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皇后吓出精神病的宋光宗，在上海静安寺这块古碑，泄露了心底什么隐秘
1193年下半年，南宋皇帝与朝廷群臣，上演了一幕“赌气”奇观。皇帝的“疾”——有观点认为是“悍妇”李皇后吓出的精神分裂，被争斗的白热化强烈刺激着。丞相带着数以百计的臣工，罢工罢市一样地“罢政”。整个京城传得沸沸扬扬，满朝文武闹得不可开交。回头看，这半年甚至关联着整个宋朝的盛衰转折，从此一路走向灭亡。
也就在这半年——“六月编次，十月书成”，一部名志在离临安不远的上海，诞生了。
它典型体现着“方志”对“图经、图志”的摆脱，在“一方水土”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方人文”的内容，深刻反映出一种“地方上的人文意识”的“原力觉醒”。
这是文化与文明史的向上转折。
【一】
今年六月离世的学者邹逸麟，曾用“极为珍贵”评价这部《云间志》。
恐怕少有人知：岳飞前辈，“南宋第一名臣”、抗金名相李纲，是在上海松江出生的。
他的父亲李夔，做过华亭县尉。他出生的地点，在县衙“尉厅”之中，当时叫“相公阁”，后来叫“折桂阁”。这些，都明确写在《云间志》里：“右文殿修撰李公夔，元丰初为尉时，生大丞相忠定公纲于此，俗因呼为相公阁。”
这只是志中的一页的一笔。
同页一笔是：苏轼为华亭县衙里的“思堂”，写了一篇《思堂记》。
思堂建造者章楶，在这里做过盐监官。章楶，就是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里的章质夫，北宋名将、文臣，率军大败西夏，边功“为西方最”。之前《青龙三鸿——上海两千年人物考（四）》一文追考过：苏轼的《思堂记》一文，写于“乌台诗案”之前，通篇洋溢着“无思虑”之乐；而后他为青龙江上的“醉眠亭”，与苏辙、秦观等弟友写的唱和诗句，则变成了“世路风波恶”“酒里得天全”。后者也收录在《云间志》。
于是后人知道了，原来，苏轼还曾与上海有过这样的交集，上海还曾这样接纳、见证了，东坡的或顺或逆，心情的释放、安放。
往后一页的一笔是：南宋绍兴年间，“太师嗣秀王伯圭为尉”。伯圭，赵伯圭，与宋孝宗同母的哥哥，做到过掌管皇家宗族事务的“判大宗正事”要职，早年也在这里做过县尉。他有一位四世孙，叫赵孟頫。
再往后的一页页里：白居易、曾几、王安石、梅尧臣、苏辙、秦观、张先、米芾、陆康、陆绩、陆逊、陆抗、陆机、陆云、顾野王、陆龟蒙、皮日休、船子和尚、陈舜俞、范仲淹……
于是今人知道了，原来，曾有这么多的文人、名人，有过这么多的上海往事。
近千年后，今天上海地区的“虹桥”“浦东”“金山”“风泾（枫泾）”“朱泾”“新泾”“静安寺”……及“松江”“三泖”“冈身”等字眼，都在这部志中已经出现。当然有的意思不同，如当时的“松江”指吴淞江，“浦东”不是今天的区域，“虹桥”也只是一座桥。
而志中的许多地名、人名，追考下去，都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如“朱之纯”，与今天松江的“醉白池”，息息相关。
又如另一个不太显眼的人名：钱良臣。
上海静安寺珍藏的一块“云汉昭回之阁”碑，曾经市古碑展览认定为“上海最古之碑”。这就是近千年前，由当时的东宫太子赵惇，写给钱良臣的。碑上，刻有“皇太子书”四字。
这位太子，就是前文的“赌气”皇帝宋光宗。
【二】
这块碑，或许泄露着宋光宗心底的隐秘。
表面上看，他与父亲宋孝宗，通过这块碑及钱良臣，连接在了一起，仿佛父慈子孝。
钱良臣，上海人，宋孝宗时做到过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崇祯《松江府志》说他“历官清华”，“德望端伟，为时所重”。宋孝宗表扬他为“通世务之儒”，还写下“通儒”二字赐之。于是，他便在住宅园中，专门建阁收藏（据马承源主编《上海文物博物馆志》）。此时太子赵惇做了一件事：特地为供奉父亲这两个字的这个阁，写了“云汉昭回之阁”六字赐给钱良臣。
云汉，银河、天河。昭，光明。《诗经·大雅·云汉》写道：“倬彼云汉，昭回于天。”倬，大。
