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源自山西襄垣考
河洛文化源自山西襄垣考
选自《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6期，李国强,王建华
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源头和主脉。在华夏文明史上，河洛文化以其独特的正统、兼容、连续性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在中华远古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中，河洛地区是中华文化的中心。一般认为，河洛文化的发源地和中心区位于今天的洛阳地区；本文不揣冒昧，根据多年的调査研究，提出河洛文化源自山西襄垣的这一思考，就教方家。
一
在远古时期，人们注意到，不同季节所见到中午时太阳的位置，其仰角的高低并不相同。人们在地上竖立一根直竿，根据全年观测的结果发现，夏季时其阴影似乎较短，冬季时则较长。显然立竿受阳光照射造成的阴影的长短，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人们取午时竿影最短的那天为夏至（至就是到顶的意思），又称日北至或日长至，取竿影最长的那天为冬天，又称日南至日短至。同时用等分方法，测定阴影的正斜、长短，确定四正、四面八方、四时八节，指导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这就是所谓的立竿测影。
立竿测影形成的年代虽不可考，但根据史料的记载进行推断，应该不晚于母系社会晚期。《易·系辞传》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纹与地之宜，近取诸生，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里所描述的就是立竿测影的基本情况。“仰则观象于天”，即运用立竿的顶与太阳形成的直线，观察太阳出没的方位、时间，测定太阳在各时段运行的轨迹：“俯则观法于地”，即观测太阳照射立竿产生的阴影。到了公元前4世纪，古人已获得回归年日数365.25（与实际数字差不到1刻钟）这一较为精确的数值。公元前3世纪，邹衍创立“平天”说，他认为天地是平行平面，日月星晨都附丽于天平面上运行。由几何学推论，可以用立竿测影法测得天高和日月星轨道的形状和尺寸。当然，同一方法也可测量山顶高度和山底宽度，这就是所谓'勾股重差法”，即古人对不可直接触及的超大物体的度量方法。
立竿测影最初是由单竿测影开始的，古人在其生存之高台，找寻空坊平坦、视野开阔的髙地，将不弯曲、不透明且能在太阳照射下产生阴影的立竿垂直于地表埋入地下。立竿所在髙地即所谓的“无极”，高地的中心立竿处称为“太极点”，立竿没入地下部分称为“太极”；地表以上立竿称之为“阳仪”，而因受太阳照射而产生的立竿阴影则为“阴仪”，此所谓“两仪”。
通过长期的单竿测影，古人逐步掌握了太阳（天）从南到北（或从北到南）、阴影从长到短（或从短到长）周而复始之钟摆式的运动规律。随着实践的不断增多，人类逐步完善并规范立竿的方法，最终形成以原单竿为基点，以五或五的倍数分别向南北和东西方向等距离延伸立竿，此所谓的“四象”。用五根数值为1、3、5、7、9（为天生数）等分的立竿，测量全年太阳在天空运行的轨迹，古人称此立竿为“阳仪”、“天干”；用等分为2、4、6、8、10（为地成数）的横竿俯察太阳照射立竿产生的阴影，寻找天地之间的对应关系，确立四时（春夏秋冬）八节（二至二分四立）十二时辰，古人称此为“阴仪”、“地支”。为了方便快捷形象的反映数值变化的规律，古人把太阳在空间运行的情况用空（白）圈，其在地面的阴影用实（黑）圈表示，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见到的河图洛书的记录符号.
