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素芝丨父亲，在路上
三年前盼春盼得有点苦，头年的夏似乎没有过渡就入了冬，而来年却一直盼不到开放的迎春，被长冬侵袭的我，忽然有种莫名的绝望，觉得自己几十年的温情世界被打破了，一个个傍晚，我跟着三楼的电脑一遍一遍哼唱着郑智化的《老幺的故事》，心情黯然地无法自谴。
一天早上，我心血来潮在电脑上写下一段铭之为《温情》的“心情日记”：“当我无意写下这个日期，意外发现，按阳历这一天应是我的生日，犹如一个重大发现，我醒了，觉得世界应该有所改变了。温情世界真的没有了，与其说是朋友打破的，毋宁说是我自己打破的，我不再为它背负沉重，我不愿为它沉重而活，而且我发现这个世界也不需要我这样活着。
毋庸置疑，我是个喜欢温情的人，从小就是，喜欢为它哭为它笑，为它付出的一直很苦。”
二天后，我阴历生日的那天凌晨，父亲突发脑溢血，从此再也没有醒来。
父亲去了。和冥冥中的暗示一样，世界真的有所改变了。
一
父亲没有儿子，我是老幺，是姊妹四人最小的一个。
三个月前，父亲刚过80岁生日。就在那年的年首年尾，九年没骑过车的父亲却执意要买脚踏三轮车。先是母亲阻拦，后是二姐相劝，但手脚已不活泛的父亲孩子般地缠上了三轮车，他一趟一趟地推着老年车沿着街上的店铺看车，问价钱，看得我们心里发慌。妈和二姐一次一次劝，劝的多了，爸说：“我惋住这个事了”，劝急了，爸高声说：“反正我得买”。
从年前到年后，关于车的争论一直没停，我并没有加入劝的阵营。因为身为老幺的我，从未对过家里的事指手画脚，也没熬到可以指挥父亲的资格。况且，爸认准的事，从不牵扯别人或要别人拿主意，买三轮车这样的小事，爸又岂能不随自己的心愿？
正月十四那天。妈扯着嗓子在一楼喊我，下来后，妈焦急地说，你看咋办？你爸非买三轮车不行，怎么也拦不住，出去买车了。看着变调的妈妈，我来不及多想，赶快骑车出门撵，直到北城门的城墙口才发现坐在老年车上歇息的父亲。
我把自行车扎在父亲对面，装着不在意的样子问爸咋在这坐着，父亲指着北边不远处说，想去那里买三轮车。我说这车挺沉的，买它干啥？
爸不自然地笑笑，说：“走不远”。
“走不远”三个字刺得我生疼，我知道我劝不了父亲。
父亲称得上严父，一生都很有自己的原则。对父亲，我一直是仰视的。
其实，姊妹四人中，我最像父亲，有些“小资”。说爸“小资”，或许会惹得身边的人发笑。父亲不修边幅，衣服对他来说从来都是负担，当了几十年的国家干部，邋遢得仍像个农民。姐姐们啥时给他买衣服，他都理直气壮地理论：“要那么多衣服干嘛，还要当衣服的保管员，人不能成为衣服的奴隶。”
爸独立惯的。年轻时他一个人在乡下待了差不多20年，很少麻烦人，即便是女儿。他的衣服穿来穿去总不下身，要二姐命令着他才换。70岁以后，衣服跟他更没关系了，有时脏兮兮的让亲朋看不下，觉得爸没人照料。去世前两个月，二姐的同事在街上碰到爸，说爸的衣服满是浮土，看上去很脏。二姐回到家，一边用力拍打着爸的衣服，一边埋怨爸的固执：叫你换衣服咋就不换哩。爸笑着，孩子般转着身任二姐拍打，然后仍是推着老年车上街。
爸去世后，家人都很无语。一套套不曾拆封的衣服在他衣柜里放着，三楼的一个纸箱里，是满满一箱未穿的鞋子。
说爸小资，是因为爸是个喜欢书追求“道”的人。他买书、藏书、读书，至老从未间断过。记得自己小时候，每到夏天，在乡下工作的父亲回家时，总要把自己的宝贝书拿出来晾晒。这些冒然爆晒在阳光下的书在我心里很神秘，父亲在我心里也很神秘。稍大后我才知道那些书多是古典的历史的，尤其是演义系列的很全，而且爸不知什么时候还用线订了一遍，成为名符其实的“线装书”。
