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研究2017年度报告·分析综述（上篇）
写在前面
2017年底—2018年初，受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委托，清华大学历史系梅雪芹教授率领本系世界史专业部分研究生和博士后工作人员，整理并提交了“环境史研究2017年度报告·分析综述”，后由商务印书馆人文社会科学年度报告数字服务平台发布，题为“2017年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现以原题分上、中、下三部分再次推送，以飨国内学界同仁。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绿色世界公众史学研究中心
2021年1月23日
正文
环境史自20世纪60年代兴起，如今已经呈现出蓬勃的发展势头。根据国际环境史学界的一般认识，环境史的主题可宽泛地分为三大类：一、自然环境变迁及其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二、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联及其影响和反作用；三、人类关于自然环境的思想以及对待它的态度。以这一认识为指导，我们对2017年国内外的环境史论著（含译作和在国内刊发的外稿）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查阅，共收集到近20个国家300余名学者的近300份中外文论文和著作。
2017年，在中国和世界各地举办了多场环境史国际学术会议，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四场分别是：3月，美国环境史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举办的年度会议；5月，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和德国慕尼黑大学蕾切尔·卡森环境与社会中心在北京举办的“天问：变动中的环境认知”（The Changing Foundations of Environmental Knowledge）国际学术研讨会；6月，欧洲环境史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在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大学举办的“环境中的自然：国家、经济系统、文化和宗教”（Natures in between Environments in Areas of Contact among States, Economic Systems, Cultures and Religions）国际会议；10月，东亚环境史学会（Association for East Asian Environmental History）在天津南开大学举办的、以“文明的生态足迹：东亚与世界”为主题的第四届东亚环境史大会。此外，4月在复旦大学举办的“生态文明的传承与乡村建设座谈会”，7月在内蒙古民族大学举办的“蒙古高原环境史研究学术研讨会Ⅱ”，10月在安徽大学举办的“江淮流域灾害与民生”学术研讨会，12月在清华大学举办的“2017生态文明国际学术论坛”等学术会议，同样值得关注。
当然，国内外环境史研究和交流状况不限于此。由于时间仓促，人力有限，而且编者的多语种能力不足，我们未能更多地搜集和解读拉美地区的环境史研究成果，对非洲、西亚、东南亚、东欧等地的相关研究更没有涉及。此外，由于网络技术条件的制约，2017年还有相当一部分环境史研究成果至今未能上传至网络，因而无法获取。
下面，我们将分三大方面对所查阅、收集的环境史著作和论文加以整理和归类。在此基础上，拟对2017年环境史研究的总体情况和特点做一总结。
一、自然环境变迁
及其对人类历史的影响
自然环境变迁及其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又被称为物质环境史。2017年该领域的论著主要涉及气候、水域、森林、极地环境和生物等。
1.气候环境史
这方面主要涉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气候与生态、气候与人类生产生活和气候研究方法等。
