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相逼下，那群徒步三千里南下的年轻人，是乱世的火种
最后的底牌。
一
长沙岳麓山，危楼之内，闻一多长衫灰袍，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下“最后一课”。
教室内座无虚席，女生悄悄拭泪，走廊上不断有学生跑来，用手捂着胳膊。
校医刚给他们种完牛痘，学生们即将远行云南，传说中的瘴疫之地。
这天是1938年2月18日，远天阴云连绵，半个中国狼烟飘荡，时代正深陷噩梦之中。
日军相逼下，北大、清华、南开迁至湖南，组成长沙临时大学。长沙渐危，校长们决定在昆明组建西南联大。
湖南主席不同意师生南下，担心影响舆情，民国教育部长王世杰拍了桌子：
这些年轻人是民族的未来，不是你棋盘上的子。
危楼之内，闻一多已讲至尾声，他声音低沉：
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带好自己的国文课本，到了昆明，我要给你们讲诗经，讲楚辞，讲庄子，讲屈原，讲五千年来最灿烂的篇章。
他说，中国不是法兰西，永远没有最后一课。
第二天，师生分三路南下。
第一路乘火车由长沙到香港，由香港渡海至越南，再从越南绕道云南。
第二路由校长梅贻琦带队，护送从北平抢出的万册藏书和仪器标本。其中，航天系两台飞机发动机便重达数十吨。
清华教授赵忠尧，从剑桥归国时，获赠50克镭。北平沦陷，他装作难民，将镭藏入咸菜坛，逃至长沙。那是当时中国高能物理全部家当。
此次南行，他将装镭铅筒放入玻璃瓶，日夜抱在怀中，视若生命，到昆明时，胸前深深印上两道血印。
最后一路最为悲怆。267名寒门子弟，无钱购票，决定徒步3000里南下，以此明志。
队伍由11位老师带队，4名军官护送，搭船夜下湘江，从洞庭湖畔启程。
出发前，他们统一收到一双草鞋，一副绑腿、一把油布伞。
江南多雨，学生们刚开始还打伞，后因不便，便索性湿着棉衣，背着8公斤行李，泥泞而行。
队伍每天平均行进25公里，首尾相聚十多公里，入夜靠点数饭碗，确定无人掉队。
他们翻越荒山，穿过孤村，拉着铁索越过激流，从冬天走至春天，出发时江岸还是枯草，走到桃源县时已是满山桃花。
学生们以为误入桃花源，一直守在队尾的闻一多说，陶渊明时代这里算偏僻，可我们要去的地方，比这还远十万八千里。
闻一多本可乘火车，但他选择陪学生们步行：
“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还很肤浅。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
西南联大其实在路上便开启了。
地质老师一路讲解地貌，工科老师矿区指导冶炼，中文系写书《西南采风录》，师生们还收集了大量标本和200多首民歌。
所有学生，不分学科，统一受教，天地即讲堂。
医学系学生沿途治病，爱文艺的同学时常演话剧。他们劝村民放弃皇帝牌位，并给小学生讲述新式共和。
绝望的时代，这支渺小的队伍，就像长夜中微弱的荧光。
他们行至贵州玉屏，县长贴出告示，借用民房，供师生借宿，在更远的安南县，县长无房可借，便将县衙大堂腾出，和师生一同夜宿。
即便是土匪，听闻学生经过，也传令不得侵扰。
两个多月后，跨越三省，翻越无数崇山峻岭后，队伍终于走到昆明东郊。
梅贻琦率队迎接，学生们见校长第一件事，便问何时复课。
负责护送的陆军中将黄师岳，向梅贻琦行了军礼：
我很荣幸，做了这件有意义的事。学生是中国最后的希望。
二
复课之后，闻一多如约讲《楚辞》。一学期四十多节课，他只讲一首《天问》，然而每节课都人满为患。
每次，他只读几句诗，其他便旁征博引，洋洋洒洒，有时兴起点烟，台下学生也跟着吞云吐雾。
等到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满校轰动，连工学院的学生，都穿过整个昆明城，跑来旁听。
西南联大自创立起，便立下规矩：国文是必修课，不及格者不能毕业。
教授们称，无论学什么，都要先修国文，打好一个中国人的基础。
中文系迎新时称：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他们视中文为魂魄，自编教材，既有《论语》《庄子》，也有鲁迅和林徽因。
师生们课堂吵架是常态，期末考试也不过是一篇读书报告，教授们不重抄写背诵，更在意独创见解。
汪曾祺曾竭尽诗意写了一篇作文，沈从文批改时劝他朴素些：不要炫耀那些拗口的词句。
