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易服

社会变革自服饰开始，帝王易姓，百姓易服，以示革新之象也。

辛亥革命成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随即颁布《命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令》：“满虏窃国，易吾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从腥膻之俗……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无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剪辫放足，是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革命信号，之后方为易服改装行为。至此风气大开，人民无须顾忌旧制，乘此之机，有人独出新裁，将妆饰样式根本推翻。然前朝已去，新制确立，服饰形制却保留了下来，张爱玲《更衣记》云：“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一九二〇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妇女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虽如此，却有改变，弃繁琐绣饰，重曲线表现，社会新尚由此体味。

缠足者珠玉其履，画眉者脂粉其颜，之后变化趋向，无不以西方审美为引导。有人试图昌明国粹，对抗潮流，却是无补于事，望洋兴叹。引导潮流者，竟是青楼女子，其作风泼辣，善于求变，选择装饰时，敢于尝新试鲜，极尽奇异妖娆之能事，于炫耀招摇中，无意开创了新的装扮。民国以来，青楼女子，聚集海上，据景庶鹏《近数十年来中国男女装饰变迁大势》载：“彼辈以如许之众，而群集于一地方。营业上之竞争，势所难免。妆饰新鲜，为竞争生意之利器。在能惹起人最初之注意，故彼辈妆饰之妖艳，态度之轻狂，在大庭广众之中，一望而可别为一派。……彼辈着其新妆出游市上，人惊以为奇艳，于是大家妇女，亦争效尤，夏日彼辈撑彩伞以蔽日，大家妇女亦争效之。自是中国妇女无论何大都会，全取标准于妓院中人矣。……盖闺阁派实处处模仿妓女派，惟天生贵骨，雅静与轻狂自不同耳。”服制者，辨等威，昭名份，兼具美观与实用，梁启超云：“及卢梭出，以为人也者，生而有平等之权，即生而当享有自由之福，此天所以与我无贵无贱也。”故曰突破地位层级所限，自保守形制脱离，为其所做头等贡献，具有先锋特质。顺有生之自然，不戕残其身体，肢体解放，为人格独立之发端，服饰解放，乃人性解放之外象。

再则，女学生的出现，也推动了服饰改进的步伐。据屈半农《近数十年来中国各大都会男女装饰之异同》载：“女学生派者，其装饰雅不求艳，新不随俗，故与世界潮流有关系。有依据巴黎化纽约化者，于卫生上，亦稍有研究，不徒尚美观。如裙之由长而短，衫之改窄小为宽舒。废弃流俗之怪装束，而能独树一帜。又有云鬓微蓬，革履半旧。然丰姿藉美育之培栽，自呈一种高洁之神情。故贵家少妇，与自持高雅之女郎，不染奢靡习气者，亦步武之。”服饰是社会物质和精神的外化，女性新形象不仅构成于服装，更源于身心。眼睛藏不住心事，服饰掩不住气质，上衣下裙、上白下黑、上狭下宽式女生装束，长衫短袖，肥瘦得宜，旨在凸显健硕身形。使之备受关注者，非其华丽，恰在质朴。俗尚奢靡，浓艳取胜，质朴成美者，其后因素尚在手执书卷、低吟朗诵等等的自若举止。之前，多数女子未受现代教育，除略具家庭生活本领外，“思想之锢蔽、器量之狭隘、才力之短绌、行为之贪鄙，几无一点可以副个人之天职，其灵敏坚忍勤劳慈爱诸美德，皆汩没而不彰”（吕碧城《兴女学议》）。

服饰不仅是个人穿着，也国家形象，为此，刘仲元《女学生服制议》对女性习以为常的服饰进行了批判：“其旗籍……衣服之糜丽而不雅于观瞻，宽博而不适于操作无论也。而汉人则阔袖短衫，跳跶若侏儒之丑，缠足穿耳，娇柔等傀儡之场，今更有窄袖绿领号为上海式者，短发齐眉名为刘海发者，风俗之糜，至斯已极。”不为玩物，便为赘疣，全然奴婢形象，诟病传统服饰的同时，提倡文明新装，报章则制造舆论，引导社会接受女生式裙装。服饰变，身份易，设计适合女学生甚至女性的行头，不仅为女性自身精神状态之展现，于国家形象亦不无裨益。

从闭塞到开放，从禁锢到自由，激进思潮荡涤传统积习，至此，流行更迭、求新求异越发得快。之后数十年，变迁最速者，莫如妆饰，其速足可与教育、实业、文学变迁相抗衡，容或过之，此变迁，即进化，也自我认知过程。服饰不仅仅是生活中琐碎纤细的存在，已然政治变革中的一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