来自美国的欧洲古代史学者鲁本·珀斯特的文章“古希腊环境史：环境考古学的贡献”1考察了古典希腊与希腊化时期希腊的环境史，描绘了人类与植物、动物、气候的关系。美国的中世纪气候环境史学者迈克尔·德尔克的“古代晚期环境史的方法：伊斯兰世界的兴起”2和“古代晚期环境史的方法：气候变化和罗马帝国的终结”3两篇文章，依据丰富的数据，分析了古典时代末期和“黑暗的中世纪”初期至19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和罗马帝国、地中海世界的气候变化，运用地理、气候和景观研究中的方法解释罗马帝国的衰落、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兴起。澳大利亚学者丽贝卡·琼斯的《漫长的灾难：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干旱之地》4一书，以八个农业家庭的个人日记和家庭记录为材料，研究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的干旱情况。1914年，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干旱的年份之一，澳大利亚学者鲁斯·摩根的“论家乡的边界：澳大利亚人和1914年干旱”5，研究了澳大利亚人西部的土著和非土著居民是如何度过这场旱灾，讨论了这场旱灾对抗旱政策的影响。劳拉·斯塔勒、哈京·金等来自美国、澳大利亚的地球科学、人类学、自然史等多名学者通力合作，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西北部选取了若干地点，重建了后冰河时代植被覆盖和野火爆发频率的模型。6来自澳大利亚的佩内洛普·琼斯等学者，对塔斯马尼亚岛的长时段气候变化的研究，展现了植被与野火重塑塔斯马尼亚内陆东部景观的过程，反映了当地生态驱动力的变化。7
学术界对气候变化给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影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美国学者扬纳·特朗布利等人所写的“气候变化与心理健康”8考察了气候变化对心理的影响，包括焦虑和抑郁、暴力和侵略等情绪。澳大利亚学者麦克·迈克尔的《气候变化与国民健康：饥荒、热病与人类命运》9关注在20万年的人类进化中，气候如何影响人口的健康和命运，气候变化与人类适应的过程。澳大利亚学者斯塔西·罗宾逊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适应趋势”10分析了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的岛屿国家所构成的挑战。
在气候研究方面，美国和瑞典的气候学者提摩西·纽菲尔德和印噶·拉布汗合作的文章“地中海全新世的气候、环境与人类社会”11，运用古生物学、年轮学等研究成果，对14世纪欧洲大饥荒、西欧的暴雨等问题提出新的解释。
美国学者格里高利·罗森塔尔的“萨摩亚风暴：一段微观环境史”1一文独辟蹊径，考察了发生在1889年3月16日西萨摩亚首都阿皮亚内热带风暴。作者使用了许多非传统的叙事方式——将真实的对话与文学化的独白相结合，设计了两位虚构的人物，讲述了24小时内发生的微观故事。日本学者中川毅所著的《人类和气候的10万年史：过去发生了什么？今后将发生什么？》2一书，通过分析福井县风光秀美的水月湖中堆积形成的“年缟”测定年代，认为气候变化是影响人类进化的一个永恒问题。人类对气候的适应极限是什么？澳大利亚学者的阿里安娜·伯克等的“大冒险：后冰川时代气候和气候多样性对西欧人口变化的影响”3一文，构建了一个新的栖息地适宜性模型，了解末次冰盛期其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并尝试回答这一问题。
气候环境史对于过去气候环境的研究与再现，让我们对从史前、中古直到近现代的气候变迁形成了整体的把握。
2. 森林环境史
相关成果主要涉及森林变迁、森林政策、森林保护三方面。
有关森林变迁史，美国西部史学者布莱德利·博纳《黄石公园：掠过时间的镜头》一书，是一本风景图片集，展示了威廉·亨利·杰克森（William Henry Jackson）搜集的照片，回顾了黄石公园150年的历史4。丽莎·弗洛伊德等美国西部史学者的“杜松林地的历史与林火动态”5，讲述了林火对美国西部生态的改变。美国国立恐龙公园（Dinosaur National Monument）的多场大火，使森林被迫向草原扩张。美国学者凯尔西·戈比特兹的“一种多层次的环境史代表性叙事：俄勒冈州威拉美特谷白栎栖息地研究”6一文，使用历史记录、航空照片、气候资料和树木年轮等资料，研究了土地利用和生态演替等因素对景观变化和森林管理的影响。
