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政权由若干家族构成的小圈子把持，朝廷中的重要职位均由这些家族的子弟担任，他人基本不能染指。换句话说，这些家族的子弟构成了小圈子政治的核心人才库。小圈子具有垄断性、封闭性和文化基因的同质性——这些家族尽管存在个体差异，但是骨子里都很像。生物学上有一个重要名词，叫作“多样性”，是说一个物种所包含的基因越丰富，它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就越强；因此，当种群的数量减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物种就濒危了。生物多样性的道理，同样适用于人类。由此可见，小圈子政治自然也长久不了，只不过人类的故事更复杂。中国历史上最具“小圈子政治”色彩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东晋南朝的士族门阀政治。当时社会的主要人口被分为士族和庶族两大类，士族又分为高级士族和低级士族。士族享有免役特权，庶族则需要为国家服徭役，这两种人在户口登记上是有明确区分的。士族和庶族之间界限森严，不通婚，不交往。哪怕庶族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了皇帝的宠臣，也很难被士族的社交圈子接纳。比如宋文帝非常欣赏中书舍人徐爰。徐爰庶族出身，宋文帝想提升徐爰的社会地位，就让吏部尚书王球跟他交往。王球出身于琅琊王氏，属于士族中的一流高门。结果王球直接拒绝了皇帝的要求。他说，士庶区别是国家的制度，陛下的命令我不敢听从。而宋文帝被拒之后什么反应呢？“改容谢焉”，顿时严肃起来，给王球道了歉。这就是当时人说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士族与庶族之间是天上地下的差别。士族所享有的最重要的特权，是他们的家族门第可以“兑换”成相应的人品。最高的是“门第二品”，而它则意味着有资格担任那些三品以上的重要职位。比如陈郡谢氏的谢方明、济阳蔡氏的蔡廓两人，既出身高门，又有才干，当时就有人评价说，这两人单凭门阀就有资格做到一品官，更何况还有才干呢！高门士族家的男孩子，无论是否有德有才，甚至无论是傻是呆，满二十岁就可以直接做官，而且起家就是清闲高贵、升迁前景极好的官职。例如，著名诗人谢灵运之父谢焕，“生而不慧”，智力有问题，但是也能做秘书郎，靠的是什么？陈郡谢氏的门第。相比之下，低级士族出身的人想做官，就要等到三十岁了。用今天的世俗眼光来看，这些高门士族出身的人，才是真正赢在了起跑线上，一出生就甩开别人十年，而且此后的锦绣前程也早已铺就。在官僚选任方面，门阀制度的特点就是家族门第决定个人前途，高门士族单凭门第就能飞黄腾达。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个人的营私行为，而是国家选任制度的明确规定。当时，谱牒之学十分兴盛，就因为搞清楚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孙子，是人事工作的重中之重，是起点，也是终点。南宋学者叶适说：“东晋权归王谢庾桓四族，而四族亦人才所自出。”东晋的建立是琅琊王氏与皇族司马氏合作的结果，当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后来的东晋政权继续保持了这种高门士族与皇族合作的“小圈子政治”格局。那么，这个小圈子的人才发育状况如何？举例来说。琅琊王氏的王徽之，字子猷，读书很多，说话喜欢引经据典，讨论言语的风度韵致。其父就是“书圣”王羲之。王徽之给车骑将军桓冲做骑兵参军，是专管骑兵的参谋。有一天桓冲就问他，你管哪个部门啊？看这上司已经够糊涂的了。那么下属王徽之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不知道是什么部门，常常看人牵马来，应当是管马的吧。桓冲接着问，有多少匹马呢？王徽之回答：“不问马，何由知其数？”桓冲继续问，马最近死了多少？王徽之答曰：“未知生，焉知死。”王徽之的回答其实很有水平。后边两个回答，用的都是孔子的典故。马厩着火，孔子回家问，伤着人没有？不问马。这是“不问马”的出典。子路问孔子死亡是什么，孔子答曰：“未知生，焉知死。”有个关于王徽之的小故事：夜里下大雪，王徽之醒了，推门斟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忽然很想念友人戴安道，于是连夜乘小船出发了。天蒙蒙亮，王徽之到了戴家门口，却忽然折返。别人问，王徽之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故事里的王徽之具有一种任性洒脱的潇洒之美，算得上中国人物画廊中俊逸的一笔，至今仍被传为佳话。但是，这样一个王徽之，做着管马的官儿，却不知道管着几匹马、损耗多少，靠他治理天下，岂不是要坏事吗？《雪夜访戴图》是元代张渥所绘，纸本，水墨，91.8厘米×39.8厘米，现藏上海博物馆。此图描写的是东晋王徽之雪夜乘扁舟拜访挚友戴逵的故事。据说某个雪夜，王徽之突然想去拜访朋友戴逵，于是就让仆从划船前往，好不容易在天明时分到了戴逵家门前，但他突然就不想进去了。仆从就好奇地说，深夜出发天明方至，为何不进去了呢？他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这故事反映出魏晋时期高门士族那种洒脱不羁、随性而为的性情。作者以简练的线条，刻画了人物的精神面貌，画中王徽之坐在船舱，袖手观书，神态生动。岸边苍老遒劲的古树，充分地衬托了冬夜萧瑟寒冷的意味。
