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照片来自哈佛法学院年鉴。
在常人看来，进入哈佛法学院的59届学生中的十位女性将在毕业后拥有光明的前途；但是，在她们排除万难来到竞争激烈的哈佛法学院后，她们所面对的才是真正的挑战和痛苦——教授的忽视或刁难、同学的排挤、平衡家庭与学习及工作之间的困难、“不欢迎女性”的就业市场，以及机会渺茫的晋升道路都让这些他人眼中的精英女性饱受煎熬。对于59届法学生中最为出众的大法官金斯伯格而言，这些曾经的同学的经历成为了她在法律道路上勇敢抗争、坚持正义的理由。本文记录了五十九届哈佛法学院另外九位女性的非凡故事——她们本人、她们的家人们以及一位记得她们的最高法院法官共同讲述了这些故事。本文原载于《Slate》杂志，并有音频系列“金斯伯格与她的同学们”。
文｜戴利亚·里斯威克（Dahlia Lithwick ）、莫莉·奥姆（Molly Olmstead）最近在我看完一部关于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的电影后，其中的一幕一直在我脑海里挥散不去。传记片的片名是《性别为本（On the Basis of Sex）》，讲述的是未来的大法官和她的一些哈佛法学院同学聚集在法学院院长欧文·格里斯沃尔德（Erwin Griswold）的家中共进晚餐的故事。那是1956年，距离法学院开始招收女生仅仅过去了6年。在那一幕中，院长要求班上的每个女性（包括金斯伯格在内的九名女性）分别站起来，解释她为什么要抢男人的位置来上哈佛法学院。这个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它在多年来被许多人（包括金斯伯格本人）复述了无数次 [1](《基于性别》是金斯伯格的侄子写的，我采访过他[2])。因此，这个故事本身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鲁斯·巴德·金斯伯格（惊人的法律生涯，这使得人们在回想这个故事时觉得它更加荒谬。在格里斯沃尔德院长家的那个晚上，已经成为围绕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又一个“圣徒传记”（hagiography）。当然，在影片中，聚光灯落在金斯伯格身上，因为她冷冷地回答说，她在哈佛读书是因为她想更多地了解丈夫的工作。但当我看到这一幕时，我想：那些在背景里对鲁斯·巴德·金斯伯格的回应咯咯作笑的其他女性，她们来到法学院的理由又是什么呢？这些女性都是先驱，现在却只是在电影里扮演她们著名同学的配角。但她们是谁？是什么吸引她们加入男性数量多达500多名的法学院？她们希望用自己的学位做些什么？此外，我下定决心要知道她们在哈佛以及毕业后的情况。他们是否在茫茫人海中团结一致，在面对偶尔不怀好意的教授和毕业后充满敌意的工作场所时互相支持？她们是否像金斯伯格大法官那样嫁给了生命中的挚爱，并找到了一份令人满意的法律工作？当这位身材娇小的同学打破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s）、建立起保护性别平等的宪法体系时，她们是否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在远处为她喝彩？或者她们在暗地里相信，如果不是发生了那些命运的转折，她们也可能已经在这个国家的最高法院占据一席之地？这项计划花了我们一年多的时间，但是我们找到了她们。对于那些仍然健在的对象，我们采用了口述历史的方式来采访记录，并将其中一些采访变成了两集的播客[3]。对于那些已经逝去的毕业生，我们和她们的家庭成员进行了交谈，以便对1959届学生不同的发展道路有一个完整的了解。我们收集了照片、笔记和故事，试图建立一个档案，来记录这些女性的生活和职业。我们甚至找到了一个我们原先错过了的女性，因为她从哈佛法学院退学，没有出现在名录中。我们之所以能够发现她，是因为金斯伯格法官表示，我们得到的班上的女性数量有误的原因是因为她的一个女同学在毕业前辍学了。(我们在追踪报道她的过程中了解到，这位同学最终回去攻读法律学位，并且非常积极地参与宣传工作，以至于在80多岁时曾因抗议而被捕。)我们收集了她们对在哈佛受到的欺辱、职业上经历的挫折和挫败、对人际关系和养育孩子，以及女权主义法律运动进展的看法。我们发现，虽然这些女性确实会密切关注彼此，有时还会在远处给予对方鼓励，但她们大多都很忙，忙于自己的事业、家庭和目标。我们了解到，她们所经历的并不是简单的友情故事，这些女性承受的巨大压力并不总是能使得她们建立起姐妹情谊（sisterhood）。有时，压力甚至会使得她们分道扬镳。尽管人们很容易被“小小的竞争关系”的戏码，或者被“寻找关于哈佛法学院59届女学生的简单故事” 所吸引，但这从来都不是重点。我很清楚，这个故事并不是常青藤版本的《红粉联盟》（又名《女子棒球队》，讲述了二战期间一支史无前例的女子棒球队队内的冲突和故事）。但当我们开始着手这个项目时，最简单的结论：例如，成为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和成为罗达·索林·伊塞尔巴赫尔（Rhoda Solin Isselbacher）或爱丽丝·沃格尔·斯特罗（Alice Vogelstroher）之间的明显区别，是拥有马蒂·金斯伯格这个人物，开始显得越来越不完整。因为在我重读了金斯伯格同学们的传记之后，我又回去重读了金斯伯格一些最著名的观点和反对意见。59届的毕业生们在其中反复出现。从金斯伯格在2007年莉莉·莱德贝特（Lilly Ledbetter）公平薪酬案[4]中的异议中，我们可以看到卡罗尔·布罗斯纳汉（Carol Brosnahan）和荒谬的薪酬歧视的故事。罗达或爱丽丝的怀孕或流产都使得她们的职业生涯付之一炬，这些故事都在金斯伯格2014年对Burwell诉Hobby Lobby公司[5]的那份异议书的表面下酝酿着，她在那份异议书内写下了难以获得避孕护理所带来的负担。这些女性在求职面试、晋升和公平薪酬等方面受到的歧视，构成了她在2011年杜克斯起诉沃尔玛性别歧视集体诉讼案[6]中持不同意见的核心。所有这些女人的故事，以及在格里斯沃尔德院长家的臭名昭著的宴会，突然间成为了她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案件中写下历史性的多数意见书[7]的潜台词；在1996年，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废除了严苛的、只招收男性的性别隔离制度。2007年，金斯伯格的一位同学爱丽丝·沃格尔·斯特罗（Alice Vogel Stroh）去世了，金斯伯格给爱丽丝的女儿们写了一封信，并告诉她们，她们的母亲没有成为一名伟大的法学家是运气或命运的问题。金斯伯格写道，她希望爱丽丝的女儿们能在生活和事业中茁壮成长。在她50年的职业生涯中，金斯伯格一直在努力确保爱丽丝的女儿或其他任何人不会复制1959届毕业生的生活经历。阻碍她的一些同学取得像鲁斯·巴德·金斯伯格那样伟大的事业成就的障碍和态度，并非运气或命运、甚至也和嫁没嫁对人也无关。这些障碍存在于那些把金斯伯格和她的同学们视为不便、不足或古怪的制度之中。在某种意义上，金斯伯格一生的工作，是对她的同学们的奋斗、胜利和遗产的一座聚集的、活生生的纪念碑。她们的故事被写进了信条中，而女性在宪法和司法系统中争取平等的斗争仍在继续，这些女性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为这场斗争奉献着自己的生命。