森林政策方面，中国学者严玉芳的文章“19世纪后期英国保护‘自然面貌’的环境管理原则及其利弊分析——以埃平森林为例”7，讲述了19世纪后期英国保护“自然面貌”作为主导环境管理原则，在实践中却引发了有违保护初衷的生态后果。美国史学者萨拉·卡尔的《治理尘暴：新政时期美国草原各州的造林计划》8重现了新政时期，罗斯福主持的植树造林计划，对抗尘暴的历史。美国西部史学者戴安·史密斯的“黄石与斯密森学会：野生动物保护中心”9讲述了从1872年黄石公园成立至21世纪，公园管理者和史密森学会如何认识、研究、管理野生动植物，开展标本采集和公众教育工作。
美国西部史学者达伦·斯佩斯的《捍卫巨人：红木大战与美国环境政治的转型》1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北加州的资源保护主义者、伐木公司、当地居民如何争夺红木资源，及其如何影响美国环境政策的变化。
森林保护方面，中国学术界成果颇丰。环境史学者付成双的“文明进步的尺度：美国社会森林观念的变迁及其影响”2，梳理了美国社会关于森林保护态度的由“敌视森林”转而“欣赏森林”的过程。它体现了美国环保思想中自然保护主义和资源保护主义的泾渭分明之别。夏鹏等人“用有机碳同位素与花粉研究广西（中国西南）红树林的发展以及过去140年红树林对人类活动的反应”3一文，追溯了红树林变化的历史。作者认为，红树林的减少必然导致固碳量的递减，因此会加重全球变暖的趋势。杨红运的“抗战前江苏省植树造林研究(1927—1937)”4讲述了在生态环境失衡以及时人环境意识增强的背景下，为了开辟富源、防止水旱灾害以及为各省造林事业树立典范，抗战前江苏省开展的植树造林活动。金兰中、周琼的“清中期东川矿业及森林消耗的地理模型分析(1700—1850)”5一文发现，滇东北森林消失，除了采矿的因素之外，农业垦殖及商业、柴薪需求也是重要原因。王希亮的“近代中国东北森林的殖民开发与生态空间变迁”6指出，近代东北森林资源的锐减造成东北生态环境的恶化，引发了人类生存环境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生态空间的变迁。罗启龙的“秦汉时期南方天然林木的分布及人类影响”7提出，除气候因素外,人类活动也影响着植被的变化。但因秦汉生产力的水平低下，南方广大地区的天然林木在秦汉时期得以较好地保存。
3. 生物环境史
这一部分的研究成果，多为小而具体的选题。学者们常常选择某一种生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其与人类与自然环境变化的历史。
来自巴西和加拿大的迪尔克·科穆拉等学者关于热带雨林的研究，为我们理解生物与人类活动影响热带大型真菌成熟的形式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他们的文章“季节性、基底和管理的历史，如何影响亚马逊森林中部的真菌？”8一文，通过热带真菌生长模式的研究，探讨气候变化和森林砍伐等因素如何影响其人口稳定性和人类进化行为。
在十八世纪早期，自然因素与人类因素共同导致加拿大舍伍德森林鹿的逃亡。加拿大环境史学者萨拉·莫里森的“小鹿斑比在舍尔伍德森林的大逃亡：1703—1711年”9一文，关注了伐木、狩猎、气候变化等因素对鹿群的影响，以及人类为保护森林鹿群所做的努力。
澳洲野狗（dingo）早在18000年至4700年之前就到达澳洲大陆，这可能是哺乳动物越洋迁徙的最早案例。
澳大利亚学者的论文“全身覆毛的泅水者，一种野性的宠物：澳洲野狗的文化史”1指出，这些野狗进入澳洲大陆，并与当地环境维持数千年的共生伙伴关系，故而学者们将澳洲野狗视为澳洲文化的象征。澳大利亚学者约翰·查尔斯·瑞安为《复活植物的比较文学史》撰写的书评指出，在当今物种快速灭绝的时代里，复活植物为那些苦苦寻求与生物圈可持续的社会提供了希望和信息。2
海洋生物方面，为了解海洋经济系统、动物觅食、航海技术和航海能力的密切联系，来自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的克里斯蒂娜·吉瓦斯等考古学者们共同撰写了“复原帕劳、密克罗尼西亚的史前渔业区：运用分析和盲测的方法”3一文。他们在考古鱼类、识别提供的生态数据基础上，运用“盲测评估法（blind assessment）”，对史前鱼类资源状况和海洋环境进行重建。澳大利亚的查尔斯·泰德等学者撰文“被遗忘的鱼类：小种群濒危淡水鱼的未来？南方小鲈和澳洲矮鲈的种群风险评估”4，回顾了并无经济价值的小规模鱼类被破坏的历史，指出这些鱼类在保护管理中往往被忽视，它们未来的生存状况将面临严重威胁。葡萄牙、巴西等国的海洋环境史学家、海洋生物学和人类学学者妮娜·维埃拉和克里斯提娜·布里托等人合作的文章“巴西海牛的再发现：近代早期的水生生物资源的过度开发和资源保护意识的产生”5，是一个典型的海洋生态系统案例研究，关注了海牛捕杀及海洋生物栖息地保护的历史。