在观测过程中，古人从每天早午晚立竿测影中总结出全球天道运行的三个标志性时段：一是天一地十时段，即太阳由北向南运行于南纬23°30,南回归线上空，日出点位于东偏南34。，日落点位于西偏南34。,用数值表示为阳一阴十，系太阳运行于最南端的终点；二是天五地六时段，即太阳由南向北运行，通过赤道线五天的高度，日岀点位于东偏南24。，0落点位于西偏南24。，用数值表示为阳五阴六，斜射线段五天的立点，是南北半球的分界线；三是天九地二时段，太阳运行于北纬23。30'上空，阳天极数为九，阴地极数为二，日出点位于东偏北24。，日落点位于西偏北24。，用数值表示为阳九阴二。在以上三个运行时段中，太阳在空中形成为三条平行的运行轨迹，古人用三条平行线段来标识天，三连线表示乾天“三”,代表全阳。而乾天在地面上的反映，通过中午阴阳交午，形成为坤六断代表全阴日出线（东南至东北）日落线（西南至西北），每天中午立杆，通过阴阳交午形成天地（南北），定位线形成'离中虚”用符号'三E'表示，代表东方白昼的离火，由日出线，日落线与天地定位线在日落后至日出前的黑夜形成'坎中满”用符号“三三”，表示，代表夜间的坎水。远古人类通过长期的观夭察地，把晨昏幽明、寒凉炎暑归结于天象，云雷雨风、山川河泽归结为地象，并用特殊的符号表示出来，最后形成为八卦。这就是《易·系辞》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封定乾坤。”
河图洛书正是在文字还没有产生的情况下，古人依照立竿测影的结果，以图示方式结构的时空方位图，是古人对自然运行规律的高度概括和集中凝炼。古籍中记载，“伏羲氏”王天下，龙马负图得而画八卦，该图古称为河图”。河图又称太极图，亦称为龙图、凤图，龙凤呈祥图、天地自然河图、太极图等等。它的特点是:用黑白环点示数、排列成图。即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大禹治水，神龟载文於背，得而因之成“九畴'，谓之书”，古称为“雒书”。然而，后来见到的洛书，没有文字，也只是用黑白环点示数的图，其特点是：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环居中。据说“河图”、“洛书”古时皆有文字，后来散佚，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宋代朱熹的《易学启蒙》中的两幅图，因有数无字,就叫它无字夭书”。
龙马负图、神龟载文不过是传说而已，经不起任何实践的检验，但河图洛书本身则是客观存在的真实，是古人实践经验的总结。史载河图洛书反应的阳数（天生数）都是一、三、五、七、九，阴数（地成数）都是二、四、六、八、十（洛书无十），阳数、阴数结对排列的方法相同，大体上反映了天道运行及其与地面的关系。但是经过长时间的口传和抄载，有的地方已经面目全非。本文作者之一李国强先生根据立竿测影的实践发现，史载河图的二、四、八位置正确，六、十两位数位置颠倒；史载洛书出入较大，书不仅缺十，而且数值排列位置出现较大差错，除八外,其它数字的位置出现错误。
虽然如此，河图洛书的重要价值依然存在，河图洛书的客观存在及其天生数、地成数的明确标示，是河洛文化可生成区域范围的重要依据。现将李国强先生近年来在南罗山立竿测影所得数据列表如下：
上述立竿测影产生的数据，系李先生经过数年的长期摸索和实践取得的结果。在测量的过程中，完全使用简陋的工具，依照古人的思路、方法进行工作，应该说所得数据是真实可信的。根据实际测量的结果，我们把位于南北回归线上空的空间分为九个部分，则每个区间为5.875。。视南回归线两侧为太阳运行至冬至日的终点为“一”，则依次递增，则北纬23。5'的区间为“九”，也就是说，太阳运行至北回归张上方达到最端点——“九天”。用同样等分（5.875。）的方法模拟太阳一年由南回归线向北回归线运行的轨迹，视太阳直射的射线为假想立竿，假想立竿的立点为0点，则太阳的射点同归于北纬35°15最终产生0点至斜射点距离即太阳照射假想立竿所投射的“阴影”：天一地十，天三地八，天五地六，天七地四，天九地二。九天是揭示河洛文化生成的区域范围。这里所指的“九天”，系指太阳运行于北回归线23°30'上空时太阳达到北半球的最端点上空及其在地表投影的情况。据李国强先生计算，河洛文化的生成区域在东经1。3°00'到东经123°00、北纬35。15'至北纬38°35'（或38°3499992'）范围内，