当卡罗尔·布罗斯纳罕（Carol Brosnahan）还是一名职业生涯中期的律师时，她就知道自己的工作量与她的两位上司一样，甚至更多。但当她要求被提升到他们的级别时，她却被拒绝了。她说：“所以我说，‘见鬼去吧，我要去当法官，看看会发生什么。’”在去年，卡罗尔庆祝了她担任法官的40周年。卡罗尔·布罗斯纳罕（Carol Brosnahan）原名卡罗尔·西蒙（Carol Simon），在纽约皇后区长大。她是个爱读书、害羞的孩子，学习功课对她来说从不是难事。她被韦尔斯利学院录取，在那里学习经济学。后来，她在华尔街找到了一份工作，为富有的客户研究投资。“我不被允许会见客户，因为女性不应该管理他们（客户）的资金，”她回忆说。那份工作她干了一年，在此期间她订婚了。“我的未婚夫说我不适合去工作，但我可以去上学，”她说，于是她开始申请哈佛法学院。但直到她解除了婚约后，她才决定去法学院念书。她在学期开始前一个半月给院长打了电话。他看了看她的在校成绩和考试成绩，告诉她可以报名。对卡萝尔来说，她曾就读于一所女子学院（韦尔斯利），在这样一个男性主导的环境中生活非常有趣。她说：“班上有9名女生和525名男生，如果我不想记笔记的话，我就不用记了。”她遇到她的丈夫是因为他糟糕的生活能力：她主动提出为家里的6个男人做饭（包括她未来的丈夫吉姆）以换取免费的食物。不过，尽管她和许多男同学相处得很好，但她的教授们经常以羞辱的方式把她挑出来。她回忆起那天晚上，院长欧文·格里斯沃尔德问那些女生，她们为什么要来法学院，夺走男学生的位子。在她的记忆中，她当时太震惊了，以至于没有作出任何回应。她说：“比起那些真心不希望女生进入课堂的教授，院长的言论反而不是什么大问题。”一些教授对进入法学院的女生表示支持，但其他教授却对她们很有敌意。（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关于与格里斯沃尔德共进晚餐的回忆。[8]）她和室友弗洛拉·施纳尔（Flora Schnall）和贝蒂·简·奥斯特里希（Betty JeanOestreich）非常亲近。但是，尽管她对其他女性很熟悉（“熟悉是必要的，因为只有一个女性卫生间”)，她却从未觉得她们是一个有凝聚力的团体。“我们都是各种各样的怪人，”她说。“当你走进教室或房间时，每个人都会看着你。因为我们是一群奇怪的人，你知道，我们有乳房。”
吉姆和卡罗尔在毕业后开始了他们前往亚利桑那州的公路旅行。刚结婚不久的卡罗尔和吉姆考试一结束就从波士顿剑桥地区跑了出来，渴望开始一种没有人认识他们的新生活。“我是犹太人，而他是堕落的天主教徒；说真的，这在1959年是不被接受的。”她说。她和吉姆在一本书中读到，凤凰城“全是民主党人”，而且无论如何，他们都准备好去享受温暖的天气了。吉姆在一家原告人身伤害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卡罗尔却为找到一份与法学领域有关的工作而苦苦挣扎。最终，她接受了一份文书工作。她还兼职为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竞选团队工作，直到她在生第一个孩子的前一周被解雇，原因是竞选团队没有为她购买保险。到1960年秋天，卡罗尔已完全停止了工作。她在不到四年的时间内生了三个孩子。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怀孕期间，为了吉姆在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他们一家搬到了旧金山湾区。当她最小的女儿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卡罗尔参加了加州的律师考试，这是她继在亚利桑那州之后参加的第二次律师考试，因为当时她开始觉得呆在家里会让她“发疯”。因此，她接受了律师协会继续教育机构[9]的工作，该机构为执业律师提供培训和出版书籍。她开始编辑和撰写有关法律的书籍，重点关注贫困、破产和租户法。吉姆很支持她，但“我丈夫不会给孩子换尿布，”她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父亲，但家庭和孩子是我的责任。我（陪孩子）玩了很多时间，没怎么睡觉。”即使在公司里得到升职后，她也发现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非常有限。她说：“在那个时代，尽管性别偏见本身是存在的，但是‘性别偏见’这个词并不存在。”她说，尽管她在律师协会继续教育机构工作了十多年，但主管拒绝给她和男同事同样的头衔。“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去做法官——因为性别偏见。”最终，她接到了杰里布朗（Jerry Brown）州长办公室里的一个男人的电话，通知她将被任命为伯克利市法院的法官。“告诉吉姆，这是你自己争取到的职位，”那人说。卡罗尔仍然认为自己正处于职业生涯中最有价值的阶段。1999年左右，她在伯克利帮助成立了一个毒品法庭；直到她被调到奥克兰的阿拉米达县高级法院任职前，她一直保持着该法庭的运行。2009年前后，她向地方检察官联提出成立一个行为健康法庭以帮助成瘾者。每周有两天时间，她在精神病区的法院进行法律诉讼。她说：“我试图让（人们）不进监狱。看到这些家庭因为我们在法庭上所取得的成就而重新团聚，这太棒了。”
卡罗尔说，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她经历了“自己曾经是法庭上唯一的女性”，到现在有时会主持“全部由女性律师组成的法庭”的转变。尽管如此，她仍然认为现在的女性在法律行业工作并不容易。“那种女性不适合为客户而战的感觉仍然存在，”她说。“在某些领域，女性被认为最适合从事家庭法的工作。偏见仍然存在。”即使老一代“完全不能接受女性”从事法律工作，她也觉得自己已经比他们中的大多数要活得更久了。她去年告诉《Slate》杂志：“我已经84岁了，我还在工作。”卡罗尔计划下个月退休，届时她将会是85岁，但她说她会偶尔因任务回到法官岗位上去。“我不会完全放弃的，”她说。
当罗达·索林·伊斯塞尔巴克（Rhoda Solin Isselbacher）发现鲁斯·贝德·金斯伯格进入最高法院时，她哭了，但并不是出于喜悦。这两位女士本科时都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她们是哈佛法学院班上仅有的两位年轻母亲。然而，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她们却从未成为亲密的朋友。罗达的儿子埃里克说，使两位女性如此成功的特质：自信、智慧和决断力，也使得她们彼此对立。“对于那些想要进入男性世界的女性来说，她们都是榜样，”他说。“但事实上，她们最终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竞争对手。对此，我总是感觉很糟。”罗达的母亲在她还是婴儿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她由父亲杰伊（Jay）抚养长大。他是一位粗暴的杂货店老板，后来又带来了一位新继母。据罗达的女儿凯特说，杰伊让家里的其他人来抚养孩子，而且他从来没有隐瞒过自己想要一个儿子的事实。凯特记得她母亲描述过她艰难的童年。“出于需要，她养成了强硬的外在。”在康奈尔大学时，罗达学习哲学和宗教。