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周总理回乡扫墓,见侄儿心情低落,说:做我的干儿子好不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的过程中,周总理作为党和国家的首批重要领导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为共和国的诞生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这样一位位高权重领导者,按理说其生活上自应当是锦衣玉食,但不论在建国前还是建国后,周总理在生活上却始终相当的质朴,获得了无数人称颂,以致成为后世之人效仿的典范。

周总理不但对自身的生活作风有着严苛的要求,而且也严格约束着身边人。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家中族人,曾颁布过十条不成文的家规:

一、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去北京看他,只能出差路过时可以来看;

二、外地亲属不能进京看望他,一律住在国务院的招待所里,住宿费用由他来开支;

三、一律到国务院机关食堂排队就餐,有工资的自付餐费,没工资的可以由他代付;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购票入场,不得使用招待券;

五、不允许动用公车;

六、不许请客送礼;

七、凡是个人生活自己能做的事情,不要麻烦别人代劳;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说出与其他人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得以私谋利,不得搞特殊化。

不过虽说对族内亲属约束严格,但对于族中的小辈,他却向来毫不吝惜提供作为长辈的指导,不过虽说如此,周总理却从不会在工作或事业中为他们提供任何便利。

回乡扫墓遇故人,赏识王戍收义子

众所周知,周总理和其夫人邓颖超相爱了半个多世纪,是近代史上少有的典范夫妻,两人为革命事业奉献了终身,其夫人虽两次怀上子嗣,但遗憾的是均未顺利降生。

1925年10月,两人的第一个孩子悄然而至,然而因在东征期间,由于工作和革命的需要,两人不得不忍痛选择了舍弃;1927年3月,当两人的第二个孩子即将生产之际,由于难产,最终还是夭折了,孩子仍未能如愿到来。

后由于邓颖超的身体原因,已不再适合生育,两人也错失了拥有亲生孩子机会,虽有遗憾,但周总理却能坦然接受,并按照当时的习俗,于1938年过继了其堂弟周恩彦的子女,并举行了简单的过继仪式。

这是公众普遍所知悉的,但随着周总理的逝世,后人在整理其生前遗物时,竟惊讶地发现其曾收下一名名叫王戍的“义子”,此人一生甚为低调,在教育一线工作了大半辈子,却向来不曾在他人面前提起过与周总理之间的关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要从周总理在国民党任职时,回乡扫墓说起。

1939年春,周总理接到中央委派从新四军军部前往桂林八路军办事处,途中特意绕行至其家乡浙江绍兴,名义上是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回乡扫墓,但这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实质是为了动员家乡人民群众积极抗战,并了解当地党组织的发展情况。

那年的王戍只有17岁,是周总理表弟王贶甫的儿子,这个年纪的孩子无疑是众人眼中的毛头小子,但王戍所表现出的对革命的热情和认识却很快得到了周总理的认可。

由于王贶甫与周总理两人即是表兄弟关系,也是儿时最好的玩伴,且王戍的祖母周桂珍是周恩来的嫡堂姑母,故王戍作为周总理的表侄,便有了近距离与这位当时早已声名远播的表伯接触的机会。

当时正在上初中的王戍对一切事物有存有强烈的好奇心,而周总理回乡扫墓时正值学校假期,得以同这位表伯一同参加祭祖仪式。

在祭祖途中,王戍与这位表伯谈论“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两人交谈甚欢,周总理对这位侄儿也是相当喜欢,在侄儿兴高采烈的讲述时,不断为其补充遗漏错误之处,细心纠正。

周总理向王戍语重心长地说道:“大禹是中国古代有名的贤君,不仅在于其治水有功,更重要的是他为百姓制造了“九鼎”,促进了当时农业的发展。”

17岁的王戍当时并不知何为“九鼎”,便一脸疑惑地望向周总理,提出了心中疑惑,以寻求答案。

总理见这位表侄儿遇到不懂的问题,能够虚心求教,甚为欣喜,便为其解答到:“鼎乃是古代烹煮食物的器具,大禹所制之鼎,恩泽惠及九州大地,故称九鼎”。

对于侄儿的求教,周总理总是循循善诱地做出回应,并能就相关内容进行一系列的拓展。

周总理在看到大禹陵中大禹雕像上镶嵌的九把斧头时,转向身旁王戍问道:“你是否知道这雕像之上的九把斧头寓意为何呢?”

