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期间，娱乐圈的两场道歉席卷网络。当事人诚意满满，可是曾经造成的伤害，真的可以通过这种道歉弥补吗？
我们和四位朋友聊了聊，他们大多数收到过这种「迟来的道歉」，有的已经和解，有的拒不接受，有的认为，这种道歉是对受害者另一种形式的绑架和羞辱。迟来的道歉，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不是偶然得知年轻时那件事，我现在可能依然是个一无所有，但至少没心没肺，活得挺开心快乐的小老太太。1984年，我人生中第三次参加高考，那时高考要先填写意愿学校再考试，分数达到学校录取线才能被录取，考不上就落榜，没有滑档一说。前两年，我一心学医，报考当年热门的医学院，由于竞争压力大，两次被拒之门外。第三次，父亲语重心长地说：“芳啊，你看咱村哪家的女娃家里给供那么久的书，你爹不是不开明的人，但凡事有度，有大学上，国家能给安排工作就行了。”放榜当天，父亲拉着地排车跟同村人前往县城交公粮，完事后，围着县高中老旧的红榜从日出待到日落，始终没有寻到我的名字。我第三次落榜了，尽管不甘心，还是听从家里的安排，很快就相亲结婚，高考变成心底不能提及的伤痛。婚后日子过得很苦，丈夫是乡镇中学的老师，工资不高离家却远，又因小儿麻痹症落得腿脚不方便，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每年收麦子都是最难捱的时节，抱着年幼的儿子，常坐在麦地里嚎啕大哭，哭完找棵大树阴凉地拿绳捆住儿子，田地水渠沟壑多，一个跟头都会让刚走路的孩子横遭不测。自己一人埋头苦干，不时望一眼儿子，挪一下阴凉。儿子到8岁，丈夫单位分了房，我们搬到城郊。单位算是半可怜半照顾，安排我当临时工，一个月400块，管学校的实验室。我们对校长感激涕零，咬牙忍痛从儿子嘴里抠出1000块饭菜钱，买了个金戒指送给校长太太。本以为生活就这样苦中作乐，平平淡淡得过下去了，我将所有的期望寄于儿子身上，希望他能考入理想学府，圆我年少时的梦。儿子也争气，上学以来成绩一直领先，中考以全县前五十的成绩考入我们县最好的高中。2004年的新生家长会，我穿着最体面的衣服混在家长堆里，生怕给儿子丢脸。“王芳，你也来开家长会呀。”背后有人叫我，我回头，发现一个有些眼熟的身影提前应答了，应该是同名同姓的人。我多看了那人几眼，发现她也在打量我，又慌忙转头，像害怕被发现什么。世上同名同姓的人太多，何况又是那么大众化的一个名字。很快我淡忘了，直到两个月后的一个晚上，不速之客敲响了我家的门。是上次见到的那个叫王芳的女人，陪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多年未见的我的高中班主任。怪不得看到“王芳”感到眼熟，她原本就是我同届校友，上学的时候叫王冬菊，父亲是我们高中当时的校长。初见的惊愕，很快变成巨大的海啸，不断拍打着我早已磨砺坚硬的心脏。我这才知道，当年王冬菊通过校长父亲，冒用我的名字和成绩，上了本该我上的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县教育局。碰上我的时候，她已经是教育局的三把手，丈夫也是县里常上电视露脸的领导。如果不是她主动坦白，我还蒙在鼓里，以为自己是没有考试运气的寒门女子。“王局”向我道歉，提出愿意补偿我所失去的人生。她开出条件，安排我丈夫做副校长，解决我临时工的身份，同时可以帮助儿子办理“高考移民”手续。那年头山东的高考太苦了，有条件的家庭会给孩子办理“高考移民”外省考试，这对我们是可望不可及的。条件是我概不追究，彻底放弃原属于我的一切。多年来，她一直偷偷关注着我的生活，之所以上门道歉，是因为那次对视，让她以为我认出了她。道歉，是为了换取我这个受害者的“安分”，守住她已然得到的一切。似乎上门道歉，恶行就变得正当了，伤害就能磨平了。我怀疑她是否真有负罪感。施舍一些甜头，这样的道歉，简直是羞辱。那时互联网还不发达，我哭告无门，去“王芳”单位闹，还没进大门就被保卫拦住，请出去了。丈夫得知后跟我大吵一架，说我轴，不考虑家里的实际情况。