1979年父亲回城后，父亲的书更多了。因去了文化部门，爸多了文物古建、风水奇门遁之类的书，还收藏有四书五经之类的经典和各类古汉语字典，以及当时正流行的彭德怀传、许世友传等人物传记。爸退休后，气功的，养生的，花草虫鱼的书都一古脑涌进来了，五花八门。为解决书的存放，爸退休后，买了角铁在街头的电焊处让人焊了两米高两米多宽的书架，爸在书的世界里写写算算，终日忙活着。
父亲追求“道”，更看重“术”。爸是典型的小农经济者，退休后，父亲并不是躲在书斋里的主，除了做饭包给妈外，家中所有的活父亲都干。他收拾水电，支锅，修理自行车、缝纫机，还有垒墙、和泥、锯树什么的，爸样样皆能，忙完后就钻到他的书房里写写算算，爸在一本本笔记本和活页纸上记着当日的开支、做了什么事，当天的天气什么样。除了木工，爸样样皆通。
退休在家，爸在我家的小院里不停地规划，东盖一间房，西盖一间房，鸡窝换鸭窝。今天种棵葡萄，明天种棵枣树，后天又种棵无花果，然后，他又弄来杮子树，花椒树、樱桃树，一到秋天，我都能提着自家的石榴、枣子、杮子送朋友。而且，爸在他住的那间瓦房顶上用木板搭起阁楼，再弄个梯子上去，他把被子和闲置的东西都放上去，爸在忙碌中乐此不疲。
爸的手脚特利索。二千年年初，刚从周口日报被“遣送”回淮阳的我正百无聊赖，便盯上了房子。女儿渐渐大了，住在娘家的我们一家三口挤在一个房间里已无法满足。而此时，爸妈已年近古稀，抬脚走人更不现实。姊妹中，大姐、三姐在外地，二姐家在不远处。每到过年，大姐、三姐带着孩子回来，家中拥挤不堪。因此盖房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我的肩上。在我心里，盖个大房子让姐姐们回家过年是我的一大心愿。于是，从周口回来后便找人设计图纸。爸看到我们有盖房的打算非常高兴，爸多年来参与太昊陵和其他古建筑的维修，建筑是爸晚年的强项。正月初五爸看了图纸后，两天后就提醒我，要盖你们早点盖，趁我还能帮你们。
在爸的鼓励下，租房、找房、进料搭棚，十天后（正月十六）我家轰轰烈烈的拆房盖房就开始了。盖房前，爸还爬上厨房锯楝树，前院的义华哥看见后，跑到我家要爸下来。说三叔那么大年纪了，不能再干这样的活了。可爸坐在房檐上锯树的感觉悠然自得。记得前几年太昊陵二殿整修，爸任监理，还不时爬上十几米高的脚手架上探视，让下面的年轻人看得心颤。可这对爸来说似乎不算事。
爸的“皮实”更让人叹服，小病小灾对他来说基本都算不上什么事。记得1986年家中第一次盖房子，爸的腿不小心被镢头碰了很大一块，鲜血直冒，我们都劝他去医院包扎。爸说不用，止住血后，他天天用酒精擦擦。天热，我们怕发炎再劝他去医院，他说病在我身上，我还能不清楚。这样，爸一直抗到腿上的伤自己长好。可能因为爸在乡下卫生院呆过几年，对一些小毛病自己就能处理。爸的医药书也很多，为研究中医，他还买了一套中医自学丛书来读，甚至还学针灸，买来银针自己练.退休后，爸经常看着偏方自己调养。他骑车到处跑着掐绞股蓝、银杏叶子，调整脑血管方面的症状。自己买来枸札、人参、山楂、当归等各种各样的中药，泡茶、泡药酒。在我记忆里，父亲从没生过病，多少年都健康、阳刚地生活。
自行车算得上是爸的最爱了，2001年，盖好房子的第二年夏天，妈说捂酱豆，爸骑车跑到城东三十多里的大连乡董阁庙附近割黄蒿，妈说黄蒿长得很深，挖起来很费劲，出透了汗的父亲回来时过东湖时又歇息着洗了把脸，第二天父亲就得了面部神经麻痺，从此，自视年轻的父亲身体一落千丈。他到处跑着治病，到开封、郑州，但始终未能改变面部表情僵硬，而且走路愈来愈抬不起脚，步履迟缓的父亲渐渐远离了自行车，此后，父亲的精神再没过来。
二
