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荒诞不羁下的风骨悲凄与无奈

如南宋般“此间乐不思蜀”的东晋豪族政权任命桓温为征讨大都督。桓温于永和十二年（356年）在江陵起兵，先遣督护高武据鲁阳，辅国将军戴施驻屯黄河上，以水军进逼许昌和洛阳，八月己亥日，桓温到达洛阳城南的伊水，久围洛阳不破的姚襄于是撤去围城军，转而抵抗桓温，桓温则结阵向前进攻，更亲身披甲督战，于是大败姚襄，随后，周成以洛阳向桓温投降。

几经战乱的洛阳回到了东晋的手里， 桓温进攻洛阳，途中渡过淮河、泗水，到达北方边境，同一些僚属登上大船楼，注目遥望中原一带，愤慨地说：“最后让国土沦陷，繁华都市百年来变成一片荒丘废墟，王夷甫这些人不能不承担起罪责!”（参见世说新语《桓公入洛》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这个王夷甫是何人？竟有如此能量，使西晋灭亡北国沦丧。王夷甫就是西晋末年官至尚书令、司徒、太尉等的王衍。如果不知道王衍是谁，那么大名鼎鼎的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应该听说过。竹林七贤有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修武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不错这个王衍就是王戎的从弟（堂弟、族弟），王戎、王衍为魏晋时期的豪族势力，二人均是豪族代表仕于西晋司马氏，均为西晋高管，位至尚书令、司徒。

当桓温登上船楼时王氏兄弟早就见阎王去了。而王衍之死就如同我们在前两篇文章里说过的，让我们再一次看透了东汉魏晋豪族假托“儒门”“名教”，实则奢靡、贪婪、自私、视百姓如草芥的恶性（参见郑强教授相关演讲）。

王衍和东海王司马越一起兴兵抵御胡人，司马越死后大家欲拜王衍做主帅，这个软骨头和其一生每一次的表现一样，惧不敢当。于是群龙无首的军队很快被石勒击败。石勒和王衍相谈甚欢；而就在此时豪族好利自私、无廉耻、无天下苍生的本性不经意间暴露出来。王衍竟然劝石勒称帝。刚才还相谈甚欢的石勒脸色大变，说：“你名扬四海，身为西晋重臣身居高位，年轻时就进入朝廷担任要职，一直到白发满头都在朝堂之上主政，竟然恬不知耻说朝纲败坏不关你的事你没有参与；破坏天下，正是你的罪行”。之后石勒怕脏了自己的刀，直接将王衍埋掉了。王衍死有余辜，其兄王戎也是一丘之貉；然而数万士卒没有死在正面战场上，全死在王衍的自私自保之下。

（参见《晋书·列传第十三》。越之讨苟晞也，衍以太尉为太傅军司。及越薨，共推为元帅。衍以贼寇锋起，惧不敢当。辞曰：“吾少无宦情，随牒推移，遂至于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处之？”俄而举军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与之相见，问衍以晋故。衍为陈祸败之由，云计不在己。勒甚悦之，与语移日。衍自说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劝勒尊号。勒怒曰：“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谓其党孔苌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尝见如此人，当可活不？”苌曰：“彼晋之三公，必不为我尽力，又何足贵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锋刃也。”使人夜排墙填杀之。衍将死，顾而言曰：“ 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时年五十六。）

王衍不只是面对石勒表现这样，面对八王之乱也是自保为上，不思保国安民。我们在谈论竹林七贤时经常会谈到王衍，是因为王衍其人与其从兄王戎不论出身、作风、品德、及所谓才气、价值取向、政治理念均为一起。所以我们就知道王戎、王衍兄弟具是西晋豪族，其特点前几篇我们已经讨论过。

然而我们知道竹林七贤是以形迹放荡不羁，个性洒脱，不事权贵（甚至厌恶豪族权贵）、不守名教、但却才气俱佳而著称的；怎么王氏兄弟还是原来的老样子，一副豪族的嘴脸（当然王氏兄弟本就是豪族，或者可以说：既然身为竹林七贤怎还没有脱去豪族的罪恶外衣）。

我们听听王氏兄弟是怎么说的：“唉！我们这些人虽然比不上古人，假使不推崇浮华清谈，合力匡正挽救天下，还可以不至于到今天这步天地。”

（参见《晋书·列传第十三》衍将死，顾而言曰：“ 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不错，王衍口中的“浮华清谈”正式发端于东汉末年，成于曹魏末期，异化与两晋的“魏晋清谈，玄而又玄。”

但是清谈本来不是“玄而又玄”的，竹林七贤大多“形迹放荡不羁，个性洒脱，不事权贵（甚至厌恶豪族权贵）、不守名教、但却才气俱佳”也是真的。那么王衍怎么会在临死时发出“清谈误国”的哀叹？

这就要了解“清谈的来龙去脉”，之后我们会发现竹林七贤有的人是真贤，有的人愤世嫉恶进而嫉俗，有的人委曲求全，有的人清然洒脱，有的人知识浑浑噩噩贪图奢靡、富贵与名气罢了。