仅仅看这八字，意思显然是好的。有译文是：“看那银河多么高远，白光闪亮回旋在天。”
然而，这首诗其实是周宣王面对严重旱灾，苦苦祈求老天爷下雨的祷词。八个字后的八个段落，全是焦灼、痛苦的呼告，还有“父母先祖为何忍心”这样的话。
太子给大臣写的字，一般来说，皇帝不可能不知。那么，光宗是有意要向父亲，甚至百官，传递些什么吗？
写“云汉昭回”这四个字，又究竟是谁的提议？
可以肯定的是，孝宗、光宗父子，关系确实不好。
如果说所有太子上位前，都容易与父皇有冲突，那么，光宗即位后，围绕李皇后，《宋史·光宗本纪》又写着一连串的匪夷所思。
刚即位时，光宗还“五日一朝重华宫”，一月“四朝重华宫”，频频去重华宫见父亲。
很快，改为每月一次，但他也还会陪父母游园。
然而，他登基第三年，绍熙二年十一月，“皇后李氏杀黄贵妃，以暴卒闻”。皇后杀了光宗宠爱的黄贵妃，却谎称是暴病而亡。当时一次重要祭祀，又“大风雨，不成礼而罢”。就此，“帝既闻贵妃薨，又值此变，震惧感疾……自是不视朝”，不上朝了。
第二年春，“帝有疾，不视朝”。五月，“帝有疾，不视朝”。
也再无去重华宫的记载。
《宋史》的李皇后传还写道：光宗见一位宫人手白，很喜欢。不久，皇后派人送来一个饭盒。光宗打开一看，竟装着那位宫人的双手。
不少人认为，有“心疾”的光宗，最终被将门虎女李皇后吓出了精神病。
终于，十一月，“帝朝重华宫，皇后继至，都人大悦”。得知皇后跟着皇帝去见了公公，连京城里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就这样，来到了《云间志》诞生的“绍熙四年”。
上半年，皇帝继续“朝重华宫”，皇后继续“从”。然而在下半年，先是“侍从、两省请帝朝重华宫，不听”，再是“帝将朝重华宫，皇后止帝，中书舍人陈傅良引裾力谏，不听”，继而“著作郎沈有开、秘书郎彭龟年、礼部侍郎倪思等咸上疏，请朝重华宫”，“秘书省官请朝重华宫，疏三上”，都不听。
裾，衣服的前襟。这就是说，陈傅良是抓着光宗的衣襟，苦苦力谏。
紧接着的事，更匪夷所思。眼看孝宗生日要到了，工部尚书赵彦逾等，直接上疏重华宫，请求这位父亲：不要主动降旨让儿子不用来。
孝宗表示：我自秋凉以来，思念着与皇帝相见，你们的奏疏我已转给他了。
结果这天，光宗还是“以疾”没来。
结果，丞相带着百官去重华宫祝寿，侍从自请居家待罪，台谏上疏自请罢黜，太学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书，请皇帝朝重华宫……统统不理。
终于，丞相以下“奏事重华宫”。
就此，“帝将朝重华宫”，却又“复以疾不果”。于是，“丞相以下上疏自劾，请罢政”，百官集体不干了。
十一月，“帝朝重华宫，都人大悦”。然而，这次皇后没有出现。从此决裂。绍熙五年上半年，同样“桥段”又来了一遍，甚至孝宗驾崩前，光宗也没去。最后是太皇太后下令，大臣们奉太子即位，为宋宁宗。光宗的爷爷在位三十六年，父亲在位二十七年，儿子在位三十年，孙子在位四十年，而他，五年。
《宋史·光宗本纪》最后一句是：“乾、淳之业衰焉。”乾道、淳熙，宋孝宗的两个年号，史称“乾淳之治”的功业从此转衰。光宗之后，南宋六帝，八十五年再未“反转”。
绍，继承。熙，兴盛、安乐、吉祥。对南宋来说，绍熙不“绍熙”，光宗未“光宗”。
对上海来说，“绍熙四年”，有一件好事发生。
【三】
陆游是不满的。查于北山的《陆游年谱》可见：绍熙四年下半年，六十九岁的陆游，写下一首类似《示儿》的“意以示子孙”长诗。诗中他同样“每冀王师拓定”，希望子孙能“永为河渭民”。
那半年，他还在另一首诗写道：“明朝雪恶冻复饿，儿啼颊皴翁噤卧。九重巍巍那得知，閤门催班百官贺。”这不正是当时纷乱局面的写照？
辛弃疾也是失望的。查邓广铭的《辛弃疾年谱》可见：几起几落的辛弃疾，在绍熙四年，被光宗召见，很快就被罢官。蔡义江、蔡国黄的《辛弃疾年谱》还说，一代豪迈派词人写下：“人生有得许多愁，只有黄花如旧。”（当然后来年迈的他，再次被起用抗金，又依然精神一振赶赴。据说他临终前，还“大呼杀贼杀贼，数声而止”。）
这便是绍熙四年下半年的气氛。
在临安（今杭州）不远处，上海，一群地方官员与文人，潜心于一志。