家中有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的照片，国字脸的父亲穿对襟蓝司领布褂，英俊潇洒，像极了五四时期投身革命的进步青年。还有一张全身的黑白照，两手握着铁锹的父亲面带微笑腰板直直地立着，一只腿弓着一只脚踏在铁锹上，一付改变世界舍我其谁的自信。
爸生于1930年，弟兄三人，他不但是老幺，且是爷爷续房得来的儿子。老年得子，爸一出生便是宠儿，倍受爷爷宠爱。我的大伯、二伯早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妈妈常说爷爷最疼我爸，有什么好吃的总留给他，惯成了我爸想不着人的毛病。
父亲年轻时清爽干练，十足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人士作派，是属埋在油盐酱醋里也找不到烟火味的人。甚至我做梦时，总梦到父亲年轻时的样子，爸坐在藤椅上，桌上摆满了书，父亲坐在一团乱麻的屋里怡然自得。
爸的没烟火味，被家人终生“弹劾”。
年轻时的父亲对家几乎没有概念，姊妹几个谁上几年级从没过问过，家像旅馆说走就走。二姐常说，爸是公家的人，在外面的时间永远比在家多。还说，妈年轻时多病，有几次病得厉害，把他叫回来给妈看病，爸也总是匆忙回来，带妈看病后又匆忙而去。一次，妈因小产失血过多，那时我还没出生，二姐还小，在外面和小朋友抓石子。邻居对她说，你还抓石子呢，你妈都快不行了，就那一次爸才在住家里两天，看妈脱离了危险爸又去工作了。
在收拾父亲的书和影集时，正巧一份父亲的干部履历表碰在我手上，填表时间是1965年，当时父亲是县教育局的教育股长。从履历上得知，父亲1950年经县教育科介绍考入淮阳短师班（即淮师办的短期班），10月转入淮阳师范读书。1953年爸淮师毕业后分配到城内新华小学当教师，工作狂的父亲一年后即当了主任、校长。后又转入北关小学和郑集小学当校长，于1958年转入县文教局任副股长，两年后又下放到大连乡苑楼大队任大队长，随后，他在大连乡的区公所任文教助理，1964年才回城到县教育局任股长。
爸不知一次说，当时的教委只有一个局长三个股长，三十露头的父亲属其中之一，可见爸的年轻得志。爸的老同事李德昌老人说起父亲，和我们眼中的父亲判若两人。说爸是个快乐的人，非常爱说笑话，喜欢和人逗乐，光他的外号就有几十个，最典型的是“董乐天”、“机灵鬼”、“鬼见愁”之类。还有同事含混不清地暗示说，你爸一辈子胆子小，看起来胆小得很，什么事也不敢做。
我是写完以上履历时方才理解父亲为什么是“公家的人”，为什么总不在家的。爸是工作着才快乐的人，他不喜欢庸常无为的日子。当然，是不是还有不为人道的原因，诸如，家人因歉疚带来的私下推测，父亲没有儿子。再诸如，作为一个被改造的地主的儿子，爸会珍惜他的前程，他愿意无怨无悔地改造自己。爸的履历表里，他在“家庭主要成员的姓名、职业和政治态度”一栏里写道：“父亲董清泉，解放前出租土地过剥削生活。因全家也居城内和别人合移于杂货铺，在铺内当管账先生，是地主分子。59年夏因病死亡。”
我是爸回城那年出生的，但爸在立子上运气实在不好，不是女娃，就是男婴出生后夭折。到我出生时已是第四个丫头片子。据说妈妈生我时爸在家，还心怀期待。当奶奶失望地说，又是个丫头片子时，正欲上前探视的父亲愣住了，定定地站了两分钟后，才退后两步重重地坐在离他不远的软床上，足见父亲当年的沮丧。
我的出生没能给爸带来家的乐趣，他更加失望了。当时，奶奶乡下的一家亲戚有七个男娃，愿意把他家的男孩换过来，奶奶也有这个意思。但征求爸的意见时被爸坚决地制止了。爸说，女孩就女孩，谁家就是谁家的，坚决不换。
