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泉｜忆三哥: 灾难中生活 战乱中成长
三哥短暂的27年生涯，饱尝战乱的苦难，连遭旱涝、蝗虫灾害的熬煎，他几乎没过几天安安稳稳、无忧无虑的日子，也没享受几天有吃有穿、丰衣足食的生活。他从小没上一天学，七八岁割草、倒线，十几岁上机织布，有时还到集市打短工、卖劳力。1943年与三嫂结婚，同年秋被伪张景月部拔壮丁当兵，不久在争斗中受伤（炸断脚后筋）。1945年当地解放后回家务农，有时做小买卖。1950年春夏之交，突患肺结核病，在那个年代，肺结核病如同现在的癌症，是不治之症，于1951年冬病故。
三哥尽管没什么文化，但头脑清楚，思维灵活，有主见，有谱谋，敢干事，能闯荡，在同龄、同类人中是公认的“领头羊”。
三哥的童年正处清王朝垮台、中华民国诞生、中国共产党成立、军阀混战鼎盛时期，尤其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侵占华北、山东以后，日本鬼子、国民党军队、伪顽杂牌军队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同地活动，中日战争、国共内战、伪顽争斗交叉不断，广大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初期，在方圆2180平方公里的寿光土地上，仅伪顽张景月军队就有九个团一万多人，在寿光城羊角沟、侯镇、道口等较大的村镇设有日本鬼子据点，公路沿线每十里二十里设有一个日本鬼子炮楼，驻有数量不等的日军和汉奸队伍；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活动在北部沿海一带。那时，张景月军队主力驻扎在田柳、垒村、孙云子一带，建有巩固的军事防御设施，和寿光、侯镇的日本鬼子据点相距二十多里，双方和平共处，有时也有摩擦。那时伪政权经常征兵、征伕、征粮、征税，伪区长、乡长、保长都有权征粮征税，三日两头，起个名堂，苛捐杂税，例如征兵，有的兄弟三人征一兵，有的兄弟四人征一兵，个别的兄弟二人征一兵，富人可以用钱买丁当兵，穷人则被抓丁当兵，三哥就是那时候被抓丁当兵的。
有人说：“国家战乱，则民不聊生；如果国家战乱和自然灾害交织一起，则民不得生”。三哥的一生，即生活在“民不得生”之中。
在我的记忆中，有几件事情，特别深刻，特别清楚。
撸蚂蚱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大概在大哥牺牲不久的秋天，当地连遭历史少有的蝗灾，秋季庄稼大部分绝产。据史料记载：“蝗虫过境，遮天蔽日，屋草全光，庄稼吃净”。我清楚地记得，那年的蝗虫灾害虽未遮天蔽日，屋草也未吃光，但数十里方圆大地上的高粱谷子的的确确被吃光了叶子，只剩下一根根光秃秃的高粱杆子和谷秸子，每过一茬蚂蚱，就听到唰唰地蚂蚱吃庄稼的声音，头天还是一片旺盛的高粱，第二天就变成了一根根光秃秃的高粱杆子。那时，捉蚂蚱不是一个个地扑打，而是顺着高粱叶子往下撸，一撸一大串。
蚂蚱多飞落在集中的高粱谷子地里或芦苇、杂草丛中，一来就是黑呀呀地一大片，扑落到一个地方，一两天就把庄稼吃光了，吃光了就到另一个地方。蚂蚱很有组织性，来一块来，走一块走，当然，也有不听指挥掉队的。
撸蚂蚱，是有窍门的，有人撸的多，有人撸的少，有的两个人不及一个人撸的多。三哥是撸蚂蚱的能手，他撸蚂蚱的诀窍是，首先是选好场地，即高粱叶子相对较多，且蚂蚱集中的地块；场地一旦选准，即坚守不移，直到完成任务。其次他手疾眼快，行动麻利，连续做战，一气呵成。我记得，有一天，三哥推着独轮小车，我在路旁看守，他独自走进高粱地里，一手扶着高粱秆子，一手往布袋里撸蚂蚱，或先撸在篮子里，再装到布袋里，不到半天时间，就撸了一大布袋，大约七八十斤，比其他人撸的都多。
那一年，蚂蚱成灾，秋粮绝产，是坏事。但煮蚂蚱吃，吃蚂蚱酱也成为当时“改善”生活的重要门路。在过蚂蚱、撸蚂蚱的那几天里，几乎天天顿顿煮蚂蚱吃，煮上一大锅，放上把盐，煮熟了就吃，蚂蚱成为当天全家人的主食。除煮吃外，还淹了一大缸蚂蚱酱，吃了好长好长时间，蚂蚱酱成为当时饭桌上的“佳肴”。
世界上没有比发霉长毛年糕再好的美食了
四十年代初期，由于长期战乱，伪政苛捐杂税，又加连年自然灾害，粮食欠收。多数群众忍饥挨饿，甚至断粮断炊。1942年春节前后，我家就到了揭不开锅的危险地步。没出正月，父亲就吩咐三哥到西柴庄买上一车罐子盆，到沿海一带换黄蓿种子，黄蓿种子是当时当地群众度荒的主要食粮，号称穷人度荒的救命粮。
那一天，天黑乎乎、阴沉沉的，像要下雪的样子，按常规，这样的天气不能出行，但全家六七口人要吃饭，又不得不出门。天还不到出太阳的时候，三哥推着装满罐子盆的独轮小车，我在前边用麻绳拉着，艰难地走在羊肠小道上。父亲和母亲一直送到村头，反复叮嘱：“路上小心，早点回来。”不到半晌午，就到了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三哥顺街吆喝着“换罐子盆哟！”因为阴天，似要下雪，街上人很少，没有几个人搭理的。