二
在生产力非常低下的人类社会早期，人类对自然的无能为力，致使河图洛书以神话的方式现世。神话的出现是人类对自然认识局限的一种折射，毫无疑问客观现实才是神话产生的背景。本文认为，河图洛书应该是古人在立竿测影的基础上对周围地理环境与自然状况的图示，是古代人类对周围客观世界的象形反映。
古上党襄垣盆地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太行山西麓，太岳山东麓。县境位于东经112°25,至东经113°08二北纬36°23,至36。44'。这一独特地理位置，有着产生河洛文化的特定条件。笔者经过八年多的实地勘察和研究认为，河图洛书产生于襄垣县南罗山一带，即产生在以东经113°00北纬36。05,为中心的范围内。元代蒙古族太师河南王察哈那延曾经在南罗山的西侧修建“凉楼榭”，山的东侧建“神宇”，山顶建“比丘尼寺”，故后人又称这一地区为“凉楼”。
处于东经113°00北纬36°05,的南罗山，最高海拔913.4米。南罗山山巅有一天然天井，据当地老人讲,这口水井原来存在地下水上溢的自然景观，远古神话传说其为“天池”、“风目”。古人正是利用“正南”的水平面立竿测影、观天察地的。以天池为中心点分别向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四个方位各行进250米，正好面临悬崖峭壁。《淮南子·览冥训》载：“断鳌足以立四极”，这里的“鳌”即系指南罗山，所谓“断鳌足”、“立四极”指在罗山顶部的悬崖峭壁处进行立竿测影。若作四条与中心点天池至峭壁连线的垂线，则在南罗山巅形成每边各500米的正方形口字,组成古人进行观夭察地的“入盘”，代表了天五地六时段的天生数五。经实验观察，南罗山山顶峭壁之立竿处，均处于山顶喇叭口形状凹地的角点，正好应证古人所谓的四象:南乾天、北坤地、东离火、西坎水。作四象与中心点天池连线的垂线，四条直线相交点正好是以天池为中心的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个方位，古人所谓的四维,这四点均处于三角形地块的角点。天然之地，自然杰作，鬼斧神工，令人惊汉。作“人盘”四边的延长线各300米，则组成“井”字，在“井”字形八个端点各立一竿，可以测定太阳在北半球运行轨迹，称为“天盘”。太阳照射八根竿所产生的阴影，则称为'地盘”。由天、地、人三盘组成的四方八角花图又称为“古盘”（盘古）。所以罗山本身就构成了一幅形态逼真、极赋寓意的“罗盘”，故有“罗山出书”之说。
《论语·子罕》在提及河图时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凤鸟，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鸟，凤鸟在舜和周文王时代都出现过，它的出现象征着“圣王”将要出世。而河不出图就是指上古伏羲时代，黄河中有龙马背负河图而出。它的出现也象征着“圣王”将要岀世。在这里孔子不仅说“河图”、“凤鸟”为其知识之本源，且认为“河图”、“凤鸟”是一种祥兆。而远眺的南罗山好似凤鸟飞天，象形文化喻其为“天之凤”，其首往东，身处南，而尾在西。南罗山的最高处的天然水井，百姓称其为“落龙池”或“天池”，笔者考察研究后认为，该池应该为象形文化的“凤目'，在太极图中俗称为白鱼的黑眼。在南罗山的腹部，有一条自然形成的由南向西北的雨裂沟，而其尾部,也有一条自然形成的南北走向的雨裂沟。这种天然的景象组成了一个直径达2500余米的“易”字，是为阳易。
与“飞天之凤”相对，处于东径112。35',北纬36P5'的区域，喻为“入海之龙”。这一地区多为水域，平均海拔880米，其首在西，身处北，而尾在东，远观似蛟龙人海。在“入海之龙”的首部，有一眼“水中”井，百姓称之为“瓮”，系由地下泉水上溢形成，该井四周为沙岩，中间深不可测，泉水冰彻透骨,与地表水温差极大。该泉眼应该是象形文化中的“龙晴”，在太极图中称为黑鱼（阴鱼）的白眼。在“入海之龙”的腹部，下峪河由北向南而去，其尾部则有一条自然而成的南北向的雨裂沟。由是又一个直径达2500米的“易”字天然生成，是为阴易。