王戍转了转明亮的大眼睛,机灵地回答道:“莫非这九斧与九鼎寓意相同。”

周总理听后,哈哈大笑,对于这位侄儿的聪明甚是满意,一边对身边人连口称赞其聪慧过人,一边还不忘对王戍补充到:“这九斧正是象征着大禹治水有功,能够救九州百姓于水火之中,功绩卓著。”

这一番谈话下来,周总理也对王戍有了一定的了解,认为此子若今后好好培养,必定能成就一番事业。同时,王戍在谈话间也早已被眼前这位博学的表伯所折服。

自大禹陵祭祖归来后,周总理参与了由其姑父王子余出面举办的晚宴。虽说周总理此时在国民政府中有着一定的地位,但实际上并不得国民党当局的信任。

宴席期间,为监视周总理的一举一动,仍有身穿短袖,戴着斗笠的特务站在门外。但周总理对此倒是习以为常,显得毫无芥蒂之心,只对族中之人说“无妨,他们也是有任务在身,我们只管谈论便是。”

席间,在受族中之人盛情邀约之下,周总理为众人逐一题词,在到轮到其侄儿王戍时,略一思索,提笔便写下了一副“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的题词。

王戍看罢这大气磅礴的题词,顿时心情澎湃,极受鼓舞,便主动向其父亲提出了想要与表伯参加革命,为抗日战争尽一份绵薄之力的想法。

王贶甫听罢,既为儿子有自己的想法而感到高兴,又隐隐有着些许的担忧,但最终并没有太过阻拦,而是转身去征询周总理的意见。

不料周总理却对王戍说:“你年龄尚小,正是读书的大好年华,等你学成归来足够强大时,再上前线亦为时不晚,若今后有何问题,可写信说与我听。”

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的王戍很是失望,心情低落到了极点,低头不再言语。

周总理自然看在心中,便安慰道:“你做我的干儿子,好不好?”

王戍听罢,小脸中洋溢着潮红,满脸喜色,立刻向周总理鞠了三躬,并叫了声“干爹”。

周总理听罢高兴,便又提起笔,为王戍写了一副“乘长风破万里浪!慕向表侄义儿”的题词。

事实上,周总理甚是喜欢眼前这个孩子,但基于种种顾虑,还是将其留在了父母身边。

一方面,如果让其跟在自己身旁,基于自己的身份地位,其必定会在客观上受到优待,到时便很难保证公正性;另一方面,若放任其上前线革命,这般年纪,便在残酷的战场中颠沛流离,一旦发生危险,不仅自己于心不忍,更无法面对其父母。

绍兴一别无相会,表侄终身受教诲

第二天一早,周总理便离开了绍兴,前往金华处理公务了,这一别直到周总理逝世,“父子”两人竟再未有机会相见。

虽说走的匆忙,但周总理并未忘记自己刚收的这位“义子”,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特地将自己穿戴军装的照片寄给了王戍,并在背面题词“慕向表侄义儿存念 周恩来”,以资鼓励。

1940年,日本侵华加剧,百姓苦不堪言,基本的生存权利受到的极大的威胁。为了确保自己的儿子王戍的人身安全,王贶甫在权衡利弊之后,无奈只得将其送到福建,并托人在当地为他某了个银行职员的差事。

来到福建的王戍虽未能如愿跟随周总理参加革命,却时刻牢记着“义父”的教诲。

银行职员的工作并不算得太忙,因此在平常工作之余,王戍便刻苦专研,以理论知识丰富着自己的头脑,并等待着一个机会的到来。

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抗战胜利的1945年,王戍如愿被上海交通大学所录取。在上海学习期间,王戍更是低调做人,从未与人提起过和周总理之间的关系,与同学相处也是相当谦卑。

1949年新中国解放后,上海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王戍思虑再三,并未留在这座繁华的都市,而是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南下服务团,并先后被分配到了福州市政府、福建高级工业学校参加工作。

侄儿信件无回音,总理无奈道隐忧

在这期间,王戍对待工作兢兢业业,也曾多次写信给周总理,但均未得到回应,这令其百思不得其解。

事实上,王戍的每封来信周总理都有认真通读,在得知这位侄儿在工作上进步时,由衷地为他感到欣喜;同时在听到其生活中遇到挫折困难时,也难免为其担忧焦虑。

但这些周总理并未向旁人表露,直到王贶甫进京来见过周总理后,王戍这才明白“义父”的良苦用心。

新中国成立后,王贶甫曾凭借自身的才华,担任绍兴市副市长之职,这才有了进京会见周总理的机会。

再次见到儿时的玩伴,王贶甫内心五味陈杂,除了日常的述职外,免不了唠一些家常,其中便提到了对义子王戍的态度与期望。

原来周总理并非是忘记了这位侄儿,而是故意不给予任何的回复。

周总理担忧若是过分表露出对王戍的关心,反而对他的成长不利。

年轻人总归是耐不住寂寞的,若表现得太过亲密,即使这位侄儿能安守本份,恪尽职守,在客观上也会受到来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照顾”,到时处理起来难免有些棘手。

