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周总理回乡扫墓，见侄儿心情低落，说：做我的干儿子好不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的过程中，周总理作为党和国家的首批重要领导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为共和国的诞生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这样一位位高权重领导者，按理说其生活上自应当是锦衣玉食，但不论在建国前还是建国后，周总理在生活上却始终相当的质朴，获得了无数人称颂，以致成为后世之人效仿的典范。
周总理不但对自身的生活作风有着严苛的要求，而且也严格约束着身边人。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家中族人，曾颁布过十条不成文的家规：
一、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去北京看他，只能出差路过时可以来看；
二、外地亲属不能进京看望他，一律住在国务院的招待所里，住宿费用由他来开支；
三、一律到国务院机关食堂排队就餐，有工资的自付餐费，没工资的可以由他代付；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购票入场，不得使用招待券；
五、不允许动用公车；
六、不许请客送礼；
七、凡是个人生活自己能做的事情，不要麻烦别人代劳；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说出与其他人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得以私谋利，不得搞特殊化。
不过虽说对族内亲属约束严格，但对于族中的小辈，他却向来毫不吝惜提供作为长辈的指导，不过虽说如此，周总理却从不会在工作或事业中为他们提供任何便利。
回乡扫墓遇故人，赏识王戍收义子
众所周知，周总理和其夫人邓颖超相爱了半个多世纪，是近代史上少有的典范夫妻，两人为革命事业奉献了终身，其夫人虽两次怀上子嗣，但遗憾的是均未顺利降生。
1925年10月，两人的第一个孩子悄然而至，然而因在东征期间，由于工作和革命的需要，两人不得不忍痛选择了舍弃；1927年3月，当两人的第二个孩子即将生产之际，由于难产，最终还是夭折了，孩子仍未能如愿到来。
后由于邓颖超的身体原因，已不再适合生育，两人也错失了拥有亲生孩子机会，虽有遗憾，但周总理却能坦然接受，并按照当时的习俗，于1938年过继了其堂弟周恩彦的子女，并举行了简单的过继仪式。
这是公众普遍所知悉的，但随着周总理的逝世，后人在整理其生前遗物时，竟惊讶地发现其曾收下一名名叫王戍的“义子”，此人一生甚为低调，在教育一线工作了大半辈子，却向来不曾在他人面前提起过与周总理之间的关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要从周总理在国民党任职时，回乡扫墓说起。
1939年春，周总理接到中央委派从新四军军部前往桂林八路军办事处，途中特意绕行至其家乡浙江绍兴，名义上是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回乡扫墓，但这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实质是为了动员家乡人民群众积极抗战，并了解当地党组织的发展情况。
那年的王戍只有17岁，是周总理表弟王贶甫的儿子，这个年纪的孩子无疑是众人眼中的毛头小子，但王戍所表现出的对革命的热情和认识却很快得到了周总理的认可。
由于王贶甫与周总理两人即是表兄弟关系，也是儿时最好的玩伴，且王戍的祖母周桂珍是周恩来的嫡堂姑母，故王戍作为周总理的表侄，便有了近距离与这位当时早已声名远播的表伯接触的机会。
当时正在上初中的王戍对一切事物有存有强烈的好奇心，而周总理回乡扫墓时正值学校假期，得以同这位表伯一同参加祭祖仪式。
在祭祖途中，王戍与这位表伯谈论“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两人交谈甚欢，周总理对这位侄儿也是相当喜欢，在侄儿兴高采烈的讲述时，不断为其补充遗漏错误之处，细心纠正。
周总理向王戍语重心长地说道：“大禹是中国古代有名的贤君，不仅在于其治水有功，更重要的是他为百姓制造了“九鼎”，促进了当时农业的发展。”
17岁的王戍当时并不知何为“九鼎”，便一脸疑惑地望向周总理，提出了心中疑惑，以寻求答案。
总理见这位表侄儿遇到不懂的问题，能够虚心求教，甚为欣喜，便为其解答到：“鼎乃是古代烹煮食物的器具，大禹所制之鼎，恩泽惠及九州大地，故称九鼎”。
对于侄儿的求教，周总理总是循循善诱地做出回应，并能就相关内容进行一系列的拓展。
周总理在看到大禹陵中大禹雕像上镶嵌的九把斧头时，转向身旁王戍问道：“你是否知道这雕像之上的九把斧头寓意为何呢？”