他们并不大名鼎鼎，史料也稀少且散，难以详尽追考。但他们是为上海留下《云间志》的人。尽力搜寻，倒也有不少意外收获。
先说主修的华亭知县杨潜。
正如他在《云间志》序言开句所说，华亭，当时已是“壮县”。
“生齿繁夥，财富浩穰”，人多地富。后人曾考，宋华亭县“实兼有以后松江府全郡之地”。邹逸麟先生也说：“（云间志）所记范围大致相当今上海市吴淞江以南全部地区。”
如此“壮县”，之前的几部志书，仅得疆域地理大略。至于“先贤胜概、户口租税、里巷物产”等，“则缺焉”。
杨潜慨叹：我谬领这县，虽日复一日受困于公务会议，但“此心实拳拳”。
而且“瓜代有期”，官职有一定的轮替期限。如果没做这件事，将成终身遗憾——“鞅鞅不满，若将终身焉”。鞅，通“怏”。
于是，为官一任，留下一志。采用的手段：走访实地，追考传记，询问老人。遵循的原则：“有据则书，有疑则阙，有讹则辩。”涉及的范围：“凡百里之风土，粲然靡所不载”，没有不记载的。
又特地新增大量篇章，“前辈诗文，散落于境内者非一，姑摭（拾取）南渡以前者，附于卷末”，把南宋以前的人文史料，为后世子孙保存了下来。
可以说，功在千秋。
而关于他自己的材料，少得可怜，似乎也只有这篇序和这部志。但已可从中看出，他是怎样一个人了：有想法，有责任感、紧迫感，重视地方人文与文化建设，大胆开拓，讲原则，实事求是。
上海在南宋以前这些人文史料，得以借方志传世，而且被公认可信，首先要感谢他的编辑思想，做事风格，与“拳拳之心”。
三位编纂者也非泛泛之辈。
第一位朱端常，后来做到兵部尚书，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也就是说，写《云间志》的人，也参与修撰了国史和每朝大事实录。
查《南宋馆阁续录》卷九可见：“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这两个职位，陆游也做过，后者还有朱熹、杨万里。
朱端常之后的两位：林至，胡林卿，都是“州学教授”。顾明远主编的《历代教育制度考》一书介绍：宋代，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州学；宋徽宗时，规定州学生员达五百人以上，允许设教授二员。
负责一州最高学府讲学的教授，至少应为饱学之士。事实上，林至、胡林卿和朱端常一样，都是进士。林至后来也做过“实录院同修撰”。
林至，字德久，“登晦庵先生之门，与晦庵书词反复，称其参悟日进”。晦庵，就是朱熹的号。
查《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一可见，朱熹写的《答林德久》书信，多达十一篇。细读这些文字，足见两人对学问的探讨之深，也可见朱熹对林至颇为信任，不但悉心教导（如“穷理亦无它法，只日间读书应事处，每事理会便是”），而且常吐露心事，交情很深。好几次，朱熹在信中说，自己“目盲，作此数纸，已极费力”，“今左目已不可治，而又颇侵右目矣”，但又依然认真与林至探讨学问，有一封回信竟长达数千字。这在古文时代，堪称惊人了。
记者还在另一封回信中发现，朱熹称赞了一句：“二陆祠记甚佳。”
是否，林至为陆机与陆云的祠，写了一篇记（或是别人写的），寄给朱熹看，并得到了朱熹的好评？
可能性很大，待深入更多文献。
林至还是精研易学的学者，被认为“继承了朱子的易学思想，并对其有所发展，代表作有《易裨传》”。《四库全书提要》说，该书“所论多中说易之弊。其谓易道变化不穷，得其一端皆足以为说，尤至论也”。这个观点，纳兰性德也很赞同。查《纳兰性德全集》可见，他特地为“谷水林氏《易裨传》”一书再版写过序，“谷水林氏”即林至。纳兰性德说他是“朱子门人”，“善《易》者之言”。
胡林卿最有名的一件事，是终身不登史弥远之门。
史弥远，南宋著名权相，“柄国势燄熏天”。燄，火焰。胡林卿与他，同为淳熙十四年进士。要攀关系，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机缘。但胡林卿“终身不登其门”。他逝世时，有挽诗说：“有名登相甲，无迹到权门。”数百年后，史志写道：“丰节凛凛，为时所重。”
而史弥远死后的谥号，与秦桧一样。
