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忘本就是记忆的归宿

一度春风一度新，一指流沙，一夜到清秋。记得当年冬近，买盒蛤蜊油，以备涂抹于冻疮。什么都在变，不必喟叹当下，回顾从前。

彩云易散，走马如飞，“黄昏那样的温柔，美丽和平静。但一个人若体念或追究这一切时，也就照样的在这黄昏中会有点薄薄的凄凉。于是，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沈从文《边城》里多有这般感伤文字。虽曰原生语态，优于宏大叙事，优于各种主义，皆在于叙事者的性情坦白，清新脱俗。

隔壁学校的朗读声，虽说吵闹，不属噪音。下课铃响，哄然沸腾，一散而去，这一日又近尾声。一日便是一个循环，早晨服药，锁门上班点卯，晚上洗漱睡觉。世人慌慌张张，不过图碎银几两，手头紧，时间紧，衣服紧，眉头紧，谓之“前途四紧”。谁人能与生活讨价还价，却是读书有味身忘老，深浸其中，暂且逃离一时的不堪。

有的结束，如缓流入滩，有的结束，戛然而止，瀑布是立起来的河，跌落三千尺。素履前行，把别人的决定，当作自己的选择，起步总觉得为时已晚。平凡一生，是一个尚未开始便已结束的故事，不平凡的一生，不也如此。王瑶弥留之际，曾写过一段话给女儿：“我苦于太清醒，分析了许多问题，自以为很深刻，但不必说，不如痴呆好！”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作了土，况且是人。晚年钱穆患眼疾，口述完成最后的著作《晚学盲言》，九十岁的宗璞一目眇，口述完成《北归记》，其在后记中说：“父母把孩子养大，好像重新活了一次，写一部书也是重新活了一次……而我，要告别了。”学人的告别，别有深情，不是闭上一双眼，而是合上一本书。人虽逝，物质化地保存了记忆，学人之幸矣。

王家鸿《台北千寿宴》记录当年盛事：“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七日，阮毅成在台北市信义路三段外事餐厅，宴请在台耆宿二十人，合计一千六百一十五岁：王云五九十一岁；顾祝同八十七岁；钱大钧八十六岁；曾虚白八十四岁；余井塘八十三岁；楼桐孙八十三岁；杨亮功八十二岁；成舍我八十一岁；王家鸿八十一岁；黄季陆八十岁；吴三连八十岁；蒋复璁八十岁；陶希圣八十岁；陈立夫七十九岁；浦薛凤七十九岁；范争波七十九岁；程沧波七十六岁；端木恺七十六岁；陶百川七十六岁；阮毅成七十四岁。另有在座李杰六十七岁，未计入。”早年入仕，晚年归隐，必会形成两种心性，两种人格，若作分析，或为耐读之文。苍松寒梅，愈见精神，这是日落时分定格于瞬间的辉煌一刻，千载难逢。

《小窗幽记》云：“茅屋三间，木榻一枕，烧清香，啜苦茗，读数行书，懒倦便高卧松梧之下，或科头行吟。”书房未必是学问的存在地，却是有间书房，余生不荒，案陈典籍，虽曰过目即忘。有意识的记忆与无意识的遗忘，都在自觉不自觉中发挥作用，那是壮年读书。人情之间，不留痕迹最好，遗忘本就是记忆的归宿，有美人兮，见之不忘，那是痴情年龄的记忆。所谓慧极必伤，情深不寿，表现便是突然的失忆，忘得干干净净，似乎从未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