王戍转了转明亮的大眼睛，机灵地回答道：“莫非这九斧与九鼎寓意相同。”
周总理听后，哈哈大笑，对于这位侄儿的聪明甚是满意，一边对身边人连口称赞其聪慧过人，一边还不忘对王戍补充到：“这九斧正是象征着大禹治水有功，能够救九州百姓于水火之中，功绩卓著。”
这一番谈话下来，周总理也对王戍有了一定的了解，认为此子若今后好好培养，必定能成就一番事业。同时，王戍在谈话间也早已被眼前这位博学的表伯所折服。
自大禹陵祭祖归来后，周总理参与了由其姑父王子余出面举办的晚宴。虽说周总理此时在国民政府中有着一定的地位，但实际上并不得国民党当局的信任。
宴席期间，为监视周总理的一举一动，仍有身穿短袖，戴着斗笠的特务站在门外。但周总理对此倒是习以为常，显得毫无芥蒂之心，只对族中之人说“无妨，他们也是有任务在身，我们只管谈论便是。”
席间，在受族中之人盛情邀约之下，周总理为众人逐一题词，在到轮到其侄儿王戍时，略一思索，提笔便写下了一副“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的题词。
王戍看罢这大气磅礴的题词，顿时心情澎湃，极受鼓舞，便主动向其父亲提出了想要与表伯参加革命，为抗日战争尽一份绵薄之力的想法。
王贶甫听罢，既为儿子有自己的想法而感到高兴，又隐隐有着些许的担忧，但最终并没有太过阻拦，而是转身去征询周总理的意见。
不料周总理却对王戍说：“你年龄尚小，正是读书的大好年华，等你学成归来足够强大时，再上前线亦为时不晚，若今后有何问题，可写信说与我听。”
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的王戍很是失望，心情低落到了极点，低头不再言语。
周总理自然看在心中，便安慰道：“你做我的干儿子，好不好？”
王戍听罢，小脸中洋溢着潮红，满脸喜色，立刻向周总理鞠了三躬，并叫了声“干爹”。
周总理听罢高兴，便又提起笔，为王戍写了一副“乘长风破万里浪！慕向表侄义儿”的题词。
事实上，周总理甚是喜欢眼前这个孩子，但基于种种顾虑，还是将其留在了父母身边。
一方面，如果让其跟在自己身旁，基于自己的身份地位，其必定会在客观上受到优待，到时便很难保证公正性；另一方面，若放任其上前线革命，这般年纪，便在残酷的战场中颠沛流离，一旦发生危险，不仅自己于心不忍，更无法面对其父母。
绍兴一别无相会，表侄终身受教诲
第二天一早，周总理便离开了绍兴，前往金华处理公务了，这一别直到周总理逝世，“父子”两人竟再未有机会相见。
虽说走的匆忙，但周总理并未忘记自己刚收的这位“义子”，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特地将自己穿戴军装的照片寄给了王戍，并在背面题词“慕向表侄义儿存念 周恩来”，以资鼓励。
1940年，日本侵华加剧，百姓苦不堪言，基本的生存权利受到的极大的威胁。为了确保自己的儿子王戍的人身安全，王贶甫在权衡利弊之后，无奈只得将其送到福建，并托人在当地为他某了个银行职员的差事。
来到福建的王戍虽未能如愿跟随周总理参加革命，却时刻牢记着“义父”的教诲。
银行职员的工作并不算得太忙，因此在平常工作之余，王戍便刻苦专研，以理论知识丰富着自己的头脑，并等待着一个机会的到来。
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抗战胜利的1945年，王戍如愿被上海交通大学所录取。在上海学习期间，王戍更是低调做人，从未与人提起过和周总理之间的关系，与同学相处也是相当谦卑。
1949年新中国解放后，上海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王戍思虑再三，并未留在这座繁华的都市，而是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南下服务团，并先后被分配到了福州市政府、福建高级工业学校参加工作。
侄儿信件无回音，总理无奈道隐忧
在这期间，王戍对待工作兢兢业业，也曾多次写信给周总理，但均未得到回应，这令其百思不得其解。
事实上，王戍的每封来信周总理都有认真通读，在得知这位侄儿在工作上进步时，由衷地为他感到欣喜；同时在听到其生活中遇到挫折困难时，也难免为其担忧焦虑。
但这些周总理并未向旁人表露，直到王贶甫进京来见过周总理后，王戍这才明白“义父”的良苦用心。
新中国成立后，王贶甫曾凭借自身的才华，担任绍兴市副市长之职，这才有了进京会见周总理的机会。
再次见到儿时的玩伴，王贶甫内心五味陈杂，除了日常的述职外，免不了唠一些家常，其中便提到了对义子王戍的态度与期望。
原来周总理并非是忘记了这位侄儿，而是故意不给予任何的回复。
周总理担忧若是过分表露出对王戍的关心，反而对他的成长不利。
年轻人总归是耐不住寂寞的，若表现得太过亲密，即使这位侄儿能安守本份，恪尽职守，在客观上也会受到来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照顾”，到时处理起来难免有些棘手。
