14日《协和医院公开特殊档案:梁启超被错割肾脏真相》)
此种态度与胸襟,似要超出周作人不少。
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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