两个自然形成的“易”字首尾相衔，而漳河水西源从两个，，易，，字中呈，，S”形逶迤而过，组成了一幅巨大的（阴阳鱼）“河图”，呈龙凤呈祥之势。浊漳河西源系襄垣县境主要河流之一,其总长度为74.1公里，在襄垣县境内长度为35.2公里，河床平均宽度为40米,年径流量平均1.45亿立方米,年均流速为5立方米/秒。该河发源于沁县华山，发源处海拔1087米，入襄垣境二神岭口河槽海拔920.5米。入河图处河槽海拔876.1米，出河图处865.1米，图内落差11米。所谓“河出图”，非河中出图，而是指浊漳河水弯环萦绕，用形曲线将南罗山地区地理分割所呈现的自然景象，即有“漳河出图”之说。
在河图“S”形曲线的中段，系河图的中心点神汤头，该处海拔898米，陆地与水平面的高差为22米，峻峭壁立的河岸从底部向顶部依次由红、黄、黑、白、青五色砂岩构成。在神汤头北约百米的漳河岸边，有一直径约30米的白青间墨色砂岩构成的龟状巨石由东向西插入河中，其靠山一侧与山底相连，入水一侧则向西延伸至河的中心，似一巨龟卧于河中。龟状巨石背部接近水体的西南方位，分三层排列着18眼小井。最上层一个平台排列小井8眼，每眼直径和深度均约60厘米；在第一个平台垂直高度约3.5米之下的第二个平台上，不规则排列着深度不一的小井6眼，最大的直径1米左右，最小直径60厘米；接近水边的第三个平台上，排列着小井四眼，其直径1米左右，深度70-80厘米不等。这些小井有一共同的特点,无论其所处位置高下，无论天气如何变化，井中之水始终保持不渗不溢，即便河水很小，小井之中的水也不变化。这一神秘奇特的自然景观令人惊异。沿龟状巨石南行，由于巨石挡路，漳河在此旋转绕流，积年的旋流，使此处形成一深不见底的水黄，因其口部小而底部大，民间俗称为“瓦钵瓮”。在巨石的西面，因龟状巨石入水致使河床变得狭隘，形成一个石槽形状的水瓮，民间称其为“牛槽瓮”。
十八小井和双瓮很可能是古人进行立竿测影处，本文作者李国强先生曾以“双瓮”处立竿测影，可标示出夏至日天九地二数值的地成数二。所以本文推断，18小井应系古人立竿测影之后镌刻在龟状巨石之上的符号。但经过实验，此处并非古人立竿测影的主要地点，镌刻在龟状巨石之上的符号可能是人们在把南罗山巅选择为立竿测影最佳地点之后所留的纪念标记。
在河图的东南方约七公里，鹿台山由东向西呈带状耸立。鹿台山海拔为993-1044.8米，在平坦山梁东南的脊部，有两峰高耸;左侧名曰文王山，右侧无名。文王山系鹿台山的主峰，海抜1044.8米，由石质灰岩组成，其状似火山口，山顶及周围有文王庙、武王庙建筑遗址，这一带有关商周的传说很多。其山之东侧为上党地区时令河汇集流入襄垣的唯一通道；山之北侧地势平缓，浊漳南源和西源在此合流，自古以来，从南罗山以东的淤泥河开始到銮岭湾止，这一带全系沼泽地带。古人依据山上两峰对峙，山下沼泽泥泞的地貌，将山峰命为“兑”，山下命为“泽”，把鹿台山东南的地形地貌用符号“三三'（兑上缺）标识，地面的表象则为“兑下泽”。
河图西北方约15公里的昆仑山，海拔H22米，其面积约百多平方公里，其主峰位于县境质亭镇送返村北。昆仑山系远古神话西王母虎文化的发祥地，也系羿登昆仑拜西王母求长生不老药的所在。春秋时期，羊舌公食邑铜桂（今武乡境内），因避讳虎字，亲自在虎亭之“虎”的上面与左侧用朱笔加了两撤，形成为一个特殊的字符“焼”,今天这里的一些地名仍沿用一些相类的名称，如：说（si）亭、虎口、野狐（虎）坪、胡（虎）家岭、种（虫）家岭、针（睁）眼坡等等，其周围也有崔生遇虎等虎神话传说。昆仑山主峰向东三公里，矗立着甘露山（又名甘罗山、甘山，百姓称高庙岭），因其与昆仑山紧密相连，民间故称“肝胆相照两昆仑”，估计远古两山可能并称为双昆仑山。甘露山海拔1189.5米，其山因远古神话五龙治水神之一“甘露神”而名。其主峰北侧有甘露岩，地下水极丰，水量不亚于浊漳河，其地上之甘水河，流经县城西北，绕东北与浊漳河合流，与《山海经》中所述之甘山、甘水的特征与此基本吻合，应该是大禹“潭怀底绩，治于衡漳”之主要治水地之一。昆仑、甘露二山山脉延伸，有一脉直插南罗山之西北，形成上连下断的地理形态，呈“三三”象，其地形地貌表现的符号为“艮覆碗”，地表形势“艮为山