我知道丈夫被他们收买了，每天反复做我的思想工作。“人家不过是想一劳永逸，就算不主动找你，人家日子照过，官儿照当，你也被蒙在鼓里一辈子。现在主动坦白、主动道歉弥补，你倒开始矫情了，就算当年上大学的那个是你，你也不见得能干到人家那个地位，说破天不过就是普通教师，现在答应了，咱们一家都能捞点好处！”闹了两个月无果后，我被迫接受了“赔偿方案”。丈夫如愿以偿当了副校长，儿子高考移民的手续已经提前办好，我也从临时工变成了单位的在编教师，只是王芳跟我再无关系，我是个凭空捏造的人，没有档案，没有历史，未来似乎也暗无天日。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结婚生子，我和丈夫退休后迫不及待地将老家房子卖掉投奔儿子。逢年过节，丈夫总会提起我的牺牲，举杯连连敬我，为了儿子的北京户口，为了今天的好日子。而我自那以后时常失眠，一闭眼，总想起老家那间逼仄旧房子里屈辱的交易，是我亲手了结了我的人生。2016年小年那天，前夫再次登门，母亲和哥哥照旧轰他走了，我在屋内哄着女儿，听到动静，脚步没有挪动一下。外面争吵声越来越大，我听到他大喊我的名字，声音有些沙哑。我把女儿放在床上，出了门，他正跪在地上，任凭母亲拿着扫把往身上打。我和他是大学期间相亲认识的，之所以同意和他在一起，也正是看中了他为人忠厚老实，本来打算毕业后找到工作就结婚，没想到我怀孕了，这完全打乱了我的计划，只能匆匆结婚。婚后，我在家里安胎，四个月的时候，大姑姐（前夫的姐姐）离婚住进我家，我觉得她刚离婚心情不好，总是陪她说话。在家住的日子久了，我和她的矛盾就来了。她看不惯我在家，时不时把话说到我脸上，感叹弟弟自己养着整个家，脊梁骨都弯了。我只当听不到，为着肚子的孩子，不和她吵架。谁知，退让令她变本加厉，她开始挑唆我们的关系，说我不敬重她，觉得在我家住总归是寄人篱下，三天两头吵闹着要走。我和前夫解释，他却说我不懂事，该体谅一下姐姐，不应该拿出主人的姿态，没有姐姐资助上学，根本没有他的今天，这一切都是靠着姐姐来的，不许我对他姐姐有半分不敬。八个多月时，我动了胎气。因为一点小事，她和我吵起来，指着我说：“你怀孕以来，我弟弟快累死了，你都不知道为他分担，你是农村来的，不嫁给我弟弟，能住在这房子里吗？”我忍无可忍怼了回去：“我们两口子的事，用你管吗？况且我是不找工作吗？我是怀孕了，找了很多工作，都不要怀孕的，再说，我肚子里不是方家的孩子？我知道你看不起我，可是，我也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听到这话，她扑通坐在地上大哭。正巧前夫回来了，看到这一幕，指着我说不懂事，我突然觉得肚子疼，就住院了。我才明白，他不是忠厚，是不敢，背着感恩的枷锁，始终抬不起头。孩子早产了，我奶水不足，他姐姐硬逼着我喝猪蹄汤，我快喝吐了，实在喝不下去，他姐姐就数落我，他和母亲也帮姐姐说话。我变成一个工具，每天抑郁地待在屋子里，感觉自己要疯了。离婚那天，他姐姐也来了，摆开架势和我谈判。她说孩子可以带走，但是必须净身出户，如果我要钱，他们就会争夺女儿的抚养权，以我现在的经济条件，根本抚养不了女儿。按说法院会站在我这一边，但是我实在没精力和他们纠缠，只想赶快脱离这一家子。年后，我把女儿给母亲带，报了考编辅导班，没到第二年就去学校当老师了。半年后，前夫第一次登门要和我复合，母亲和哥哥把他赶走，现在他又来了，我心里明镜似的，他嘴里说着道歉，其实另有所图罢了。他父亲瘫痪了，家里条件不如之前了，又是二婚，找个过日子的相当难。两人复合，他既能要回孩子，还能找到免费的保姆照顾父亲，这笔买卖一点都不亏。所谓的道歉，不过是附加条款而已。如果真的感到愧疚，不会到这时候才来找我。身处强势的时候，假装看不到我所受的伤害；现在弱势了，怀着诉求向我低头。这样的道歉，我不需要。我告诉他，复婚不可能，可以来看孩子，时间我来安排，现在，想为我们母女俩花钱，他也没有资格了。今年，大女儿如愿考上北京的大学，圆了她的北京梦。家里都很开心，来祝贺的络绎不绝。深圳的同学小慧让她妈捎来500块钱贺礼。父亲接过礼钱，眼圈红了。小慧妈还以为他高兴过头了，正要打趣他，父亲说了句：“我对不起小二，要不是我，说不定他和你家闺女一样在外地工作。”