让我们一起抽丝剥茧。

清谈的兴起与汉末的“党锢之争”关系密切。东汉桓帝、灵帝时，士大夫、贵族等对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与宦官发生党争的事件。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反宦官的士大夫集团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党人被残酷镇压。

在党锢之争中士人评议朝政有结党之实，却未达到除掉宦官的目的。而在党锢之争中党人郭泰全身而退，并未被牵连。究其原因是郭泰不评议朝中人物，而只是抽象探讨人伦鉴识的理论。

（参见《后汉书·郭泰传》郭林宗虽然善于鉴识人物，品评人物，但不作激切而深刻的谈论，所以宦官专政也不能伤害他。等到党祸兴起，知名之士大多遭其害，只有郭林宗和汝南袁闳得以幸免。于是闭卩教授，学生数以千计。）

也就是说东汉末年党锢名士为了自保，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是否得当，即“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探讨，即为“清谈”。可见清谈的兴起是当时名士的自保之策，并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但是清谈却是当时名士所持有的特点之一（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说“清谈”起于郭泰（有的文献资料成为“林宗”，因国泰字林宗）。

清谈起于郭泰而成于成于阮籍。过渡人物是嵇康。

在郭泰与阮籍之间的一段时期，也就是东汉政权名存实亡之际开始，曹操实际上从宦官手中夺取大权，广开言路、唯才是举、纳谏从流开始。曹魏前期清谈（大致一直到西晋前期嵇康被害、王氏兄弟当政时终止）为当日政治上的实际问题，是一种名士士大夫表明政治行政立场与观点的东西。可见这个时期应该称为“清议”，而不是“清谈”。

我们说“清谈”起于郭泰成于阮籍是有原因的。因为从嵇康开始政治局面发生了变化，豪族代表司马氏逐渐掌控曹魏大全，曹魏政权的性质实际上从代表寒族中小地主知识分子开始演变为豪族政治性质的政权。而豪族与寒族，曹魏与司马氏西晋的异同我们在前面的文章说过，这里就不再累述。

司马氏当政后，曹魏的节俭重才之风一下子变为奢靡重门第的特点。而原有的寒族知识分子在司马氏的淫威下不肯就范，而失去政权的寒族法家就没有了用武之地，于是转投道家的法自然。其本质意义在于，不管是法家还是道家都是反“名教”（注意是维护豪族正统性“名教”不是真正的“儒教”）。

嵇康除了是寒族知识分子的代表外，还有一个身份：曹操的曾孙女婿。嵇康早年迎娶魏武帝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 ，拜官郎中，授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其实不是不愿做官的，而是不愿做司马氏的官而已。

嵇康为什么不愿意做司马氏的官，看过我前几篇的文章理解会更加深刻，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普通人，也不愿意做司马氏的官，更何况清高，恶豪族之虚伪、奢靡、阴忍、残暴之人。如嵇康、阮籍、刘伶。

嵇康年少就有名，生的气宇宣扬、英俊洒脱。而司马氏要代曹魏是需要这些名士的背书的。为了摆脱司马氏的纠缠，嵇康选择了老庄之学，但因其身份，对当权者来说不就范就是反对。而“竹林七贤”的另一位山涛本是小族，并非豪族；但在政治上投靠司马氏。有一次山涛向司马氏举荐嵇康，嵇康回书拒绝。

我们来看看嵇康拒绝时的言辞：“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嵇康的态度，“流俗”在这里应该是流于俗务，不能胜任政务的意思，而将司马氏比作汤、武就有个微妙的问题。

我们应该还记得在有关“汉代三大孝王祥”中有一个情景：荀顗、何曾、王祥去拜见司马昭，其他二人行跪拜礼，而王祥只是做了个长揖；同样获得司马氏的欢心。

（参见《晋书》列传第三。及武帝为晋王，祥与荀顗往谒，顗谓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尽敬，今便当拜也。'祥曰：'相国诚为尊贵，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阶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辄拜人者！损魏朝之望，亏晋王之德，君子爱人以礼，吾不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独长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见顾之重矣！'）

为何，豪族重“名教”“礼数”，司马氏虽然外宽内忌，想着夺权的支持者越多越好，但“名教”不能丢，尽管很虚伪（和王祥哭高贵乡公一样虚伪）。所以在旁人看来没有问题甚至有奉承之意的将司马昭比作“汤、武”，如果是其他亲信说的，估计司马昭笑得和花儿一样；但这句话从嵇康嘴里说出来，在标榜“名教”“礼数”的豪族代表司马昭看来却如如芒在背。果然司马昭闻言大怒。但碍于“名教”，嵇康也无把柄可抓。