但她对辩论的热爱促使她的一位教授告诉她，她是一名“天生”的律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作为法学生的第二学期，罗达前往华盛顿特区参加了一个婚礼，在那里她遇到了库尔特·伊斯尔巴彻（Kurt Isselbacher），一个很有前途的医学研究员。他们都抛弃了约会对象，跳了一整夜舞。约会两天后，他们同意结婚。罗达转学到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以便于她和她的新婚丈夫住在一起。第二年，当库尔特在波士顿得到一份工作时，罗达又转到了哈佛。罗达和鲁斯在康奈尔大学是“朋友”，罗达的女儿凯特说——“但彼此都很谨慎。”库尔特回忆道，罗达经常说她觉得鲁斯很美（库尔特在一年多前去世，就在他与《Slate》杂志谈话的几个月后)。罗达的女儿乔迪说，罗达认为任何竞争“都是有趣的”。不过，凯特说她的母亲可能在考虑真正的赌注。凯特说，她们都知道，当她们毕业时，彼此要为法学院有限的女性名额而竞争。（金斯伯格法官对这段关系的回忆并不像罗达的家人那么清楚。请在这里读她对罗达的回忆。[10]）
罗达的家人认为罗达是第一个怀着孕进入哈佛法学院的学生。她曾经告诉整个讲堂，不能指望她走到另一栋大楼使用女性洗手间（整个法学院中唯一的那个），而是提出她可以使用讲堂的男性洗手间，只要她把标志贴在门上就行。男人们同意了。她的儿子埃里克（Eric）说：“我认为她把（不平等待遇）当作一个挑战，但她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应对这一挑战。”罗达声称自己从来没有走进过法学院图书馆，而是在晚上照顾婴儿时把功课带回家——就像金斯伯格那样。据库尔特说，罗达在1960年马萨诸塞州律师考试中得了最高分，而且那天她发烧了。尽管如此，她还是花了一段时间才开始发展自己的事业。为了照顾四个不到6岁的孩子，她做了一份兼职工作，还辗转到一些小型律师事务所工作，主要是做财产法。后来，她建议乔迪（乔迪也是一名律师）去学财产法，以平衡工作和生活。乔迪回忆道：“（妈妈）会说，‘这就像是死亡和垂死，但这不像他们死了那样，第二天就必须出庭。’”罗达的高标准有时令人生畏。“她不喜欢空闲时间和无聊，”凯特说。“那就是，‘你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那就去做吧。’”凯特说，他们一家与诺贝尔奖得主和大学院长一起在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WoodsHole, Massachusetts）度过了夏天。乔迪说，孩子们得到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在我家，你必须出人头地。”
罗达有保姆帮忙抚养孩子。1993年，当金斯伯格被任命为大法官时，吉尔·艾布拉姆森（Jill Abramson）为《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写了一篇文章，讲述1959届其他女性毕业生的职业生涯是如何发展的。罗达告诉艾布拉姆森，她在与客户会面时，曾因为孩子被狗咬伤而不得不带着孩子去医院。她记得自己在想：“我丈夫是医生，他为什么不在去儿童医院的路上呢？但那时候爸爸们不会这么做。”
库尔特把自己事业上的成功归功于罗达精明的战略。“她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一直指导着我，”他告诉《Slate》杂志。他们的孩子也记得。“她就像他的教练、幕僚长和知己。”埃里克说。
70年代中期，罗达成为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Dana-FarberCancer Institute）的内部法律顾问，当时称为西德尼法伯癌症研究所（Sidney FarberCancer Institute）。罗达进行了谈判，促成了公司更名。她最近因为乳腺癌接受了两年的化疗，这份工作让她感觉很亲切。当时，生物技术引发了关于患者权利、临床试验和知识产权等棘手的法律和伦理问题。“这是她开创的一个新的法律领域，”她的儿子埃里克回忆道。她建立了全国医院中最早的病人倡议计划之一。10年后，罗达被迫辞职，因为库尔特成为了她公司的竞争对手：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癌症中心的创始董事。为了避免任何利益冲突，她回到了她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在的小律师事务所Epstein, Salloway和Kaplan——它们后来成为了Epstein, King和Isselbacher律所。尽管罗达的职业道路从未以联邦法官为目标，但库尔特记得，当他们从科德角开车回家，听到比尔·克林顿提名金斯伯格担任最高法院法官时，她感到了失望。库尔特提醒她，她选择了一种可以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的职业道路。而她选择嫁给自己意味着她将永远得不到马蒂·金斯伯格能给予鲁斯的那种支持。“听着，罗达，”库尔特记得自己对她说，“她嫁给了一个律师。你嫁给了一个医生，我认为这是最大的不同。”
16岁的弗吉尼亚·戴维斯在她的日记中写道，她想成为一名政治家。“其他人有绘画、写作或作曲的冲动，但我有改革的冲动，”她在日记中写道，“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明确的探索目标，但我很容易陷入任何适合的问题。”在后来的生活中，她发现了自己的事业：在学术界和工作场挑战存在着的性别歧视。“作为一个女性，我觉得自己晚生了50年，”弗吉尼亚在1971年对《安娜堡新闻》[11]的一名记者说：“我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妇女参政权论者（suffragette）。”“典型的超越预期成就者（overachiever）”弗吉尼亚在底特律附近长大，是家中唯一的孩子，父母分别是建筑绘图员和小学教师。她的孩子肯德拉·诺丁·比托和代顿·诺丁称她为“典型的优等生”——她成绩都是A，为文学杂志写女权主义故事，还被选为年级政治家。她毕业于Principia College，位于伊利诺斯州内的一所小型基督教科学学院，主修政府管理。法律一直是她的兴趣：1948年，在她13、14岁的时候，她给家里的一个朋友写了一封信，询问当律师是什么感觉。他警告她说，女性在这一领域通常是处处受限的，并强调她需要接受“秘书工作培训”，但他并没有建议她别去尝试。“你不必太失望，”他写道。“很多最好、最有利可图的‘实践’都是向女性开放的。”孩子们说，她在哈佛法学院总是感觉不自在，就像一个局外人。肯德拉回忆说，她曾问母亲，作为为数不多的几个女性中的一员，会不会很难。“她说，‘不，因为我常常是唯一的女性。’”她同时也是美国中西部人，并不富裕：她靠做保姆、给老年妇女读书等零工来完成学业。不过，她与鲁斯·巴德·金斯伯格成为了朋友。这两个女人在法学院的第一年时住在同一个区，弗吉尼亚的孩子记得母亲说过，她曾和鲁斯和马蒂一起去四人约会。第二年马蒂因癌症住院时，弗吉尼亚来看望他，这对鲁斯来说是一种安慰。请阅读金斯伯格大法官如何回忆她与弗吉尼亚的友谊，她称弗吉尼亚为Jinnie[12]。
