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渊称帝时间很短，但他一不小心开创了一个新传统

刘渊是匈奴茅盾单于的后代，爷爷是南匈奴于夫罗单于，父亲是左贤王刘豹。汉末时期，匈奴已经严重衰落，受到正在崛起的乌桓的压迫，所以不断南迁，请求内附。曹操时期，把一部分匈奴人安置在并州北部，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北部一带。

刘渊是匈奴贵族出身，在匈奴移民中，天然的威望就很高。同时，刘渊作为任子，长期在洛阳生活，享受王侯待遇，和西晋的士族士大夫来往很多，所以汉文化修养也很高，当时在洛阳算是名士。

如果不是八王之乱让西晋逐渐在内乱中走向崩溃，匈奴移民基本上就会逐渐农耕化，和汉人同化，变成汉族农民，刘渊本人也会和其他的汉人士族士大夫一样，积累声望，再逐渐接受征辟，出仕，成为朝廷高官，变成完全的汉族士大夫。

但西晋却恰好发生了八王之乱，西晋大乱，各地宗王以各自封地的兵源为后盾，长期混战，争夺对朝廷的控制权。最后形成了成都王司马颖和东海王司马越相互对峙的局面，而当双方的汉族兵源接近枯竭的时候，已经迁居内陆的匈奴部落就成为拉拢对象。西晋的司马氏皇族没想到的是，他们本来是想利用匈奴，结果却成了匈奴在内陆崛起的好机会。

所以，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西晋经过长期内乱，要想重新恢复秩序，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甚至连东海王司马越和王衍都在留后手，让琅琊王司马睿和王导渡江南下，做偏安江左的准备。这样，匈奴要么是给别人当炮灰，供人驱使，要么是自己给自己打天下。匈奴贵族选择了拥立刘渊，给自己打天下。

这就是说，到刘渊决定起兵的时候，西晋灭亡已经是大势所趋了，问题不是如何重建西晋，而是如何重建一个新的王朝。所以，刘渊起兵的时候，一方面是自称大单于，以便号召和统帅内迁的各胡族，同时以汉朝后裔自居，为蜀汉后主刘禅发哀，自封为汉朝刘氏的继承人，以号召汉族士族中仍然心存汉室的那部分人。

西晋以篡魏自立建立，在篡魏过程中又经历了多次的大规模血腥杀戮，所以，西晋本身就是有比较大的危机的，一些士族虽然一样出仕，担任官职，但内心并没有完全把自己家族的命运与西晋王朝捆绑在一起。当西晋已经出现崩溃的征兆的时候，这些人自然会寻找另外的出路和机会。

西晋崩溃后，连东吴旧属都曾经出现过短暂的恢复孙吴政权的活动，更不用说那些士族本身就是在东汉中后期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形成和崛起的，所以，如果真的让他们看到重建汉朝的希望，其中自然会有一些人倒过去。这也是刘渊为刘禅发哀虽然现在看起来滑稽，但在当时，其实是有着清晰的政治意图的，也就是动员这些汉族士族参加到自己的集团中来。

在此之后，刘渊这个操作就成为五胡乱华时期各个少数民族政权的普遍做法，一方面自称某某天王，或者某某皇帝，建立汉人官僚体系，同时又自称大单于，设置单于台，统帅内迁的胡族部落。所以，他们的军队往往也不完全是本民族的人构成，而是裹挟了大量汉人流民在其中的。

在刘渊之后，这种操作在五代时期也曾多次出现。比如后唐李克用、李存勖本来是沙陀人，但因为他们曾经被唐朝皇帝赐姓李，而他们也一直以忠于唐朝自我标榜，而他们在消灭后梁之后，建立的王朝也自称为唐朝的继承者，也就是后唐。此外，在南方，也出现了南唐，和唐朝关系更为疏远，但同样自称为唐朝的继承者。

这其实也不难理解，作为一个外来民族，要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当然不能完全沿用自己原来的那一套，而必须给自己找一套正当性叙述，而刘渊找到的这个叙述就是，匈奴和汉朝曾经长期和亲，匈奴单于都是汉家外甥，有汉朝皇室血脉，所以自己并不是化外戎狄，而是汉朝的继承人。

刘渊既是汉人的皇帝，又是匈奴和胡人部族的大单于，这种做法在后来其实也很普遍。比如辽朝从阿保机开始，就既是契丹的可汗，又是汉人的皇帝，元朝的皇帝，就既是蒙古帝国的大汗，也是汉人的皇帝。清朝也一样，既是蒙古和满人的可汗，又是汉人的皇帝。这都是为了便于统治，也是为了便于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