其实，我们姊妹都很理解父亲在那个年代承受的压力。好在父亲是读书人，从未发过牢骚，也没说过此类的话。而且，从父亲给我们姊妹起的名字上也可看出父亲并无男尊女卑的观念，从内心里是把我们当作儿子养的。我们姊妹的名字依次为：大姐建国（1949出生的），二姐卫国，三姐建华，老四卫华，可见我爹那时是足足的进步青年。只是，到我出生时，四个丫头片子让爸的意志已弱，随了妈的心愿，按董家辈份我是“素”字辈，于是，老幺的我有了一个很俗的名字：素芝。
父亲晚年时，一家人聚在一起谈论父亲母亲对家的贡献，二姐笑着给我爸总结两条重大贡献：第一，没给我妈离婚。那个年代离婚不离家的特别多，爸保持了一辈子从一而终。第二，爸没准许奶奶把二姐和我拿去换男孩。因为奶奶曾两次给亲戚商量给我爸换儿子。一家人为此哈哈大笑。爸也跟着呵呵地笑。
这当是家人对爸最严厉的审判了。
我四五岁时，当是文化革命最红火的时候，爸又下乡了，到齐老乡做了文教助理，然后，在齐老卫生院当了院长。1979年才再次回城。先做了县豫剧团的支部书记，又转到县太昊文物保管所任支部书记，后回到县文化局做了文物股长。
颇为戏剧的是，从六十年代初的教育局股长到九十年代初退休时的文物股长，年轻得志的父亲仍然是股长，爸没一点进步地在股长位置上坐了三十年。只是，三十后之后，自称“万金油”干部的父亲成了文物古建方面的专业人员。从八十年代开始，爸就参与太昊陵东西廊访廊房、统天殿、显仁殿等的复建和修葺，父亲退休后，陈胡公墓、弦歌台的复建，爸也被请去做监理，爸成了淮阳没有名份的古建专家。
三
而今，眼前的父亲，让我在疼痛之后有英雄气短的喟叹。
我对父亲打岔说，去哪走不远？
父亲指着在北关太昊陵的方向，说想去北关转转。
我说有公交车还有观光车，很方便的（写下这几个字时，我才意识到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此时的父亲没有扶手已走不了远路了），你要去哪就坐公交车，不用骑车。
爸又重复说走不远，走不远。
“走不远”、“走不远”不停地在我心头回荡，也刺激着我，我只好硬着头皮说，不是不让你买车，是骑车不安全。
父亲说，我不骑，推着。我说马上要二月会了，你推着车子也走不快，碰着了咋办？
父亲说我走路边儿。我说二月会人太多，不是怕你碰人家，是怕人家碰着你了。怕爸不高兴，我又迂回着说，要买车你也得挑个日子，这正月十五还未过，急着买啥。要买也过了二月会，人少了再买也不迟。
爸高兴地笑了，说今天不买了，你回吧。我在这坐一会儿就回去。
在淮阳城北门的城墙口，我和父亲面对面进行关于车的对话，这种单独的平和地劝说父亲对我也属第一次。
这时，一个和爸相仿的老人推着车来到爸的身边，是以前实验小学的门卫老张头。这老伯看上去明显有偏瘫的后遗症，说话时有些卷舌，右腿拉拉的，右手也不活泛。他把老人车停在我和爸面前。对爸笑着。
他用含混不清地语言和父亲说话。问父亲夜里要不要人照顾，父亲说不用。他说，你比我强，还能自理。我晚上离不了人，需要人陪着。
爸没接话，他又不停地说着，问着……
爸不说话甚至看也没看他，几分钟后，爸一声没招呼推起老年车往回走……
我稍一愣神，对他笑笑也推车往回走。
这就是父亲，他成不了一个絮絮叨叨的老者。父亲一辈子不喜欢张长李短，不喜欢诉说苦难，他也融入不了喝酒打麻将打发时光的人群，说到底，父亲享受不了世俗的幸福。
父亲性情耿介，敏感而自尊。不大入俗的他一生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年轻时的父亲在金钱和物质上是个界线分明的人，尤其不能忍受物质压迫。三姐到成婚论嫁的年龄有人说媒，对方是当时颇有身份的家庭。介绍人来时捎来四斤很讲究的点心（果子），这在当时八0年还显得奢侈。爸一听说勃然大怒，说这八字没一撇，带东西干啥。闺女结婚又不是卖闺女，谁拿来的东西谁拿走。结果，介绍人非常尴尬，将东西带回去后再没声响。