毕业后，弗吉尼亚发现她的潜在雇主们不愿意认真地对待她。1993年，她告诉《华尔街日报》，在早期的工作面试中，经常有人问她是否打算结婚或生孩子。她说：“最终，你会开始讨论你关于生育控制的理论，而非你的资历。”她在旧金山找到了一份联邦法官的助理工作，之后又在纽约一家船运公司担任内部法律顾问。她很喜欢这份工作，但最后却因为老板对她进行性骚扰而辞职。1964年，弗吉尼亚搬到波士顿，担任第一基督科学教会的法律顾问，该教会是基督科学教的创始教会。在那里，她遇到了《基督科学教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记者肯尼斯·诺丁（Kenneth Nordin）。三个月后，她结婚了。肯尼斯决定去密歇根安娜堡，在密歇根大学攻读美国研究博士学位，这决定了弗吉尼亚职业生涯的下一步。弗吉尼亚无法在安娜堡找到稳定的法律工作。于是她转行进入学术界。
弗吉尼亚在她快30岁的时候有了孩子，当时她在密歇根大学工作。为了两个孩子，她一共只请了三周假，就像她在1971年对安娜堡新闻的一名记者说的那样，她认为这是“合理的假时”。坎德拉和代顿对母亲的看法是，她给予了他们空间。肯德拉告诉《Slate》杂志：“她不是最好的管家，当然也不会在我们面前担心地咯咯叫。”弗吉尼亚和肯尼斯（在1988年友好分手）的婚姻相当现代，他们共同分担家务。弗吉尼亚通常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支撑她丈夫读完研究生，后来又做了一段时间的自由记者。“我们不是在白色尖桩篱笆下长大的，（母亲）不是那种快乐的家庭主妇，也不去扮演那种传统的角色，”代顿说。
一篇关于妇女通过加州律师资格考试的报纸文章，大约发表于1960年。在安娜堡，弗吉尼亚为一些进步事业而努力着，包括在密歇根大学倡导性别平等。之后，她在威斯康星大学工作，在那里她领导了一个专门针对妇女进行高级行政工作培训的机构，并在达特茅斯学院担任了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 administrator）行政官。在1972年，在一篇文章中，她对《基督科学教箴言报》说，“看来我得不停地敲门，大喊让女人进来。”这篇文章把她形容为“好斗”。她还在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of Michigan）法学院任教，与该校第一位黑人法律教授哈里·爱德华兹（Harry T. Edwards）合作，共同撰写了一本关于高等教育和法律的教科书，并于1979年出版。她的女儿肯德拉认为写这本书让她非常自豪，但她也承认，她的母亲一直倍感压力，觉得不能辜负哈佛学位。肯德拉说：“尽管她的创业生活令人难以置信，但我觉得她总是认为自己还不够好。”据肯德拉说，她的母亲至少在五个州通过了律师考试。在一张关于“通过加州法律考试的女性”的剪报中，弗吉尼亚拿着化妆盒。肯德拉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这就好像在说，‘女律师既聪明又充满着女性气息。’”
威特鲁德·F·里希特
楚蒂·里希特（Trudy Richter）是1959届毕业生中唯一一个没有获得法律学位就决定离开哈佛的女生。对她来说，这是一个闷热、孤独且充满敌意的地方。但楚蒂（一个致力于社会正义的人，在她80多岁的时候还在抗议）在学术上热爱法律。在辍学20年后，她重返法学院，并在她40多岁时成为了一名律师。楚蒂在新泽西州罗威一个严格但舒适的德国中产阶级家庭中长大。作为在二战的反德热潮中抚养美国孩子的移民，她的父母在情感上非常疏离。英语是楚蒂的第二语言，但她被告诫不要在公共场合说德语。她知道她的一个舅舅，有犹太血统，从集中营被解救出来，而另一个则被纳粹杀害。她的父母没有谈论他们所逃离的悲剧，但楚蒂仍然感受到了它的影响。“有了这样的家族史，我们很容易对这个国家发生的各种歧视保持警惕。”她告诉《Slate》杂志。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贵格会（Quaker）寄宿学校读书时，楚蒂就开始热衷于宣传抗议。在她开始上大学之前的那个夏天，她和其他几名学生因在散发抗议朝鲜战争的传单时堵住了人行道而被捕。她在监狱里呆了一晚。楚蒂的抗议意愿从未减弱，多年以来，她说她“收集了一张小的犯罪记录单”。她在斯沃斯莫尔学院学习政治学，也在那里订婚了；但后来她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准备好结婚，于是在大四那年解除了婚约。相反，她追求自己对法律的兴趣，她认为法律是“促进人权和社会正义最有效的工具”。她的考试成绩优异，所以她申请了法学院。“我从没想过我不能去上法学院，”她说。“但直到我到了那里，我才意识到我面临的是什么。”从一开始，楚蒂就接收到了警告信号。在申请过程中，一位男士面试了她，并告诫她不要结婚和辍学。“哈佛认为接受我们（女性）是一件具有开创性的事情。关于这一点，他们说得非常清楚。”开学后，她发现除了斯沃斯莫尔学院的几位校友和一名教授之外，没有一个男人愿意跟她打招呼。“没有其他人（和我打招呼），真的，”她说。“这就像一个人住在一个孤岛上那样。他们不想要女人。”楚蒂不记得曾经和她的女同学们交流过。她一个人住，和一个建筑系的学生共用一个走廊和浴室。“我们每天都会说上几句话，”她回忆说，“那次交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否则就没人跟我说话了。”她甚至觉得，她的教授也忽略了她。第一年快结束时，她退学了，嫁给了一个夏天她当服务员时认识的男人。“(哈佛)把我推向了一段非常糟糕的婚姻，”她说。“因为我突然放弃了一件我半辈子以来都想做的事情。”楚蒂于1957年离开法学院。三年后，她生下了儿子詹姆斯。她仍然渴望从事法律事业，但觉得这与母亲的身份格格不入。于是，她获得了教育学硕士学位，在全身心投入、成为母亲之前，她担任了几年残疾学生的老师。她说：“在那个年代，女性只能是教师。女性不能成为律师。”在两个孩子成为青少年之前，她一直是全职母亲。直到1977年楚蒂离婚后，她才决定重返法学院。她说：“我经历了一段悲惨的婚姻，感觉作为一个人我无足轻重，但我并没有失去对法律的兴趣。”因此，在42岁时，她开始在东北大学法学院攻读学位。楚蒂很喜欢在那里的时光。她说这所学校与哈佛正好相反，是一个强调多样性和实践经验的地方。楚蒂作为律师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法律服务公司处理家庭法律案件。后来，她为低收入客户开设了自己的公司，处理从家庭法律案件到轻罪辩护等各种事务。她还为需要得到批准进行堕胎的未成年人提供无偿服务，并帮助需要逃离家庭暴力的妇女获得法庭命令。但她赚不到足够的钱来支付医疗事故保险，以至于她在一年后不得不关闭自己的公司。接下来的十年里，她一直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残疾人维权中心工作。在那里，她向新罕布什尔州最高法院（NewHampshire Supreme Court）提交了一份法庭之友辩护状，为一名因与一名智障人士发生性关系而被定罪的男子辩护，她认为这是一项歧视性法规。法院同意楚蒂的观点，并裁定与真正能够同意性行为的残疾人发生性行为是合法的。还有一次，她解决了一起涉及两位聋哑父母的案件，帮助他们避免失去孩子的监护权。“我认为没有人会因为我的客户和我们遇到的问题，而把我的生活看作重大的，法律意义上的成功，”她说。但她为自己“良好的法律想象力”而自豪。