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善其身、乐天知命

“独善”思想,是传统儒家立身处世的一个重要方面。儒家思想本质上是主张博施兼济、积极用世的,但“兼济”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能够受到君王的知遇,获得一定的权位,有实施自己抱负的机会。那么在机会未来,或遭受斥础,不被重用,或统治集团极端昏暗,难以有所作为的时候怎么办呢?儒家则以“独善”相诩。因此兼济和独善,是儒家的进退出处观,二者在作为上,虽有所不同,但在儒家人格观上是统一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人在难以实现自己抱负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自持高洁,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在人格上是无可非议的。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贤者避世”(论语·宪间),“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儒家的主体精神是积极入世的,兼济救世是它的理想,而藏、避、隐是被迫的,不得已的,但照孔子看来,这却无损于士人的人格。

白居易于元和十年(815)初贬江州时,曾在《与元九书》中与好友元镇恳谈了自己对进退出处的看法云: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丁卜虽不尚,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钓,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这里表白的正是诗人在宦途失意,人生遭到挫折后,自己所持守的立身处世原则。一般都认为,诗人的“独善”思想是从元和十年被贬江州后才出现的,这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从白居易的诗文中,可以发现他早在入仕之初,就已表露出这方面的思想,只是在表现的形式和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28岁,为宣城所贡,次年中进士。他怀着“十年常苦学,一上谬成名”(及第后归靴留别诸同年)的喜悦,东归省亲,旋试书判拔萃及第,定居长安,步入仕途,授秘书省校书郎。从此开始了他在长安的官宦生涯。从贞元十九年(803)至元和十年被贬江州前的十多年中,其间他除因丁母忧退居下邦两年外,一直身处官场,并几经升迁。任谏官三年,更处在政治漩涡之中。在这期间,他已深感官场的黑暗,官吏生涯的险恶和庸俗。“帝都名利场,鸡犬无安居”(常乐里闲居偶题),长安官场中的争名夺利,尔虞我诈,以及到处是逢迎献媚的恶习,使他感到庸俗难耐,难以适应,从而萌生出退隐的思想。他在秘书省校书郎任期将满时,即开始羡慕那些隐者的生活:“归去卧云人,谋身计非误。”(((寄隐者》)“春深官又满,日有归山情。”(《早送举人入试、)“厌从薄宦校青简,悔别故山思白云。优喜兰台非傲吏.归时应免动移文。”(《秘书省中忆旧山》)他已经要拂衣而去了。在任慈压县尉期间,这种矛盾思想就更为强化了。因为县尉做为一个地方官吏,不仅要受许多吏事俗务的拘牵,还要做官府盘剥百姓的帮手。“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高适《封丘作》),这是唐代诗人高适对自己曾任封丘尉时悲苦心情的描述,当也是白居易此时所遇所感的写照。可以想象这使白居易感到多么痛苦,此时他的宦情已经十分淡泊了:“我厌宦游君失意,可怜秋思两心同。”(县西郊秋寄赠马造))但这也只是白居易此时思想的一个方面。他淡泊名利,厌倦官场的拘束和憎恶现实的黑暗.从而向往洁身自好、平静自由的生活,但同时他又感到“独善诚有计.将何救旱苗?”以月夜登阁避暑时他自己可以退处,甚至隐居,但奈天下百姓苍生如何?这对于深谙民间疾苦的诗少、来说,又是不能心安的、难以接受的。由此可知,独善与兼济之间的思想矛盾,早在诗人入仕之初,就已产生了。

但如果加以深入分析,诗人此时之所以产生对宦情的冷淡,以至萌生出退隐之思,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对官场污浊空气的嫌恶,而更主要的应该说乃是出于对“所托非其所”的怀才不遇的不平。诗人中进士,耀翰林,应制举,本有着欲济时艰的理想,一展“青云志”的抱负。但在授官时,却被统治集团以“出言太直”为由.不得为谏官,而拜无任何实际工作可做的闲职秘书省校书郎。旋又出为官卑职小的熬压县尉。“一为趋走吏,尘土不开颜”《盈侄县北楼望山》,“所托非其所,不如遭弃捐”《京兆府就栽莲》。在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苦闷中,他感到这时自己在官场上只不过是在俗务缠身中虚度年华,“此生知负多少春,不展愁眉欲三十”《长安早春旅怀》,从而羡慕那些寄情于山水的高士隐者的生活了。但从他这时的主导思想和后来的活动看,这对他来说只不过是偶发出世之想而已。与他后来身居近臣,因正道直行而屡遭打击之后,所遇所感还是有所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