胡林卿做的是饶州教授，林至做的是信州教授，都在今江西一带，均崇学重教之地。
他与林至、朱端常，还都是华亭人。
《云间志》卷上“学校”一节，记述了华亭兴建“县学”的艰难：最初只“有夫子庙而已”，后来华亭知县陈谧“始欲兴学”，“邑人卫公佐、公望献县之东南地，且自度殿材，为买国子监书，以资诸生”。这在《华亭卫氏——上海两千年人物考（五）》一文也写过，后来知县离职，事情搁置许久。“如是数年”，直到第三任知县刘鹏，“始克就绪”。
修纂者慨叹：“学之成，其难也如此。”
而“今……视他处为厚。国家所以养土者，可谓无负矣”。现在，杨潜做知县时的华亭县学，相比其他地方，更为深耕厚植。作为国家与治理者，对一方水土的培养，可以说没有辜负了。
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四】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从县学，到养土。从“一方水土”，到“一方人文”。
整部《云间志》，本身也在反映着这种变化。
它不仅公信力强，“后代修志者多取材于此”，元代《嘉禾志》“华亭一县的考证，全取此志”，而且“最为难得的是”，大大拓展了范围——“所收录的经济史料很丰富。如物产、场务、仓库、税赋等篇，另外还载录了唐宋时的华亭城市面貌、人口、姓氏、学校、堰闸等重要内容，大多是其他地方文献中所少见的”。
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
研究者诸葛计在《中国方志两千年通鉴》一书，将中国方志史分为七段：一是上古萌芽与两晋形成，志书出现；二是隋唐“以图经为主”的第一个修志高潮；三是两宋时期的第二个高潮，“标志是由图经向方志的变化”。
之前，“门类不过地图、山川、风土、人物、物产数种而已”，且“分别单行，各自为书”。而《云间志》，门类多达名胜、金石、艺文、赋税等三十六种，且集中“汇于一编”。所以上海文史馆首批馆员张国淦，“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方志学家”，在力作《中国古方志考》一书写道：“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
有人据该书所收诸志统计：北宋，图经有96种，到了南宋，仅31种；北宋，以文字为主的方志有24种，到了南宋，增至248种，增长达10倍。
另一个统计是：汉唐长达千年，方志只有近400种；两宋三百多年，方志就多达1016种。
方志摆脱图经而“蔚然成风”，折射着人文的觉醒。
同在绍熙年间修纂的《广陵志》，序言提出“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被认为是“最明确地提出方志属史”。
而杨潜在《云间志》序言写道：“是书也，虽一邑之事，未足以广见闻”，但可作为友朋间的谈资、治理时的顾问。仔细想想，“谈资”二字，其实蕴藏着一种地方文化建设的人文意识。名为谈资，实为“修文”。
相比偏重地图的图经，这显然更重视一方人文了。
仿佛宋代“文人画”的出现，摆脱了纯画工技术，以人文开出一大片新境。又如陆机在《文赋》提出“言情”后，有观点认为：从此，中国文学正式摆脱了长期以来对正统经学的依附，而发现了自己。方志，也在对图经的摆脱中，发现了自己。
这一发现的核心要义，《广陵志》归为修史，而杨潜意在人文。
学者陈桥驿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遇到一位工作人员，称中国地方志是“地方百科全书”。陈桥驿大为赞赏，认为“实在颇得‘方志’一名的要领，是恰如其分的英译”。“地方百科全书”，也意在一方人文。
知天命之年，朱熹“知南康军”期间，查访白鹿洞书院废址，修复重建，“上以宣布……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续先贤之风声于方来”。任满后，他继续讲学，理学思想体系也愈加深入完整。
而在赴任之初，他“下车伊始，即问《南康郡志》”，传为方志史美谈。