“我做过的最令我自豪的事情并不一定是我律师工作的一部分”当詹姆斯还小的时候，楚蒂喜欢在夏天在社区操场上做志愿者，在孩子们的父母工作时照顾他们，她还担任了她所在选区的选举代表。“我是一个天生的地方政府人员，”她告诉《Slate》杂志。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她支持的事业越来越多。她为在新罕布什尔州废除死刑而奔走，推动她的“一神论普世主义”教堂改用太阳能，并游说立法救济非法移民。在五年的时间里，她供养着一个从不丹搬到美国生活的家庭，并利用她所接受的法律培训为其他志愿者起草了一份手册。教会至今在执行其难民项目中使用着这本手册。2018年，83岁的楚蒂因参与新罕布什尔州“穷人之死”运动而被捕。她说：“总的来说，我做过的最令我自豪的事情，似乎并不一定是我作为律师工作的一部分。”平衡工作和生活对楚蒂来说很难。她的丈夫约翰是个酒鬼。他经常无视她和孩子们。“我是一个单亲兼家庭主妇，”她说。甚至在她的孩子长大后，她还会觉得自己被困在了“生存”模式中，她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家人的吃饭、交通和其他琐事上，很少会“坐在地板上和孩子们玩”。她担心自己的一些行为是在模仿自己非常“含蓄”的父母。楚蒂说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她认为自己的哈佛经历不仅是自己的失败。在1959年，她并不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她认为其他人也不这样认为。但她说，多年以来，她开始用女权主义的术语来思考那段经历，她意识到她在法学院所面临的困难并非是个人的。在某种程度上，她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起步较晚这一事实，帮助了自己在职业生涯中摆脱了厌女症的困扰。但她说，在残疾人权利中心，她仍然有一个“猪一样”的老板，他会对这些妇女发表尖刻的评论，在员工会议上开粗俗的玩笑。她给女律师的建议是（这也是她希望自己在过去能多做一些的事）：找其他女性聊聊天。“性别的区别仍然存在，”她说。“很明显，女性需要帮助自己找到立足点。”
玛丽莲·罗斯（Marilyn Rose）在马萨诸塞州长大，父亲是一名犹太出租车司机，母亲是一名工厂工人，父亲总是推动她和她的兄弟去取得优异成绩。她的继子蒂姆·奇尔德斯说：“她非常爱为弱势群体服务。”这是她天性的一部分。作为一名律师，她曾成功地为一个案件辩护，该案件重新定义了低收入人群和全国各地的有色人种如何获得医疗保健，其逻辑为整个医疗保健法律改革运动奠定了基础。“她曾经开玩笑说，‘我是哈佛毕业生中薪水最低的律师’。”玛丽莲的嫂子罗斯·罗斯（Rose Rose）说，玛丽莲对政治的兴趣促使她上了法学院。玛丽莲的丈夫鲍比·蔡尔德斯（Bobby Childers）说，玛丽莲在高中时决定要当一名民权律师，因为她对犹太人所受到的歧视有着深刻的理解。玛丽莲以班级前两名的成绩毕业于布兰迪斯大学，她决定自费读完哈佛法学院；但考虑到自己的兴趣，她认为自己最终不会有一份收入丰厚的职业。她的继女特蕾莎·彼得森（Teresa Peterson）说：“她曾经开玩笑说，‘我是哈佛毕业生中收入最低的律师。’”玛丽莲从没有向她的丈夫或继子女抱怨过她在哈佛的经历。蒂姆和特蕾莎回忆说，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她似乎在那里很成功。但哈佛也是她开始倡导系统性变革的第一个地方；在第二年，她被拒绝加入哈佛大学的全男性公共辩护律师项目[13]，因为女性不能被送进监狱与男性被告面谈。因此，她和她的同学埃莉诺·沃斯（Eleanor Voss）进行了公开游说，希望允许女性参加这个项目；她们的理由是，即使没有机会进监狱，她们仍然可以做很多工作。玛丽莲本人最终并没有从她的改革运动中受益，但在她毕业那年，这个项目向女性开放了。读一下金斯伯格大法官（Justice Ginsburg）对玛丽莲等女性为提高哈佛女性权利所做努力的回忆吧[14]。据她的丈夫鲍比说，玛丽莲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然后看着那些成绩比她差的男同学在拒绝了她的公司找到工作。一些公司公开承认他们不会雇佣女性。所以她“不得不去政府工作，因为那是唯一给她提供工作的地方，”鲍比说。在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她转到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现在是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工作。她在民权办公室找到了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在那里她帮助医院和精神病院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ORC）监督医疗保健的工作中，玛丽莲了解了《希尔-伯顿法案》（Hill-Burton Act），这是一部1946年的法律，规定政府为数千家医院和诊所提供资金，前提是它们为无法负担治疗费用的病人提供一些免费医疗。她认为该法案可以被更好地执行。在1970年，玛丽莲转到一家专注于提供医疗相关法律帮助的非营利组织，并签约为新奥尔良八名贫穷的黑人病人做代表，几家医院拒绝为他们提供治疗。在库克诉奥克斯纳基金会医院（Cook v. Ochsner Foundation Hospital）一案中[15]，她辩称，《希尔-伯顿法案（Hill-Burton Act）》要求医院提供一定数量的免费护理（尤其是急救室内的护理），并要求医院接受医疗补助（Medicaid）患者。后者是针对医疗隔离的一次大胆攻击：南方医院拒绝接受以黑人为主的医疗补助病人，并以此作为对《民权法案》的扭曲“变通”。圣路易斯大学法学院的卫生法教授西德尼·沃森（SidneyWatson）曾与玛丽莲合作过；据她说，玛丽莲是第一批争取将医疗补助计划视作公民权利的律师之一。“她在50年前就开始了这个话题，”她说。玛丽莲只是不停地进行艰苦的斗争，指出问题所在，并想出富有创造性的方法来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在法官做出有利于玛丽莲的裁决后，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制定了新的执行条例。这是蓬勃发展的医疗保障法律运动的一次重大胜利。它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尽管尼克松政府取消了她的一些改变，“大多数医院仍有望为贫困和其他没有保险的人提供一定比例的无补偿医疗，”德雷塞尔大学公共卫生教授戴维·史密斯（David Smith）说。