4.水域环境史
水域环境不仅在人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是其他许多生物的栖息地。相关成果包括河流环境、湖泊环境和海洋环境方面的研究。
关于河流环境的研究，张玲发表的《河流、平原和政权：北宋中国的一出环境戏剧，1048—1128》6于2017年获得了美国环境史学会最佳环境史图书奖，此书将环境、政治、经济等因素融入中国北方重大环境变化的考察之中，分析了河流、平原、政权三者的关系，展现了河流与政权的互动。王战扬的“历史视阈下宋代河道水环境污染、日常维护与堤岸绿化管理”7一文，阐述了宋代统治者通过筑造河堤和种植防护林，以此治理河道水污染问题，并形成了较强生态保护理念。南德、马瑞诗等人的文章“笔谈：历史视野中的水环境与水资源”，从较长的时间维度梳理了古代某个历史时期长江、黄河、大运河以及北京地区的水域环境状况。
新西兰环境史学者凯瑟琳·海瑟·奈特的《新西兰的河流：一部环境史》8，探索了新西兰人和河流之间的关系，展现了新西兰境内的河流危机状况产生的历史过程。澳大利亚学者保罗·恩的《霍克斯伯里河：一部社会和自然的历史》9一书，描述了霍克斯伯里河的自然状况，强调了该河流在运输、防御和文化方面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美国学者丹·伊根的《五大湖的生与死》1重点关注了物种入侵问题，并论及淡水紧缺和气候变化给五大湖生态恶化带来的影响。澳大利亚学者R.布鲁姆的“墨累河畔的桉树：原住民劳工改造下的河流地理”2，讨论了墨累河的水文变化以及流域内土著劳动力的分布。意大利学者G.帕里内洛的文章“绘制水流：波河流域的水科学和水文学（1872 —1917）”3，分析了意大利境内的波河（Po River）从十九世纪中期到一战之后的水文环境史。英国学者L.斯凯尔顿的文章“泰恩河河口的环境管理（1530—1800）”4，讨论了英国市民对泰恩河的河流保护观念和生态理念发展。加拿大学者的“荷兰湿地的受损与转变：一种历史的、政治的、生态的方法”5 一文，从三个学科的研究角度，讨论荷兰的湿地保护及生态管理问题。
关于海洋环境的研究论著，呈现出多种多样的研究思路和角度。美国的大卫·福斯特的《土地和海洋的交汇：马萨葡萄园岛的自然和未来》6一书，介绍了新英格兰地区马萨葡萄园岛的殖民地农业发展、海岸景观以及现代旅游等方面的状况及互动关系。澳大利亚的达里尔·麦克菲写了《摩顿湾的环境史和生态》7一书，此书通过了解摩顿湾的地质、水质、海洋生境和动物群落等自然特征，分析了摩顿湾海湾地区居民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美国学者克雷德·考尔腾的“路易斯安那的环境管理：一种历史回顾”8一文，主要从环境管理政策和海岸线环境的管理角度，讨论环境政策的改变对自然资源和人类聚居区产生影响。英国学者盖纳和J.麦卡恩的“‘我曾有海豚……’帮我寻找鲍鱼：口述史和海洋的能动性”9一文，则通过利用口述的历史来对捕鱼者和潜水者的活动进行研究，梳理人类与海洋环境以及和动物的关系。
5.其他
全球环境史学界出现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方向，例如学者对极地环境史和太空环境史的探索。安德烈·德罗夫、肖娜·西弗等加拿大、美国的学者共同撰写了《北极可持续性研究：过去，现在与将来》10一书，讲述了地球上北极地区的环境史，关注了那里的居民和自然状况，指出了北极未来的挑战与优势。作者认为，此项研究将吸引极地研究、气候变化、政治地理学、科技史各专业研究者对北极环境的关注。中国学者P. Y. Chu和美国学者A. 斯图尔的“重拟世界环境史：寒冷地区的知识教学”11一文，则从教学角度对寒地（高海拔、高纬度）地区的环境史给予了关注，提出在保持全球环境史视野前提下，重视解读寒冷地区的基础史料。
美国学者达格马·德格鲁特的文章“目击灾难：彗星撞击木星的环境史”1，关注地球以外的环境史，描述了科学家、官员、天文爱好者对苏梅克-列维九号彗星（Shoemaker-Levy 9）撞击木星的事件的反应。这次事件让人们意识到，太空中某些非人类的环境因素，同样也会影响到人类对地球环境的态度。作者认为，仅仅局限于地球环境史研究是远远不够的，环境史学者应该大刀阔斧地开拓“太空环境史”这块新的处女地。
值班编辑 | 仇振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