前段时间陈绣云的例子就恰恰说明了这点。

陈绣云是何许人也呢?可能大多数人对她并没有什么印象。这也难怪,历史的长河中伟大的人物尚且浩如烟海,这种不起眼的负面人物自然不会有过多目光留意。

实际上陈绣云从血缘关系上来说,还是周恩来的嫡亲姨表妹,只是年龄比起周恩来要小上将近一轮。

在周恩来年少时,由于其生母和继母接连逝世,自己又不得不离家求学,故家中年幼的弟弟无人照料,无奈之下便将小弟周恩寿送到了十四姨娘家,请姨娘代为抚养了两年。由于这层关系的存在,十四姨娘相较于其他亲戚,关系又近了不少。

也正因为此,在新中国建立不久,这位表妹便来主动联系了当时已经声名显赫的周总理。但总理日理万机,实在无暇抽身去见自己的这位表妹。

夫人邓颖超便遵照周总理的意思给表妹写了一封回信,正是这封回信将这位表妹带入了歧途。当时陈绣云在收到回信后,立刻就找到了上海妇联会的成员,想要请其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

妇联会无奈之下便联系到了松江县人民政府,当地政府经核实后便安排其从事扫盲的相关工作。但这位表妹却是一个受不得半点苦的人,刚工作不久便叫苦连天,说什么都不肯在这一职位上再干下去。

不得已之下,当地领导又将其调到松江县印刷厂工作,但这位表妹既对相关业务不熟练,也不愿下功夫去学。不仅如此,她还在邓颖超生病时在其病榻前哭诉,体力虚弱的邓颖超实在疲于应对,只在其走后给她语重心长地写了一封信,劝导其好好工作,莫要眼高手低。

可惜的是,陈绣云在读罢信后,并未见其有任何悔改的迹象,对工作仍不上心。领导无奈之下,只得将其调到食堂负责大家伙的伙食。可陈绣云依旧做不好,并且引起了当时厂里部分群众的不满。

这位表妹只得引咎主动辞职,但相关单位领导却不敢轻易批复。经过一番探讨之后,决心将此事一五一十地上报国务院,交由中央处理。

周总理在知晓相关消息后,相当生气,当即表示与这位表妹断绝亲戚关系,同时要求相关单位对其进行开除,并责令其进行劳动改造。

虽然周总理对这类依附于他的权利,寻求上位机会,并为个人某利益者深恶痛绝,但若是有真才实学者,周总理亦会礼贤下士,请其出山为人民谋福利,真正做到了任人唯贤。

在这方面,周嵩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作为周总理的六伯父,这位老人有着相当出众的才华。25中举,后任职于总督衙门,在做邮传部侍郎掌管路政司时,曾推行过一系列的举措,成效颇丰,深受当地百姓爱戴。

但由于对袁世凯称帝心存不满而遭罢免,尽管如此,他还是凭借其声望在当地寻得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后日军侵犯华夏,老爷子坚守着心中的正义,始终未出山谋上一官半职。

1946年,周总理因公来到南京,周嵩尧为与总理南京相见,不惜变卖家产筹集路费。两人交谈间,周总理亦为他的才华所折服。

在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周总理立刻便想到了周嵩尧,便邀其来京商议政事。周嵩尧来京后在与总理的交谈中,深感欣慰。贵为一国总理,不仅能够谦虚谨慎,而且可以知人善用,实乃一国之福。

之后,周总理便做出了任命书,正式邀请周嵩尧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首批馆员。这一职位着实令周嵩尧诚惶诚恐,只因馆员皆是清末、民国年间享誉盛名之人,自己比起众人显得逊色不少。

但周总理却劝慰道:“您老不必太过自谦,在民国期间您制止了江浙两省的军阀混战,并且身为袁世凯的秘书,您不赞成其称帝,仅这两件就足以得到世人的敬重。”

事实证明,周嵩尧之后确实为中国文史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无论是开除其表妹陈绣云,还是举荐其六伯父周嵩尧,总理都是坦坦荡荡,无愧于心,无愧于人民群众。

至此,王戍才完全明白周总理的良苦用心,不回信实质上更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知道了这层意思的王戍,严守着周总理告于族人的家规,尤其是“任何场合都不要讲出与周恩来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这条,一心扎根基层教育事业,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五十余年。

直到周总理与世长辞,王戍与周总理之间的关系才在后人整理周总理1939年绍兴之行的相关资料时逐渐浮出水面。

晚年王戍

时年86岁的王戍老人在回忆起义父周总理时,表示“表伯虽然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但他举手投足间的言语和高风亮节的品行却令我们牢记在心,他的谆谆教诲也将在我们记忆中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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