在1964年，玛丽莲和鲍比·切尔德斯第一次见面，当时他们都在民权办公室工作（鲍比的任务是整合南方的众多医院）。鲍比对玛丽莲的最初记忆来自一次会议，当时他宣布决定允许乔治亚州精神病医院保持“种族隔离”，因为他认为这是为了“更脆弱的病人的最大利益”。玛丽莲不同意这种说法。“她说我是个偏执狂，”鲍比回忆说，并发誓要在这个问题上与他斗争。但他们成了朋友。几年以后，在鲍比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后，他们开始约会并订婚。鲍比记得，被求婚后，玛丽莲哭了半个星期。她曾以为自己永远不会结婚。但比起婚姻，她更害怕失去鲍比，于是两人在1978年结婚。玛丽莲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四个十几岁孩子的继母。孩子们说：“玛丽莲参加学校的活动，帮爸爸做饭，为我们安排活动。”鲍比仍然对玛里琳对他的孩子们（尤其是最小的孩子们）展现出的慷慨表示敬畏：“她真的是其中三个孩子唯一的母亲。”特蕾莎说她马上就和继母建立了联系。特蕾莎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她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参加过玛丽莲的一次办公室聚会，当时特蕾莎对聚会上的人群的多样性，以及大多数参与者都在吸食大麻的事实感到惊讶。“她当时是个异类，”特蕾莎说。“我以前从未见过像她这样的女人。”玛丽莲对婚姻的态度令鲍比的孩子们感到惊讶：玛丽莲和鲍比经常陷入激烈的政治辩论。“我们以为他们在吵架，但每次谈话结束时，他们都会放下争执，一起做点什么，比如做饭或者在沙发上接吻，”蒂姆说。玛丽莲和鲍比搬到了佛罗里达，玛丽莲在一家法律援助诊所工作，后来成为一名行政法法官。在2004年，鲍比和玛丽莲前往华盛顿参加民权法案4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那里，没有人知道他和玛丽莲结婚了，鲍比高兴地回忆道。鲍比和玛丽莲都收到了表彰他们坚持正义的牌匾，称他们为“民权斗士”。蒂姆说，在玛丽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后，鲍比就一直照顾她，直到他也老去、无法再照顾她了；在她生命的最后七年里，他每天去看她三次。
当被问及她的年龄时，弗罗拉告诉我们：“你可以说我已经80多岁了。”在确定自己不具备学习钢琴的天赋后，弗罗拉·施纳尔（FloraSchnall）所期望的职业生涯是当一名政治记者。但那是1956年，她并没有看到有多少女性在主要的刊物中既担任记者又拥有可观的收入；因此，她转向了法律。为了给自己留一条退路，她既申请了哈佛大学，又审请了在印度的一年奖学金，她同时收到了申请通过的通知。“也许我选错了，但我去了哈佛法学院而不是印度，”她说。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最终去了印度。弗罗拉在纽约布鲁克林长大，在那里上的詹姆斯·麦迪逊高中（JamesMadison High School），她和鲁丝·巴德在同一所学校。（她们之间并无交集。）她一直是班上的尖子生，但她说自己并不是一个“书呆子”。弗罗拉回忆说，在她进入哈佛法学院之后，她和那里的另外两个女性——卡罗尔·西蒙（Carol Simon）和贝蒂·吉恩·奥斯特里奇（Betty JeanOestreich）建立了友情。她们住在一个房间里，还举办晚宴，与班上的不少男生中成为了朋友。在哈佛，她大多时候感到受欢迎，但仍感到女性受到不同对待。她还记得在“女士节”，被一位教授的在课上被单独挑出来时的不适感。当时班上只有两位女生（包括弗罗拉），而她们必须回答所有问题。“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有可能被羞辱，”弗罗拉说。（教授）似乎认为这还不够，女生们还被迫为全班唱歌。弗罗拉记得为准备《温塞斯拉斯好国王》（Good King Wenceslas），她为此练习了好几个星期。在此处阅读金斯伯格法官对女士节的回议[16]。弗罗拉参加了格里斯沃尔德举办的那场著名的晚宴，当时格里斯沃尔德要女生们解释，为什么她们要抢男人的位置来上哈佛法学院。弗罗拉回忆说：（鲁丝）和我是50或者75个（我记不清了）男人中仅有的两个女性。” 弗罗拉说，作为回应，她开了个玩笑：“院长，我来这里是为了找个丈夫。”在社交场合，弗罗拉亲眼看到了鲁丝的工作强度之大。弗罗拉说：“如果她在家里吃晚饭，她的丈夫马蒂会为她做饭，她可能会借口离开，到卧室去写案情摘要——即使是在有其他人来做客的情况下。” 她说她很欣赏这一点，即使这很不寻常。“和鲁丝一起讨论法律问题的感觉很好，”她说，“即使鲁丝从不和别人闲聊。”
“我是办公室里唯一的女性，他们希望办公室里有个女性。”毕业后，弗罗拉记得经历过一连串令人沮丧的面试。“唯一让我继续坚持下去的是，我知道鲁丝还没有找到工作。”她说，“我觉得，如果在法学院数一数二的鲁丝都找不到工作，我就必须得继续找。”通过关系，她找到了一份工作，担任时任纽约州州长的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A. Rockefeller）的助理法律顾问。“这完全是运气使然，”她说，“我是办公室里唯一的女性，而他们希望办公室里有个女性。”这份工作让她很激动。请阅读金斯伯格大法官争取第一份工作时的艰难经历。[17]弗罗拉后来被势力强盛的米尔班克（Milbank, Tweed, Hadley & McCloy）律师事务所聘用。面试她的人毫不犹豫地打消她的野心。“（他）说，‘你知道，我们这里没有女性合伙人。我不认为你有任何可能性，成为这里的合伙人。’”她回忆道。她进了公司的房地产分部，浑然不知它不及其他领域有声望，但“结果，房地产成了一个非常赚钱的热门领域，我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然而，即使她负责了许多备受瞩目的纽约房产，该公司也没有让她成为合伙人。于是，她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成为了那里的合伙人。六、七年后，米尔班克邀请她回来，并且是作为合伙人的身份回来。在她任职期间，她看到了女性雇员数量的明显增长，尽管总体仍不可观。有些人像她一样成为了合伙人，但“从来没有在公司里担任过实权职位，”她回忆说。甚至在她当选为美国房地产律师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Real Estate lawyers）第一任女性主席之后，她仍然感到男性们在抵制甚至嘲笑她的想法。“这并不容易，”她说。弗罗拉与一位开发商合作，在时代广场（Times Square）建造了纽约马奎斯万豪酒店（Marriott Marquis）。这个计划在70年代宣布，并在1985年开启，需要拆除5个历史剧院。反对者提起诉讼，把这个案子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我们有17起诉讼，”弗罗拉说。“这是一个与州、当地政府和反对派打交道的项目，很有意思。”弗罗拉在20世纪60年代遇到了交往35年左右的伴侣，当时他的名字叫F.M. Esfandiary。他是一名伊朗小说家，正在发展一种被称为“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的新哲学。“他觉得人类正面临着面临死亡的困境，他想超越它、并把它抛诸脑后，”弗罗拉解释道。他反复更改自己的名字（他认为人们不应该用名字或国籍来定义）最终选择了“FM-2030”为名。FM也拒绝了婚姻这一概念。他们是浪漫而知性的伴侣：弗罗拉编辑了他的一本书，并拍摄了一部关于他的生活和愿景的电影。电影《2030》将弗罗拉和FM描述为“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打破传统的人”。电影解释说：“尽管我们彼此之间缺乏专一，甚至是正式的承诺（甚至比起“亲密关系” ，FM更其喜欢用“朋友”一词），但弗罗拉和FM的联系是终生的，一直持续到FM的人生在2000年“暂停”（suspension）为止”，电影使用了FM更喜欢的词来形容死亡。他的遗体被放置在人体冷冻设施中。弗罗拉至今与FM-2030发起的、十分乐观的运动有联系，虽然她对人类社会发展轨迹持有积极的看法，但她对自己选择的行业的看法却有些调和（tempered）。当被问及对在法律界工作那些岁月有没有更多想法时，她打趣地说：“我只觉得要是当时男人们表现得更好一点就好了。”贝蒂·简·谢伊（Betty Jean Shea），1934年出生