前段时间陈绣云的例子就恰恰说明了这点。
陈绣云是何许人也呢？可能大多数人对她并没有什么印象。这也难怪，历史的长河中伟大的人物尚且浩如烟海，这种不起眼的负面人物自然不会有过多目光留意。
实际上陈绣云从血缘关系上来说，还是周恩来的嫡亲姨表妹，只是年龄比起周恩来要小上将近一轮。
在周恩来年少时，由于其生母和继母接连逝世，自己又不得不离家求学，故家中年幼的弟弟无人照料，无奈之下便将小弟周恩寿送到了十四姨娘家，请姨娘代为抚养了两年。由于这层关系的存在，十四姨娘相较于其他亲戚，关系又近了不少。
也正因为此，在新中国建立不久，这位表妹便来主动联系了当时已经声名显赫的周总理。但总理日理万机，实在无暇抽身去见自己的这位表妹。
夫人邓颖超便遵照周总理的意思给表妹写了一封回信，正是这封回信将这位表妹带入了歧途。当时陈绣云在收到回信后，立刻就找到了上海妇联会的成员，想要请其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
妇联会无奈之下便联系到了松江县人民政府，当地政府经核实后便安排其从事扫盲的相关工作。但这位表妹却是一个受不得半点苦的人，刚工作不久便叫苦连天，说什么都不肯在这一职位上再干下去。
不得已之下，当地领导又将其调到松江县印刷厂工作，但这位表妹既对相关业务不熟练，也不愿下功夫去学。不仅如此，她还在邓颖超生病时在其病榻前哭诉，体力虚弱的邓颖超实在疲于应对，只在其走后给她语重心长地写了一封信，劝导其好好工作，莫要眼高手低。
可惜的是，陈绣云在读罢信后，并未见其有任何悔改的迹象，对工作仍不上心。领导无奈之下，只得将其调到食堂负责大家伙的伙食。可陈绣云依旧做不好，并且引起了当时厂里部分群众的不满。
这位表妹只得引咎主动辞职，但相关单位领导却不敢轻易批复。经过一番探讨之后，决心将此事一五一十地上报国务院，交由中央处理。
周总理在知晓相关消息后，相当生气，当即表示与这位表妹断绝亲戚关系，同时要求相关单位对其进行开除，并责令其进行劳动改造。
虽然周总理对这类依附于他的权利，寻求上位机会，并为个人某利益者深恶痛绝，但若是有真才实学者，周总理亦会礼贤下士，请其出山为人民谋福利，真正做到了任人唯贤。
在这方面，周嵩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作为周总理的六伯父，这位老人有着相当出众的才华。25中举，后任职于总督衙门，在做邮传部侍郎掌管路政司时，曾推行过一系列的举措，成效颇丰，深受当地百姓爱戴。
但由于对袁世凯称帝心存不满而遭罢免，尽管如此，他还是凭借其声望在当地寻得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后日军侵犯华夏，老爷子坚守着心中的正义，始终未出山谋上一官半职。
1946年，周总理因公来到南京，周嵩尧为与总理南京相见，不惜变卖家产筹集路费。两人交谈间，周总理亦为他的才华所折服。
在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周总理立刻便想到了周嵩尧，便邀其来京商议政事。周嵩尧来京后在与总理的交谈中，深感欣慰。贵为一国总理，不仅能够谦虚谨慎，而且可以知人善用，实乃一国之福。
之后，周总理便做出了任命书，正式邀请周嵩尧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首批馆员。这一职位着实令周嵩尧诚惶诚恐，只因馆员皆是清末、民国年间享誉盛名之人，自己比起众人显得逊色不少。
但周总理却劝慰道：“您老不必太过自谦，在民国期间您制止了江浙两省的军阀混战，并且身为袁世凯的秘书，您不赞成其称帝，仅这两件就足以得到世人的敬重。”
事实证明，周嵩尧之后确实为中国文史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无论是开除其表妹陈绣云，还是举荐其六伯父周嵩尧，总理都是坦坦荡荡，无愧于心，无愧于人民群众。
至此，王戍才完全明白周总理的良苦用心，不回信实质上更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知道了这层意思的王戍，严守着周总理告于族人的家规，尤其是“任何场合都不要讲出与周恩来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这条，一心扎根基层教育事业，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五十余年。
直到周总理与世长辞，王戍与周总理之间的关系才在后人整理周总理1939年绍兴之行的相关资料时逐渐浮出水面。
晚年王戍
时年86岁的王戍老人在回忆起义父周总理时，表示“表伯虽然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但他举手投足间的言语和高风亮节的品行却令我们牢记在心，他的谆谆教诲也将在我们记忆中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