南罗山东南方之淤泥河及文王山下至鹿台山下之沼泽地带，地下水通过岩石缝隙及洞穴向西北渗流，形成东南方兑泽与西北方艮山''山泽气通”的自然现象。
河图东北方约十公里的北底村、东北阳村，至二十公里处浊漳北源、南源合流处、北石梯山、堡后山、韩王山、桃后山、马鞍山等山峰耸立，浊漳河从山中逶迤而行，形成地面连接、空间断裂的地理形态,其表貌符号为“三三”。靠近这一区域的东北侧，一山重峦疊嶂、绵延起伏若九龙汇集，号曰九龙山（亦名伟回山、仙堂山或龙洞山），该山海拔1725米,走向为西南一东北，山体长达11.75公里，系远古神龙文化的发祥地。山中洞穴众多，多以龙命名，如白龙洞、黑龙洞、蛟龙洞等，行雨之时，山中电光迸射，雷声震天，洞中常伴火球喷出，故人们喻之为“震雷震为雷”为这一自然奇观的表征。
河图的西南方22公里的三峻山，又名西老爷山（当地百姓称天为老爷），海拔高度为1264米，南罗山即系该山延伸之脉。三峻山三峰（灵山、麟山、徐峻山）鼎峙，《淮南子》载文曰：·尧使羿射九乌于三峻之山，杀九婴于凶水之上，激大风于青丘之泽。”三峻山之所在系远古神话后羿射日、嫦娥奔月传说之区域。三峻山脉延伸至西南，形成一道土石山梁，梁下有数道雨裂沟，形成上连下断的地理形态，其地理特征为“三顼。由于该处地理形势构造特别，虽伫立南罗山巅，仍能感觉从三峻三方向吹来的清风，人们遂命之曰“巽见”，“巽为风”为其地理表征。
东北方向震来之雷与西南方向吹来之风，谓之“雷风相搏”，成为呼应南罗山东北与西南的特殊自然现象。
可以确定，以东经113.00°，、北纬36°05'南罗山为中心，东西长约四十公里，南北宽约三十公里，总面积约1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是生成河洛文化的基本区域。
三
书载：“文王脱里之囚，献洛西之地，纣赐弓矢铁钺使得专征伐为西伯文王，既受命，黎为不道，於是举兵伐而胜之。黎，国名，在上党之地。”一般认为文王系由陕西歧山（西歧）出发渡黄河伐黎的。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商末周初的纷争时期，交通能力相对低下，一个侯国倾巢出动，不远千里举兵征伐，是非常值得存疑的。本文作者通过对山西晋东南地区的实地考察后认为，书载之西伯其封地可能不在陕西，而是在山西晋中、晋东南一带，与上党之黎国相毗邻。周文王用武力征伐黎国，占据上党，是为挥师南下直捣商朝之京畿要地奠定的基础。由于多种原因，文王本能完成统一大业。他占据上党之后,在此屯兵习武，并总结前人经验和累积他人成果演绎八卦（后人増益为《周易》），始有武王之一统大业。后人为纪念周之功绩，把南罗山南部的带状山脉称为鹿合山，把鹿台山南段之山峰称为文王山，鹿台山中段南部的山峰称为武王山，而把鹿台山西部的山峰称为周王山。
《周易·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里是将河图、洛书与《周易》进行联系。汉朝的学者大讲河图洛书，并注入了不少神话色彩。西汉扬雄说:“大易之始，河序龙马，洛贡龟书。”扬雄将河图洛书说成是易的来源。所以《周易》与河图洛书之间或多或少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必然联系。河图洛书到底是什么？从秦汉之前的中国历史文献我们是很难说清楚的。人们只能从古籍中的记载中寻求答案，正如前文所述，古籍则是以神话传话的形式道出了河图洛书的来源。