怎么办呢？三哥扪头想了想，终于想出了办法。他叫我在街道上看着车子，他一户一户地上门求救，低下头，弯下腰，反复申明家里人揭不开锅的困境，并讲明罐子盆的优好质量，以及家庭困难实情。这个办法很奏效，有一个大娘换了两个大盆的黄蓿种子，有一个大爷换了一个大罐子和一个中盆的黄蓿种子。天到中午没吃饭，三哥和我又到了另一个村子，采用同样的办法，一户一户求救，一户一户低头弯腰，一户一户申明家庭困难，很快完成了任务，换了满满两麻袋黄蓿种子。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娘看我俩可怜，还送给我俩一个高粱窝头和两碗热水，我俩感动地留下了热泪。
当一个人遇到困难，有求于人时，在不失人格的原则前提下，向人低头、弯腰、甚至下跪。反复说明求救事项、理由和困难实情，以求得对方的理解、同情，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这是有智慧、有能力的表现，绝非软弱行为。
那一天，三哥和我在回家路上，下起鹅毛大雪，回到家时屋里已点上灯。母亲给我俩换下淋湿的衣服，又给我俩做饭，这顿饭特别香甜。母亲把过年没舍得吃、已经长了一层厚厚白毛的一对年糕，上锅熘了不大一会儿，没等熘透，我俩即狼吞虎咽吃了下去，我年纪虽小，吃的却不少，三哥又让着我，叫我多吃一些。
世界上最好的美食是什么？不同时代、不同人群、不同情况下，会有不同的答案，有人认为海参、鱼翅最好，有人认为馒头、猪肉最香，有人认为地瓜、窝头最美。我认为，人处于忍饥挨饿时，最想得到，又能得到的奇缺食品最香最甜最好。那一顿吃的发霉长毛年糕的香甜味道令我终生难忘，“世界上没有比发霉长毛年糕再好的美食了”。
三哥是实实在在的小组长
1947年秋，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进行重点进攻，山东根据地的大部地区被国军暂时占领，寿光除沿海部分村庄外，大部地区被国军和还乡团占领，侯镇以北、岔河以南的根据地亦成为双方对峙的拉锯地区，有时我军占，有时国军占，白天国军占，晚上我军占。当时，我村民兵有三五十人，跟随地方武装经常活动在这个拉锯地带。
在国民党军队暂时占领时期，我村有二三十名进步青壮年跟随民兵一块活动，后来又转移到岔河以北大家洼、宅科等沿海一带，我和三哥即在这支转移的队伍中。
这年秋，这支队伍先后逃到道口、宅科、大家洼等村，在大家洼住的时间最长，大概有一个多月，那时，全村按片划组，东胡同有永义、永智、三哥和我等五六个人，同住在大家洼一个姓杨的哑巴的磨房里。凡逃至北洼的人，由政府统一发粮，自己推磨磨面，自己擀饼做饭。那年秋的雨水特别大，村外一马平川，遍地是水，高粱地里都有小鱼小虾，两个人一头午能捞五六斤鱼虾。那时，逃荒在外，心理紧张，时刻准备转移，但生活还是很好的，吃的顿顿白面饼，就的是小鱼虾。一个组五六个人，用清水煮上一锅小鱼虾，不用豆油葱姜（当时没有这类调味品），满锅漂着一层油花，一揭锅满屋全是鱼香，好吃得很！
在我的那个小组里，名义上永义是组长，里里外外一切事务全由三哥操办，例如谁去领粮食、谁去擀饼做饭、谁去捞鱼摸虾，多由三哥领办。那时，每次转移，都是夜间，我记得有一次从大家洼向宅科转移，正下着小雨，行动比较乱，是三哥扶着这个走，帮着那个拿东西，有人掉队了，还是三哥去找。在我们这个小组里，三哥是地地道道的指挥者，实实在在的小组长。
三哥是一个经营能手
1948年春潍坊解放，接着济南解放，淮海战役、大军南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哥和全国人民一块过上安稳日子，但是，他1950年患病，1951年病亡，仅仅享受了两年多的安稳生活。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农忙时他操劳农活，农闲时做小买卖，贩运或贩卖粮食等农副产品，他贩运地区以侯镇为中心，西至上口、邢姚，北至道口，西黑，东至丁楼、稻田。运输工具是一辆木质独轮小车，后来换成一辆勉强能骑人的自行车。他几乎天天赶集，早出晚归，东集买，西集卖，赚的是微薄的产品地区差价。他善观市场，熟知市场需要什么产品，甲地和乙地的产品差价，贩运什么产品赚钱……他会算细帐，特别是心算快，心算细，心算准，心算比珠算还快还准；他敢做决断，根据市场变化情况，贩运什么产品利大，什么价格买进，什么价格卖出，只要看准了的，当即拍板定案，从不优柔寡断，当然，也有决断错误的时候，也做过赔本的买卖。
按照三哥的思想、性格、特长，如果生长在改革开放的当今社会，定是一名经营创业的好手。
俗话说：“人生天定”、“生不逢时”，可惜，三哥生活在战乱中，没赶上目前的好时代，没发挥他的内在潜能，这大概就是“天命”、“天定”吧。
三哥！您在那个世界里，如果真正有灵的话，请保佑您的家人们平平安安、诸事如意，保持发扬您的聪明才智，创造理想的业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