王徽之做官的糊涂任性绝不是个人问题，而是高门士族的风气。这种好为玄虚、不务实事的风气，在北方就已经兴起；仓皇南渡之后，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愈演愈烈，成了高门士族的一种文化标志。玄风扫荡之下，衡量人物的标准发生了强烈变形，精明强干会办事、不怕麻烦、有责任感、遵守规矩礼法带上了负面色彩，不懂、不会、不知道、不守规矩，反而成了高级范儿。跟个别人的放荡相比，标准的异化才是最可怕的，它意味着底线的撤退，是非的倒置。后世的政治观察家，看到本朝风气滑坡，常常会大声警告，说现在有西晋的模样了，再这样下去，就要亡国了！标准的异化导致高门士族整体素质大滑坡。琅琊王氏的王敬弘当了四十年官，一直当到宰相，竟然看不懂审案文书，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有更荒唐的：会稽虞氏的虞啸父做门下侍中，皇帝问他，你在门下省，怎么一直没见你有什么献替呢？“献替”就是提意见，是门下侍中最基本的职掌。可是，虞啸父只听懂了个“献”，以为皇帝要让他进贡家乡的海产品，就回答说，现在天气还比较热，鱼干和虾干都还没晒好，等过些日子我肯定会献给陛下的。高门士族人才凋零，最终导致皇权与门阀共天下的小圈子政治的破局。破局的过程一波三折：权力先向皇族回归，高门势力受到排斥；接着在高门士族的鼎力支持下，谯国桓氏的桓玄篡位，建立楚国，试图恢复小圈子往日荣光；最后刘裕推翻桓玄，建立刘宋，政权落入低级士族之手，高门彻底靠边站了。
在这个过程中，士族的致命弱点暴露无遗——他们不重视军事，鄙薄武将和军人。武将在他们眼中就是当兵的，是可以利用的小人，绝不会去尊重。至于高门自己，也可以充当军事长官，但是必须表现出一种武事虽贱，为了效力君主，不得不暂时屈尊为之的状态。比如淝水之战，宰相谢安在建康下棋，坐待“小儿辈破贼”。在前方指挥破贼的谢家儿郎谢琰，也算是有军事才干的了，可淝水之战后，便长期做文官，对军事越来越生疏，后来受命征讨，就再也没有像样的功绩了。事实上，淝水之战的胜利包含了诸多偶然因素，本来前秦内部已矛盾重重，秦兵从淝水岸边后撤的时候又发生了混乱，给了晋兵可乘之机。所以淝水之战，与其说是谢家子弟打得漂亮，不如说是苻坚乱了方寸。而陈郡谢氏还是东晋几大高门之中比较重视军事的。
高门士族还有一个更为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格局不够大，缺乏全局意识和战略眼光，而他们本来是注定要领导国家的。东晋末年被高门推出来重振小圈子荣光的桓玄，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大格局的领袖。第一，他“制作纷纭，志无一定，变更回复，卒无所施行”。就是什么都想做，但又没个准主意，老是翻来覆去，最终什么都没干成。第二，此人处事，分不清轻重缓急，为人苛刻小气，喜欢自夸……芝麻大点儿的小官小吏也要自己任命，诏令一道接一道发出去，底下管事儿的部门应接不暇，可是国家的大政方针还不知道在哪里，各地各部门报上来的案卷文书都堆在那儿不管，他却浑然不觉。第三，这个人的原则是以小我为中心，贪婪自私，都得了天下了，听说谁有好书法作品、好画，谁家的园林美、宅子漂亮，一定要假装跟人家赌博，把它赢过来，尤其对珍珠美玉爱不释手。最后还大兴土木，满足私欲，引发朝野骚动。余嘉锡先生对桓玄的评价最精当：“盖是杨广、赵佶一流人物”，聪明风流有才华，但桓玄跟这两位的角色差太远了，“但彼皆帝王家儿，适承末运”，但是杨广、赵佶都是皇帝的儿子，正好赶上了亡国之运，折腾折腾很正常，“而玄乃欲为开国之太祖，为可笑耳”，可是桓玄竟然（以如此之资质）想要做开国的太祖皇帝，实在是可笑。最终，桓玄给低级士族开了道。桓玄的可笑就是那个高门士族小圈子的可笑。东晋104年，一百年四代人，到桓玄代晋才三代，就已经堕落至此。因为种群规模太小，基因单调，自我封闭，缺乏竞争，衡量人才的标准失衡，重玄谈不重实干，又享特权，默认每个男孩生下来注定要飞黄腾达，谁会努力？自取灭亡，说的就是这种小圈子政治。“门阀”的“阀”本来指功劳，“阀”与“阅”连用，指功劳和资历。一个人凭借功劳和资历得到升迁，这本来是官僚制度的规定。后来“阀”与“门”相连，变成了“门阀”，“门”就是门第，祖先的阀阅变成了子孙后代做官的凭据。门阀政治，因缘时会，可兴于一时，却不能长久，只是帝制时期官僚政治发展中的一个插曲。1［南朝梁］沈约：《宋书》卷四二《王弘传》，中华书局974年版，第38页。2祝总斌：《试论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试论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没落及桓玄代晋之性质》，见《材不材斋史学丛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5—230、257—2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