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曾给红军造成巨大损失，遵义会议时被否定，最后结局如何
前言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损失惨重，形势危殆，面对危局，红军只得决定退出苏区，进行长征。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从江西瑞金等地进行战略转移，万里长征正式拉开帷幕。
在经过两年的长途跋涉之后，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这场行程14个省，跨越几十座名山大川，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仅粉粹了国民党扼杀革命的企图，也保留和传播了革命的火种。
而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的背后，事实上有两个历史人物难辞其咎。一位是时任领导人博古，另一位便是今天我们要说的李德。
李德，当时只是军事顾问的职务，但是在博古的信任之下，大事取决于他。而他不顾及我国国情的用兵策略，也最终让老蒋在打败蔡廷锴之后，红军在第五次围剿中丧失了取胜的机会。
而且，即便是在红军长征开始之后，他仍旧没有认识到危机的严峻性，面对围追堵截，他却命令红军“甬道式”搬家，此举的后果可想而知，造成了大量红军战士的伤亡。这种局面，直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才算终结。那么在遵义会议结束后的李德又去了哪里了？又有何结局呢？
李德与中国革命
李德，原名其实叫奥托·布劳恩，是德国慕尼黑人。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李德也很早便接受了这种思想，并加入了共产党，期间他还参加了巴伐利亚苏维埃的建立。不过这样的举动，自然遭到了德国政府的拘禁，在辗转逃出之后，1928年他来到了当时的苏联，并在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伏龙芝学院，是苏联的最为重要的军校之一，出过朱可夫、崔可夫，左权、等知名校友。也正是在此期间，李德与中国的革命产生了联系。当时一大批共产人在苏联留学，这其中就包括了王、博古，李德与他们关系匪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1931年“牛兰案”爆发，苏联在远东负责情报的官员牛兰夫妇被捕，李德也正是此时被委以营救之责来到了中国上海。
在完成了任务之后，他没有选择返回中国，因为此时的他收到了博古的邀请，希望他能够留下来充当军事顾问。对于好友的请求，他欣然接受，但在1933年时局势持续恶化，博古与他不得不选择离开上海前往苏区。而在苏区，博古对他的信任可谓是无以复加，原本并无指挥之权的李德也成为了实际上的红军领导者，决策者。
李德领导下的危局
与李德在苏区掌权的同时发生的还有中国革命形势的急剧恶化。这种形势的严峻在于，在经过前四次的围剿失败后，老蒋下定决心要毕其功于一役。
在前面的四次围剿之中，老蒋先后派出了几十万大军却未能成功，而在1933年9月开始的第五次围剿之中，他调集了100万军队。
事实上，尽管国民党有100万军队，但当时的苏区并非没有一战之力。因为，经过十数年的经营，土地革命之后，苏区的人民十分拥护红军；而且国民党军也不是铁板一块，各路军各怀鬼胎，内部对于老蒋的不抵抗策略也不乏反对之音，其中身居福建的蔡廷锴，便是其一。即便是从地理地形上，红军也可以凭借多山的地理环境进行阻击。
但是，在当时的苏区李德才是实际上的指挥者。毕业于伏龙芝的他，对于其他人的意见一概排斥，他先是命令红军冒险进攻，后又令红军保守防御，终于“一将无能，累死千军”，红军在屡战屡败之中，苏区的面积也越打越小。面对生死存亡的危机，长征已然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在进行长征的途中，面对国民党的追击，李德一方面命令“甬道式”搬家，另一方面却消极避战，贻误战机。在渡过湘江时，红军的人数已经从开始的8万多人到了仅剩3万余人。
生死存亡之际，在毛爷爷的主张下红军才决定向贵州进发。1935年1月，在夺取遵义之后，遵义会议召开。遵义会议的结果是确定了正确的领导，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进行了否定。
至此，李德也淡出了领导工作，离开了机关。不过，李德并没有选择离开中国，而是选择了留下，并继续参与了接下来的长征。
1935年10月，李德跟随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对于这场长征，他进行了积极的评价，在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之后，他也再未涉及到军事指挥，而在延安的剩余时间里，他当起了延安军事学院的教授。
期间，就个人生活而言，他还与第一任妻子萧月华选择了离婚，随后又与李丽莲结合。在1939年8月28日，接到共产国际的电报后，他选择了飞赴苏联。至此，他的七年中国之行结束。
在回到苏联之后，他先是在出版社工作；1949年后他又返回民主德国，还出任过民主德国的文联主席等职务。
1974年，74岁的他离世。
结论
盖棺定论，是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基本态度。李德与中国红军、中国革命而言，虽然他出身于伏龙芝军事学校，共产国际的身份都让他“光芒万丈”，甚至一度成为了我国革命、红军的领导者，但是在这些虚名的背后，他并没有找到一条合适中国的道路，甚至在他的领导之下，红军、革命险些堕入万劫不复之地。
他的事例也告诉我们，任何事情、任何的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与国情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