贝蒂·简·谢伊，本名贝蒂·简·奥斯瑞奇（Betty JeanOestreich），是一名非常聪明、成绩优异的学生。她的父母都是老师，经常因为工作而搬家。她以班中名列前茅的成绩从纽约州斯卡伯勒（Scarborough）的高中毕业。她就读于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主修地理和历史，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在韦尔斯利期间，她与哈佛法学院的一名学生约会，她经常在周六的橄榄球赛前和他一起上早课。她还记得自己被苏格拉底式教学法所吸引，“我被迷住了，”她说。她和男朋友分手了，但她仍然想上国内最好的法学院。“除了哈佛，我从没考虑过其他地方。”她说。贝蒂·简多样才华打动了年轻的鲁丝·巴德·金斯伯格。“在班上所有的女生中，她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因为她既是一名模特，也是一名精算师，”这位法官告诉《Slate》杂志。在大学学期的假期里，贝蒂·简曾在康诺弗模特经纪公司（Conover Model Agency）工作过；在高中时，她曾在纽约储蓄银行人寿保险基金（New York Savings Bank Life Insurance Fund）的精算部门工作过。（金斯伯格法官对贝蒂·简的评价。[18]）贝蒂·简自信自己能在哈佛取得优异成绩，但因为她有一位女性朋友是先于她去了哈佛，所以贝蒂·简知道要在哈佛取得优异成绩并不容易。“她说，这很有挑战性，”但她也说，“有时，做班上唯一的女孩也很有趣。”贝蒂·简说，这段经历本可能很有趣，但她觉得大部分时间里教授们都忽视了她，巴顿·利奇和他的“女士日”是个明显的例外，那让她感觉受到非难。她的同学对待她的方式也不太友善，经常问她在这儿做什么。“年轻人会没有任何顾虑地直接问你这个问题，”她说。“我会说‘我对法律感兴趣，而且想不到比这儿更好的地方去学法律。”她和室友弗罗拉·施纳尔（FloraSchnall）和卡罗尔·西蒙（Carol Simon）团结在了一起。“我们可以讲故事，谈论很多事情，如果你没有这些伙伴，这些让人烦心的事情就不那么容易让人发笑了。” 她说，“这让人更容易不把糟糕的经历往心里去。”
在哈佛的第一天，贝蒂·简在图书馆遇见了她的丈夫鲍勃。他们在她大学三年级时结婚了。她认为这是她做过的最好的决定，她说她有一段平等的婚姻，她认为他们没有孩子是让“平等婚姻”成为可能的原因之一。两人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互相支持，作出共同的人生决定的前提也是基于该决定对彼此有利。她说，鲍勃一直把她视为同行，他于2000年逝世。贝蒂·吉恩（Betty Jean）毕业后的第一份主要工作是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担任律师，她在那里经常与一些有影响力的纽约人接触。她说，这是她做过的最好的工作；但即使在那里，她也面临着歧视：她说，招聘她的男人对雇佣女性感到“不舒服”，这样做只是为了取悦他“更开明进步”的老板。她回忆说，有一次在全是男性的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Exchange）参加午宴时，她不得不坐货运电梯到一个单独的入口，因为普通的电梯是“业务用途，给男人用的”——尽管她是去那里发表关于她帮助起草的新法规演讲的。之后，她给私下并不认识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打电话投诉。他承诺，在交易所改变政策之前，不会再派人去做演讲了。他们照做了，于是贝蒂·琼回了证券交易所很多次，并经常利用这个机会提醒房间里的男人们她曾经是被如何对待的。“我必须承认，我很享受那样做。”她说。
十年后，当贝蒂·简和鲍勃搬到西部时，她形容说她连“得到工作面试机会都很困难”。她差点就在旧金山一家银行的法律部找到了一份工作，但在她与这家银行的两名男性会面后被拒绝了。“我给人的感觉是有点太强势了，或许还有点傲慢。”她说，但她也提到，他们问她的一些基本问题让她受到了侮辱。“我已经习惯了被倾听，而不是像一个12岁的孩子那样被对待。”她最终在富国银行（Wells Fargo）工作了20年，成为该银行南加州分支行的法律部门主管。退休后，她一直忙着做志愿者，为参加狗展而培育萨路基猎犬，这是她数十年来一直从事的一项活动。当她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时，贝蒂·简意识到，她看到了法律领域在对待女性上所经历的重大转变，但她认为这还不够。她告诉《Slate》杂志，“我仍然对女性被歧视和低估的程度感到失望。”
爱丽丝·沃格尔（Alice VogelStroh）并不是那种早早就想当律师的人。在密苏里大学，她是一个好学生，但她更关心的是如何享受她的大学时光，而不是学习。她的女儿伊丽莎白说：“她知道所有未成年人可以去偷喝啤酒的地方，她还会搞恶作剧。然后她还会成为那个不费任何努力就能拿到A的人。”爱丽丝的聪慧得到了金斯伯格的肯定，她记得爱丽丝是“班里迄今为止最聪明的女孩”。爱丽丝的父亲是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他承诺如果她追随他的脚步，就给她买一辆敞篷车。“我想她……不想让父亲失望。”伊丽莎白说，“我还认为，当我爷爷拿这个来激励她时候，她就着迷于这个想法了，那就是她要去做一件很少有女性敢于挑战的事情。”在买了敞篷车之后，她的余生再也没有开过其他类型的车。
爱丽丝被《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 Law Review)录取，《哈佛法律评论》帮助她找寻住处，因为她不被允许和男生们一起住在宿舍里。爱丽丝的家人说，她很少谈论她在哈佛的时光，即使她说了，也是常常是带着苦涩的口吻的。她的女儿们推理说，她把那段时间和约翰·斯特罗（John Stroh）联系在一起，这玷污了她在哈佛的记忆。约翰·斯特罗是一个比她年长一年的法律系学生。他们在圣路易斯，彼此相隔几个街区长大，但在哈佛相遇并结婚。这段婚姻结局并不好。爱丽丝的女儿沙（Chat）还记得母亲说她被学校的竞争水平“震惊”了，但不管怎样爱丽丝都表现得很好。和鲁丝·巴德·金斯伯格一样，她被选为《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 Law Review）的编辑，但这一成就伴随着生活方面的困难，比如她需要在夏季提前开学，但那时却没有女生宿舍可以住。《哈佛法律评论》接纳了爱丽丝，并帮助她找到了住处，因为她不被允许和男生们一起住在宿舍里。金斯伯格法官回忆说，爱丽丝的未婚夫不希望她参加《哈佛法律评论》的编辑工作，尽管其他学生尽了最大努力说服爱丽丝加入编辑团队[19]。尽管爱丽丝成绩优异，但几乎所有她申请的公司都断然拒绝了她。她最终在农化公司孟山都（Monsanto）找到了工作机会，当时孟山都公司正在招聘女性。她在他们的法律部找到了一份工作，她是当时为数不多从事公司诉讼的女性之一，并在那里待了八年。她在怀孕后离职，但不清楚她是辞职了，还是只是休产假。她的女儿是死胎，悲痛欲绝的爱丽丝写信给孟山都公司，告诉他们她“无法再享受做母亲的快乐”并希望回到她的岗位。但孟山都公司已经招了一个男人来填补这个职位，“她几乎是在恳求他们重新考虑让她回去。”伊丽莎白说。“她费了好大的劲才走到现在的位置，但当她退到一边要生孩子时，门关上了。”同年，她收养了两个女儿中的第一个，并离开法律行业成为一名全职母亲。