（参见《魏志》二十一裴注引《魏氏春秋》）

机会终于来了，嵇康有一个朋友是东平吕昭之子叫吕安，吕会有一个不是东西的同父异母哥哥叫吕巽；吕安的妻子比较漂亮。一次，吕巽趁吕安不在家，灌醉弟媳妇奸污了她。阿都回家后，妻子告诉他这件事。吕安很愤怒，想到官府去告吕巽。吕安也把这件事告诉了嵇康，但嵇康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在嵇康的劝说下，阿都没有去告发吕巽。谁知吕巽怕事情败露却去官府诬告弟弟不孝，把吕安送进了监狱。嵇康很气愤，他挺身而出为吕安做证，为这件冤案辩白。

（参见《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王粲传》附《嵇康传》:“至景元中,坐事诛。”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康与东平吕昭子巽及巽弟安亲善。会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囚之。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钟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遂杀安及康。”）

这个时候司马氏终于抓住了机会，在钟会的操作下将吕安和嵇康杀掉。罪名是“违反名教，不仕不孝”。

嵇康被杀后，另一个名士，也是嵇康的朋友阮籍的心情可想而知。而“竹林七贤”的向秀入朝为官。向秀虽委身于豪族，但内心几何何人知，后来向秀终究是作了一篇《思旧赋》，以纪念嵇康。

（参见《晋书-向秀传》。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眼见支持曹魏的寒族名士一个个被压上刑场，阮籍也不得不入朝为官，但是他选择了一种更洒脱的方式。司马氏本来想让他做“大”官（从事中郎），但阮籍听说步兵校尉的职位有空缺，只因“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便求得此职；于是乎“遂纵酒昏酣，遗落世事”“（阮）籍不论人过，而自然高迈”。此时的阮籍已经和郭泰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谈论政事，不关心政务，一心只是清谈玄而又玄。

而另一个“竹林七贤”刘伶更重老庄之道“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参见《世说新语-任诞类》）；阮咸也和叔叔整日纵情山水酒肉之中。

如果说曹魏前期“竹林七贤”只是对豪族不满，这是其寒族身份决定的（山涛、王戎除外）；而山涛、王戎之流只不过是想要名望与纵情纵欲而已（这一点是豪族的本性，但因碍于“名教”不得已而已，其后“老庄与名教的牵强合二为一”是的豪族彻底释放了自我）。

所谓玄之又玄、纵情纵欲等，只是嵇康、阮籍们不想与豪族司马氏同流合污的自保的手段而已。

那两晋的豪族又是怎么沾染上这股风气的呢。

王戎、王衍早年和嵇康、阮籍等来往密切，喜欢纵情山水，名士清谈，推崇老庄之道（清谈这时候成为一种获取社会名望的标志）。但琅琊王氏本是重“名教”的豪族，也不想失去豪族奢靡、富足的生活的权利。这些豪族内心是喜欢这种闲散、虚荣的生活的；更重要的是琅琊王氏的另一位王祥也是司马氏的重臣，因豪族家传“名教”意识形态、家族利益、个人荣华与豪族整体利益；王氏投靠司马氏是自然而然的事。所以就会找理论依据使得主张自然与“名教”合在一起。

具体参见下面对话可见王戎内心的真实想法。《晋书》卷四十九〈阮籍列传·（咸子）阮瞻〉

　　瞻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将无”是助词，实意是“同”）

阮瞻、王戎尽心找两者的相同之处，终于说服力自己，这些两晋的豪族们也开始“清谈”了。

但有一点需要注意，早期的豪族代表人物并不主张自然之道的，因为自然之道与“名教”是截然不同的，早期的豪族代表人物如：王祥、何曾、钟会是极其厌恶“竹林七贤”的做派的。这也行也是王戎们急切想从理论上找到主张自然与“名教”“同”的原因。

嵇康、阮籍的清谈与荒诞不经是一种自保；因为他们是坚定的寒族知识分子，尤其是嵇康对司马氏多有置喙与不满，阮籍当然如此。所谓的主张自然、荒诞不经只是表达对豪族奉为圭臬的“名教”的无情嘲讽。

引用一段资料予以说明：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节选自《世说新语》)

阮籍不为母亲去世悲痛，当然不是；只是用自己的行为狠狠打脸“名教”而已。就像曹操用“唯才是举”打脸豪族的“门阀、重门第出身、重孝、重礼”一样。

嵇康死后，阮籍进一步将“清谈”的玄之又玄和行为的荒诞不经推行高潮。

“清谈”从来就不是什么治世的方法。只是在野者用来表达不满的手段罢了，但是在朝者将之奉为圭臬就麻烦了。

“清谈”的真谛是：避祸自保、纵情纵欲、荒诞不经、玄而不实。当清谈之风盛行时，谈论具体的为政方略、治理手段反而成为让人讥笑的俗世俗人。

试想一群这样的豪族门阀治理下的两晋（司马炎之后）能成为什么样子。“清谈之风”加速了豪族的覆灭，也加速了两晋的覆灭。

另外说一点，“竹林七贤”与竹林没有任何关系，竹林取自“天竺”，因当时僧徒清谈而因由，七贤只是一个代称取自《论语》的七个作者贤人；就像我们知道了佛教的八大金刚，动不动就封说谁谁谁是什么什么的八大金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