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又浮出水面。父亲口中的小二就是我。年轻时，父亲在村里开了一家诊所，他尤其擅长看小儿病症，远近几个村都慕名而来，诊所收益非常可观。哥哥当年一举考上厦门大学，在村里着实风光了一把。他是我的榜样，我也想像哥哥那样上大学，感受外面的精彩。那时候，我和小慧的成绩不相上下，都在县城重点一中读高中。1997年，我俩都高考失利，小慧选择复读，我也想再读一年。可是，这一切都被父亲阻止了。他说不要复读，上个医专就可以了。父亲有自己的打算，诊所以后必须有人接手。哥哥没有学医，不可能传承他的衣钵，这个重任，他打算安在我的头上。我抗议，父亲就来硬的，说复读的话，就算考上大学他也不会出一分钱。哥哥那时已经在深圳工作，求助他，学费也不是没有希望。可是，那时候母亲的乳腺癌已经复发过两次，姐姐一直在诊所帮父亲的忙，即便出嫁后也只能长期把诊所当家，作为两个儿子中的一个，我很难只顾自己。其实，父亲一直囿于农村，即便医术不错，养儿防老的老思想从来没有变过，他想留一个儿子在身边，这是心里的结。后来，我做出艰难的选择：就近选了个医专。三年后，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1998年，小慧考上了一所211大学。寒暑假回来，不管白天再忙，到了晚上我都和她围炉夜话。我喜欢听她讲外面的世界，那曾是我止不住血的伤口。小慧毕业后，到深圳发展。而我很快结婚生子，把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虽然在村里工作，我还是在城里买了房子。自孩子上小学，就让妻子一直陪读，不惜重金让孩子上市里最好的私立学校。心里一直有个梦，让孩子考一个好大学。几年前，母亲乳腺癌再次复发，没有抢救回来。父亲受了很大打击，说自己一生为医，却治愈不了最亲近的人，整个人苍老了很多，慢慢产生退意，从只上午坐诊，到后面完全退出。我成为这个诊所的新主人。至此，不安分的心也终于安定下来。孩子还算争气，学习一直名列前茅，高考考了六百多分，全河南文科排名在两千多名。我的一颗心终于落地了。这是二十多年来我最开心的事情，只是我好像已经忘了，这么想让孩子考上一所好大学，像是在完成我的梦想。哥哥在深圳待了几年，后来又到了厦门发展，中间起起落落的，现在做着按部就班的工作，看得出，他承受着大城市的压力。父亲不接诊之后，哥哥时不时会接他去厦门生活。虽然住不惯，大城市的繁华和进步也让他感慨。如果不是他不经意间流露出歉意，柴米油盐的生活早已让我忘了这事。曾经的伤口早已结痂，最近几年，隐隐作痛都很少有了。岁月磨平了我的伤口，却在一点点撕扯出父亲深埋的不安与愧疚。诊所这些年经营得有些惨淡。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大多数也挤破头地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村里人越来越少。以前父亲时期的门庭若市，到我接手几年后的门可罗雀，父亲自然看在眼里。如果父亲当时只是对不起我的梦想，至少他认为物质上是对得起我的，可是经历了时代的洗礼，曾经村里人人羡慕的肥差现在成了鸡肋，无疑加重了父亲对我的内疚。现有，我理解父亲。他心里那道坎，我过得好就浅一点，过得不好就深一点，这辈子再难越过。跨年那天，老板发了一条朋友圈：“2020年，哥跟你打个平手。”看着这条志气满满的朋友圈，我心里清楚，也许未来多年，甚至一生也得不到道歉了。25岁那年，我入职一家旅游网站，公司主营境外旅游。老板是海归精英，创业前经手过数个跨国项目，深得各路投资人看好。当时境外旅游正逢热潮，热血沸腾的北漂青年，想要完成一个小目标的富二代，都试图分一杯羹。当时看来，其他公司不论是老板的经验，还是盈利模式的成熟，都不如我们。公司汇聚着旅游业和各互联网大厂的精英，像一口锋利的刀子，插进旅游这块蛋糕，志在必得。当时，996和狼性文化还没有成为互联网行业的标配，但这已经是我们默认的工作制度。每周工作六天，早晨九点半上班打卡，没有标准下班时间。