从现在的文字资料来看，河图洛书最早出现于宋代是确凿无疑的。史载，南宋朱震因经学深醇，被举荐于高宗，绍兴四年（1134年），高宗召朱震问《易》、《春秋》之旨，朱震具以所学对，并献上失传几千年的太极图。关于太极图的来历，朱震说：陈挎传穆修，再传周敦颐，三传而后至二程，而其本人所得是在北守徽宗政和年间游西洛时亲自临摹而来。宋朝是易学图书派盛行的时代，而图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道学家陈持。据宋、元、明时的人的记载，陈挎有三种图式传下来:一是先天太极图，二是龙图，三是无极图。陈挎的图示来源哪里?朱熹说:“魏伯阳参同契,恐是希夷之学，有些是其源流。”希夷为陈挎的号，魏伯阳乃东汉术士，所谓“参同契”即指魏伯阳所写《周易参同契》一书。朱熹是说，陈挎的学识可能源于魏伯阳。但是东汉术西魏伯阳之《周易参同契》中并没有河呼两图的型式，所以证明陈挎的图示是由魏伯阳所传难令人信服。实际上朱熹对陈挎图书来源也是朦胧的，在确定图书来历时只能以“恐是”应付，曾旨“大概”“可能”。若非情势所迫,依朱熹的风格，断然不会如是盲。所以，元代学者彭楠讲：朱熹曾嘱其好友也是其弟子蔡元定到四川去寻找陈挎的图示，蔡氏从一个隐者那里得到了这三幅图，秘而不传。由蔡元定和当时四川的隐者出面证实河图洛书的版权属于陈挎，这当然是无法办到的事。尽管如此，河图洛书及太极图和无极图的出世时间还算是比较清楚的，即没有人能比宋朝人更能说明这些图的来源，中国有文字的历史也不能证明这些图书是来自比宋朝更早的年代。《宋史·列传》云：“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译，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春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但是仍没有资料能够说明周敦颐已经拥有河图洛书。所以据此我们推断，河图洛书作为一门学问加以研究并逐步产生影响是在周敦颐（1017-1073）及其以后的事。据说“河图”、“洛书”古时皆有文书，后来散佚，现在我们所见的宋代朱熹的《“易学启蒙”》中的两幅图，因有数无字，后人亦称其为“无字天书”。
龙马负图、神龟载文显然系无根之说，但河图洛书的存在却是勿庸置疑的。河图洛书神秘亡佚之后又突然出并成为一时之显学，当然是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的产物，同时本文认为与宋代学者黄庭坚有关。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洪洲分宁人（今江西省修水人），庭坚学冋文章，天成性得，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与张来、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而庭坚于文章尤长于诗，时人认为可以苏轼比肩，故人称“苏、黄”。应当指出，黄庭坚虽不以道学见名于儒林，但其与道学者的交往及其参与易学图书的事实应该是清楚的。特别是他与同时代理学大家程ffi（1032-1085年）有着密切的交往。《宋史·列传》载，程®［去世，黄庭坚称其“人品甚髙，胸怀洒落，如光风笄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癡，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黄庭坚虽好释道，但却不以名，因而在易学图书派盛行且易学人才倍出的宋代，其自然不被记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襄域县志》载黄庭坚生年曾游襄地，在南罗山亲树自己的小像，并作《小像自赞》六首及《薄酒丑妇二歌》。关于他襄垣行踪之目的，史无记载，黄此行之目的与河图洛书有无关系，本文虽不便妄度，但不争的事实是在他的同时代较后，河图洛书出世，所以，在目前河图洛书的来源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本文作出了黄庭坚携河图洛书出襄垣的这一思路供学者参考。当然，洛图洛书由襄垣向外界扩散可能存在其它的途径和方式，由于时代久远和资料的缺失，本文还不能找出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这一事实。冀望有志于上党地方文化研究的同仁，与我们共同探索，寻找出令人信服和满意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