世纪的阴云徘徊难散，乱世之中，教育开始回归纯粹。
在西南联大，万事皆无定法，唯有学问为尊。
钱穆师的中国通史课，从不点到，却无人缺席；冯友兰的哲学史不带讲稿，旁听的学生一度把窗户挤坏。
陈寅恪讲隋唐，因身体虚弱，总是闭眼说话，但连理科教授都跑来听，“他的存在本身，就象征了学术的至高境界。”
昆明遭轰炸时，师生们搀着陈寅恪撤离，高呼“保存国粹要紧”。
老师们不看教材，不循旧例，许多老师把研究成果，编成讲义，边讲边和学生讨论，共同定稿。
师生们竭尽全力完成文明的交接。乱世中，大学是遥远词汇，但却藏着最后的底牌。
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在西南联大教西方文学，他在日记中写下：中国如得复兴，全在青年人身上。
那些青年人，睡于茅草房，上课在漏雨屋，无钱早饭，便白水充饥，夜晚无灯，常跑到茶馆完成作业。
他们穷且乐天，杨振宁等学生，曾走街串巷，提筐收集废铁，幻想能炼钢建造小型回旋加速器，但直到毕业也才收铁百余斤。
1940年，更艰苦日子到来，昆明频遭空袭。
师生们发明新词“跑警报”，学校根据轰炸规律调整上课时间。警报结束，学生们便争分夺秒返回课堂。
后来，有经验的学生，每天早起看天，只要天气晴朗便背水带干粮，夹一卷温庭钧或李商隐的诗集赶赴郊外。太阳落山，再从容回校。
外国记者记录西南联大：看那个校舍啊，看他们吃的东西啊，真是很差。但看学习精神，太平时代都赶不上他们。
1940年10月13日，23架日机炸毁大部分校舍。文学院教授吴宓，在月明夜开课。
月光清冷，他在日记写下：
晚7至9时至校舍大图书馆外，月下团坐，上“文学与人生理想”，到者五六学生。
三
西南联大藏万卷书，亦藏浩然气。
建校初，因校舍不足，授课地遍布城中，师生们调侃：昆明有多大，联大有多大。
1940年后，空袭增多，老师们远避城郊，住得更为分散。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住尼姑庵，政治学家张奚若住祠堂，费孝通住在旧厢房，厢房下方，一半是厨房，一半是猪舍。
华罗庚住防空洞边，一次轰炸土洞崩塌，华罗庚大半身埋在土中，所幸被人挖出。
在昆明北郊，闻一多一家八口住在不足20平米的储物间。
听闻华罗庚无处可住，闻一多又在中间装了帘子，塞下华罗庚一家六口。
生活实在不便，华罗庚最终在西郊租了个竹棚。竹棚一楼是牛圈，牛在楼下挠痒，楼上便地动山摇。
每天清晨，这些老师从昆明各郊区，徒步前往学校。天寒路远，但无人言苦。
华罗庚便在竹棚里写出《素数论》，王力在灶台边完成《中国现代语法》，费孝通在轰炸中研究农村经济，他已想得很远“抗战后我们要怎么建设国家”。
1940年，昆明物价涨了300倍，联大教员薪金只增5倍。曾有乞丐缠住朱自清，朱自清表明教授身份，乞丐掉头离去。
迫于生计，费孝通上街卖大碗茶，吴大猷到菜市场捡牛骨，闻一多在家中为人刻印章，而梅贻琦的夫人沿街卖米糕。
那米糕取名定胜糕，生活凄寒，但所有人心志坚定。
闻一多蓄髯明志，称抗战不胜绝不剃去。钱穆写《国史大纲》，开篇写道：本书谨奉献于前线抗战为国牺牲之百万将士。
而一向温和的沈从文，在课堂上说起家乡兵壮怀激烈：
哪怕剩一兵、一卒、一粒子弹、一只手，还是不屈服，不后退。这才像个湖南人！
1943年，局势最危时，西南联大大四学生834人，全部参加远征军，奔赴前线，包含梅贻琦的子女和侄子。
1945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最后一次结业典礼。他们决定在第八个青年节，重新北上，复兴一切。
年轻人最后唱了西南联大校歌：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两个月后，闻一多被枪杀，阴云尚未到消散之时。
此后，那些西南联大里的年轻人，被卷入时代乱流，开始了各自的宿命。
若干年后，他们中走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171位两院院士以及一百多位人文大师。
他们开启了我们的时代。
当年南迁时，梅贻琦说，我们的责任，是塑造一个民族的灵魂，而那个灵魂便是校训：刚毅坚卓。
外交可以斡旋争端，战争可以决定主次，然而真正要撑过一段灰暗时代，终究要靠一代人。
很多年前，灰雪漫天落下，雪中埋着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