老板在每周的晨会上都会鼓励大家，说我们的目标是五年上市。每当有员工对工作时间表示不满，他就会说，我情愿让大家现在骂我，五年后上市，一起分钱。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着。大概从第四年起，老板不再提上市，公司的业务抵达瓶颈，不管我们再苦再累，也摸不到更大的盈利空间了。那时，跟我差不多同期入职的同事，有的已经走了，留下的，也都纷纷晋升。大家都从二十啷当岁的年轻人，变为三十而立，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打工人。之所以没有离开，一部分原因是，虽然增长停滞，可不管行业还是公司，都没有明显衰败的迹象；另一部分是，的确对公司有感情了。2020年初，疫情冲击了全球旅游业，公司的业务顷刻停摆。春节后，我们没再坐班，可谁也没闲着，一面安抚用户和供应商，一面为疫情后做打算。公司按职级发放半薪、最低工资，还有一部分员工，索性被“战略性放弃”了。直到四、五月份，国内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国外却闹了起来。公司为用户和供应商退还款项越来越慢，被“战略性放弃”的同事越来越多，每天，群里都有同事离开。我们心灰意冷，老板仍在加油鼓劲，鼓励大家，携手熬过这段时期。5月底，管理群突然解散。我意识到，公司可能扛不住了。果然，6月初，老板宣布公司破产。普通员工在朋友圈里依依惜别，我们这些中层管理，却看出了些端倪。我们的业务模式，一直是先收用户的钱，再结算给供应商，先确定供应商可以退款，再给用户退款，所以即使业务停摆，也没有更多垫付。宣布破产时，公司的账上理应还有几百万现金。可是，这笔钱不翼而飞，反而仍欠着供应商几百万的尾款。不仅如此，被迫离职的员工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公司要求大家签署主动离职的协议，不签，就拿不到离职证明。当时公司还有在孕期内的女同事，她们不光得不到补偿，相当于在孕期中断了社保和种种报销费用。当然，也有不签字的同事。可是又能怎样呢，以我们对老板的了解，他在这事上不会露出任何破绽。能规避的，早就规避了；能转移的，早就转移了。最无法接受的是，公司刚刚宣布倒闭，老板紧接着创建了新公司，带走了人力资源和财务的同事。那还是一家旅游公司，使用的社交账号、数据和模版等等，都是原来公司的，售卖国内的旅游产品。大家都气愤不已。追随多年的老板，为甩掉债务和三百多个员工的人力成本，通过财务和技术手段，把公司伪装成无法继续经营的状态，宣告破产，然后带走一部分核心资产，一身轻松地另起炉灶。有同事做了调查。老板的新公司早在2019年底就注册了。我怀疑，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上半年为我们加油鼓劲，不过是为拖延时间，尽快转移演的一场戏罢了。倘若公司真的无以为继，大家也都能理解，好聚好散罢了。这样的操作，简直是拿我们当猴耍。我们这些人多年深耕旅游业的，突然蹦出一家公司，能不知道？明摆着，你们知道也无所谓。也许他真的不怕吧。和我同期入职的同事们，经过这些年的苦熬，已经对加班这样的字眼产生应激反应，本能地产生厌恶和恐惧，甚至严重者，还有明显的生理反应。说不定，他早想甩脱我们了，疫情就是最好的机会和挡箭牌。直到那天，看到他发的朋友圈，打心眼里感到厌恶。他码下这些字的时候，恐怕还在得意于自己的这波操作吧。也许过了几年，他的新公司还会获得成功，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会讲起，作为民营企业家，熬过疫情的种种经历吧。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在那个故事里，我们这三百多个员工，也许只是偶然提起的玩笑，也许永远被遗忘在角落。除非有一天，他遭遇类似的背叛与嘲弄，才会在某个独处的时刻，心里对我们说句抱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