爸让我们最痛苦的是他的不求人。二姐曾作为知青下乡到搬口新建队，能干的她被厂里一留再留迟迟回不来。三年后农场推荐二姐到周师上学，上学时填写毕业志愿时，二姐随笔写了搬口。结果毕业分配时分到了搬口高中。接到毕业派遣书时才发现问题。
二姐尚没成家，下三年乡上二年学还要再回到那里，妈不同意。想着爸是教育局出来的，让爸去找他的老搭档说说让二姐进城。要说这事对爸来说应该易如反掌。可爸一听火冒三仗，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去，叫我去求人，谁想去自己去”。没办法，正巧二姐要好的同学认识教育局的，一纸调令就把问题解决了。
为诸如此类的事，倔将、不求人的父亲在我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记，也很遭一家人报怨。
因为性情相近吧，我和父亲一点也不亲近，且极易发生争执。我五六岁那年就和父亲有过一次暗斗。父亲在乡下很少回家，偶尔回来，也无睱关注我们。爸那天回家时罕见地带了个袋子，引起我的注意。因为爸一惯空手，很少捎吃的东西回来。那时家里是三间草屋。爸和妈在东间，我和姐姐在中间堂屋玩。爸回来了，匆忙进去了，出来时意外地给我们每人发两个小苹果，然后又出去了。
知道袋子里是小苹果，我打起了主意。趁爸出门的当儿，我跑到里屋把我的花袄兜里塞得满满的，这时父亲却预见般地返身回来了，看到我满兜里塞的小苹果，很生气，当及给我一一掏了出来。失了面子的我哇哇地大哭不止，劝也劝不下。
爸被我哭烦了，从里屋出来，对着我厉声地说不许哭。不许哭让我更伤心，不让哭我偏哭！我就哭！爸唬不住，又厉声说，要哭去外面哭。我被爸连推带搡推到家门外，仍是大哭不止。父亲没招了，又跑出来呵斥我不许哭。我偏不听，爸说要哭去外面哭。那时我家还没有院，所谓的外面就是东西两家的胡同里。
我站在胡同里大哭了很久，直到三姐把我劝进家里。
那是我和爸的第一次交战。
走上社会后，较真的我也不只一次和父亲发生冲突。直到父亲退休，而我有了孩子后，我们才弥合了这道伤痕。
大女儿小时是父亲和家庭最融入的时候，父亲像换个人似地骑着自行车带着女儿到处跑，在家和女儿手对手、脚对脚地对唱拍手歌，逗得女儿哈哈大笑。他带着女儿去开封大姐家，白天，他骑着三轮车带女儿转龙亭、相国寺及其他游玩处，带女儿跑很远去看黄河公路大桥，在桥上，女儿睡着了，爸抱着女儿坐一边，看着女儿睡觉。
爸和外甥东东的故事更多。东东是三姐的儿子，因三姐和姐夫都在周口上班。没人看孩子，东东小时候便经常送回淮阳。外甥是很聪明很有主见的那种，我行我素，我妈又管得太多，吃多了吃少了都成了家里的大事。妈妈管不住时，总交给我爸。说，你得叫他把这块馍吃了，爸于是命令：东东，给我把这块馍吃了。东东大多时候会听话地接过来吃了。不听话的时候，爸爸就和东东比赛“咱俩谁tie（厉害）”。爸和东东对面坐着，握着手腕比赛“谁tie”。第一个回合，爸爸轻轻握住东东的手说，“咱俩谁tie”？东东说：“东东tie”。第二个回合，爸爸稍加重气力，问东东说“咱俩谁tie”？东东不改嘴，说：“东东tie”。第三回，爸加重了力量，爸爸再问：“咱俩谁tie”？东东吃不消了。立即说：“姥爷tie”。再比一次，东东会连声说：“姥爷tie”、“姥爷tie”，每次都会在这样的对话中结束，东东这时叫吃饭就吃饭。我们看得哈哈大笑。