他从方志出发，也在走向人文。
这正是《云间志》之志。
【五】
让我们好好看一看《云间志》。
卷上，“封域”说：“华亭”一词出现在史志，从封陆逊为华亭侯开始；县的得名，因为这里有华亭谷。
“城社”说：一个县有城，并不多见，而华亭从唐天宝年间设县起，就已有城。
“镇戍”说：华亭“襟带江海”；青龙镇的得名，莫详所自，惟朱伯原《续吴郡图经》说，孙权造青龙战舰，置之此地，因以名之。
“物产”说：全吴之壤，嘉禾“最腴”，而华亭在嘉禾“最腴”；这里过去相传产鹤，陆机说“华亭鹤唳”，《瘗鹤铭》说“得于华亭”，刘禹锡在《鹤叹诗》说：白居易罢官吴郡，“挈双鹤雏以归……信华亭之尤物也”；《太平寰宇记》则称，华亭谷出佳鱼、莼菜，陆机所谓“千里莼羹”……
“桥梁”说：上海的桥，当时就多达七十座以上了。
“亭馆”说：华亭有一座“风月堂”，取自白居易“水槛虚凉风月好”之语，后来曾几又有诗说：“虽多不用一钱买，纵少足供千首诗。”旁边一座“湖光亭”，曾几也有诗说：“一天倒影澄秋色，万顷浮波侵月华。”曾几，陆游的老师，南宋江西派诗人，现在小学教材里，有他的《三衢道中》。
“古迹”说：旧经写“周康王东游，镇大海”，造了一座“金山城”，这便是上海最早的城；旧图经说，华亭谷东，曾有吴王猎场，陆逊生于此；沪渎静安寺，有两棵“陈朝桧”，陆龟蒙、皮日休写的《重玄寺双桧诗》，“即此也”；横云山顶，有白龙洞，“洞口阔三丈，其深不可知”；还有，今天上海人耳熟能详的“古冈身”，“长一百里，入土数尺，皆螺蚌壳”，“此天所以限沧溟，而全吴人也”……
卷中，“仙梵”里，有船子和尚。“水”里，有“三泖”，有范仲淹为盘龙浦的筹划，有王安石为大盈浦写的“徒嗟大盈北，浩浩无春秋”，有“县东三十里”的莺窦湖，被认为是今天华师大闵行校区的“校河”——樱桃河。
“进士题名”写道：“自天禧三年，迄于绍熙四年，凡一百七十有七年，登进士第者，凡八十有八人。”平均每两年多就有一位。进士名录还出现了一个名字，“吕益柔”。正是他，将船子和尚三十九首“拨棹歌”，刻在石上，让近千年后的施蛰存得以惊喜发现。
卷下，“赋”收录了陆机的《怀土赋》，“箴”收录了沈辽的《新作华亭县门箴》：“政之善，出于是；不善，亦出于是。斯民何知，维令所置。勿谓可欺……是乃可畏。”沈辽，《梦溪笔谈》作者沈括的同族兄弟，《宋史》有传：王安石说他“风流谢安石，潇洒陶渊明”，曾“摄华亭县”，“长于歌诗，曾巩、苏轼、黄庭坚皆与唱酬相往来”。
“诗”收录有陆龟蒙的《奉和皮日休吴中即事》，苏轼大量诗文，赵挺之的“华亭山水佳，秀色宛如画；前贤有隐迹……高人养天和”，以及，三人三次“华亭十咏”。
先是唐询，北宋诗人，也是一位华亭县令，为华亭“名卿继出，风流文物，相传不泯”，“采其尤著者，为十咏”。他写的十首诗，分别对应着华亭的十个地方：顾野王旧居的“顾亭林”，金山上的寒泉穴“寒穴”，“吴王猎场”，“柘湖”，“秦始皇驰道”，陆逊弟弟陆瑁的“陆瑁养鱼池”，“华亭谷”，“陆机宅”，“陆机祖葬于此”的“昆山”，相传吴王葬女的“三女冈”。
于是，王安石，梅尧臣，也都以这十处为题，分别写了十首和诗。
上海人文，曾有过这样罕见的一幕“联弹”。
这些，都还只是《云间志》一角。
【六】
1955年秋，毛泽东在上海视察时问：是否知道上海还有一个叫“下海”的地方？
后来人们在《上海县志》，查到了“下海庙”的记载。
这与毛泽东在庐山讲述“朱熹下轿伊始问志书”，及众多类似事例一起，被用来说明他对方志的重视。
朱熹给林至的信中，写了这样一句：“今又目盲，尤费力尔。不知天意如何，且留得一双眼，了些文字，以遗后来，亦是一事。”
《云间志》亦是前人“以遗后来”的云间一事。2008年，上海方志工作者精心标点、校勘，再版了《云间志》。是年六月，邹逸麟写下“极为珍贵”四字。十二年后，今年六月，斯人已驾鹤，而《云间志》在。
这本蓝色封面的《云间志》，将古体字、异体字、繁体字逐一改为现行规范字体，阅读起来，很是方便。
常在去上海图书馆时想：此刻，它是静候在馆内书库，还是又在谁手中翻开？
栏目主编：陈抒怡 文字编辑：郭泉真
来源：作者：郭泉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