毕业后，这对夫妇搬回了密苏里州，约翰去了爱丽丝父亲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但据他们的女儿说，他的不安全感和她的成就慢慢毒害了他们的关系。“我妈妈的成绩和一切都远远超过了我爸爸，这给他们的婚姻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沙说，“我妈妈会说，他能找到工作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她爸爸。他们之间有很多矛盾，她的工作是靠自己的能力得到的，而他必须得到家人的帮助。”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分手（约翰于2010年去世）。之后，爱丽丝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全职父母的工作中，为每一次学生实地考察旅行做志愿者，为女儿的游泳队记录日志，为她们缝制所有衣服。她的女儿们形容她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但没有那么的慈爱。“她确实说过她觉得自己被骗了，”沙说。“她自愿放弃工作，成为一名妻子和母亲，但突然之间，她的丈夫离开了。”
爱丽丝50多岁时，孩子们都离开了家，她又开始寻找法律工作。1986年，她在圣路易斯的Husch and Eppenberger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助理。伊丽莎白说：“她是晚上在灯光下干苦差事的那个，而获得荣耀的是一些年轻的雅皮士律师。我知道我妈妈工作有多努力，她真的必须从头开始，重新证明自己。”爱丽丝成为了一名助理房地产策划师，并被安排与年长的律师一起工作，对她来说那让人感觉更惬意。“对她来说，重返工作岗位并证明自己是如此艰难。到最后，至少她觉得自己在那家公司找到了一份适合的位置。”伊丽莎白告诉《Slate》杂志。她的女儿们仍然会想母亲是否后悔在孩子们小时候放弃工作的决定。伊丽莎白说，“我们总是想着如果，如果母亲做了不同的决定，事情又会怎样不同的走向。”
金斯伯格法官在爱丽丝的女儿们的母亲去世后寄给她们的便条。与金斯伯格及其同学一起在哈佛法学院就读的女性中，有一位未能毕业：埃莉诺·沃斯（Eleanor Voss）在她法学院最后一年的秋季去世。
1958年11月13日，沃斯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一个十字路口乘小型摩托车与一辆出租车相撞后去世。在她死后，她在古彻（Goucher）的朋友和同学创立了一个基金——埃莉诺·沃斯56届奖学金（EleanorVoss’56 Fellowship），承诺每年送一名毕业生去法学院，奖学金一直延续到今天。[1]https://awpc.cattcenter.iastate.edu/2017/03/09/ruth-bader-ginsburg-distinguished-lecture-feb-3-2014/[2]https://slate.com/news-and-politics/2018/12/daniel-stiepleman-on-the-basis-of-sex-writer-and-nephew-of-ruth-bader-ginsburg-on-her-precise-persistence.html[3]https://slate.com/podcasts/amicus/2020/07/amicus-class-of-rbg-part-1[4]https://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06pdf/05-1074.pdf[5]https://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13pdf/13-354_olp1.pdf[6]https://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10pdf/10-277.pdf[7]https://www.law.cornell.edu/supct/html/94-1941.ZS.html[8]https://slate.com/news-and-politics/2020/07/ruth-bader-ginsburg-interview-transcript.html#griswold[10]https://slate.com/news-and-politics/2020/07/ruth-bader-ginsburg-interview-transcript.html#rhoda[11] https://aadl.org/node/89838[12]https://slate.com/news-and-politics/2020/07/ruth-bader-ginsburg-interview-transcript.html#jinnie[13] 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46054036$1i[14]https://slate.com/news-and-politics/2020/07/ruth-bader-ginsburg-interview-transcript.html#marilyn[15]https://law.justia.com/cases/federal/district-courts/FSupp/319/603/2135130/[16]https://slate.com/news-and-politics/2020/07/ruth-bader-ginsburg-interview-transcript.html#ladies.[17]https://slate.com/news-and-politics/2020/07/ruth-bader-ginsburg-interview-transcript.html#job[18]https://slate.com/news-and-politics/2020/07/ruth-bader-ginsburg-interview-transcript.html#bettyjean[19]https://slate.com/news-and-politics/2020/07/ruth-bader-ginsburg-interview-transcript.html#alice与金斯伯格同样值得哀悼的，是最初就被压制的制宪人民主权
美参议院投票通过新大法官提名：缅怀逝去的金斯伯格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