我和父亲从未单独面对面交流过。青年时期，偶尔从父亲与他人的对话中会听到父亲对我的夸奖：朴素、好学，于是被父亲夸奖的的我就一直朴素、好学了这么多年。2000年盖房那年，过路的邻居问起谁盖的房子，爸说，是老小，在宣传部，会写，是个笔杆子。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爸以自豪骄傲的口吻说起我，说起他的女儿。只是那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父亲老了。
在我心中，父亲一直是强大的，强大的父亲总带给我思考。又想，所谓的强和弱终究是力量的对比和较量。比如体力，比如智慧……岁数悬殊大时，年龄有时会成为决定因素。
父亲得了面部神经麻痺症后，表情生硬，精力也明显不好了。一岁多的小女儿亦琪不喜欢他的玩乐方式，看见妈过去，她说姥姥坐。爸还未走到她跟前。她就说，让姥爷走。爸也不生气，仍坐在她跟前，直逗到女儿哇哇大哭。父亲却哈哈大笑。2004年的春天，父亲陪着不到三岁的小女儿在三楼玩，亦琪站在窗前的小凳子上往外看，登翻了凳子，父亲怕她摔倒就用力抱住她，结果女儿却砸在爸的身上，砸倒的父亲想站怎么也站不起来，用胳膊纣用力撑着很久很久才起来。
父亲一天也没讲摔倒的事。晚饭时，父亲笑着，用多日未见的兴奋大声说，“二花开了”。我莫名其妙：“啥二花开了？”爸笑着说三楼的金银花，开黄色、白色两种。我这才知道楼上种的有一种滕状的很大一坨的是金银花。女儿说，上午我们看花时摔倒了，姥爷摔住了。再问，爸大笑着，脸似乎红着，用极不自然的表情说摔倒了，说着扬起了胳膊。
天呢，整个胳膊又粗又肿都变形了，胳膊肘上露出红芽芽的一片肉。都这样了，爸竟然一天没说，在心疼父亲的同时又感觉爸傻了一样。
第二天去医院拍片。爸的胳膊骨折。
我猜想，父亲还想像以前那样磕碰后自己扛过去，可是父亲再不是那个父亲，他抗不了自己的病了。
这似乎是我记忆以来父亲第一次住院。父亲以躺倒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衰老。
去世前的两三年时间里，父亲大多数是沉默的。每到冬天，父亲一个人坐在三楼的躺椅上，眼前放一张凳子，上面有《老年春秋》之类的书或杂志，还放着一块块生姜、干姜或其他中药类的东西，那时的我还不怎么明白养生，感觉有些怪异，但我知道父亲喜欢些养生的尝试，用些小偏方。因为父亲不是守旧的人，生活上接受新事物特别快，退休后有一段时间，父亲一个人买来电饭锅按着书里的配料在三楼煮粥。父亲就是这样，从不要求别人做什么，高兴了就一个人默默尝试。
父亲经常在三楼，有太阳他坐着，没太阳他也坐着，一坐几个小时，有时在躺椅上睡觉。我偶尔上去，便觉刺耳的寒风难以承受，劝他这么冷不要在这坐着。父亲总笑着说不冷。好在父亲并没有因此感冒过。
父亲少说话，我们都害怕爸成为老年痴呆，认不出路和家门。但父亲并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和妈相比，每到需要动脑筯时，爸总妈反应快，比如妈在家叠烧香用的金铂元宝，或数什么数，总要爸替他记着，这时爸比妈的脑子好使，有些事情妈还要爸提醒她。
爸去世后我们才明白，爸其实是老年抑郁症，运动着忙碌着的他才是快乐的，走不远的父亲实在太闷太孤独了。
四
农历二月是我繁忙的一个月，因为长达一个月的庙会，很多时候中午不回家吃饭。大概初六那天晚上，听妈妈说爸到底还是把三轮车买回来了。买就买吧，明知挡不住的事。有时中午或晚上会看见父亲推着三轮车回来。家中的门台高。父亲上台时很吃力，我会去拉上一把。对父亲一惯信任的我，甚至想，父亲买了心爱的东西，心情好，也许是个好事情吧。
似乎有两个中午，爸从外面回来很晚，要他吃饭，爸困得都睁不开眼，似乎要睡着了。没想到父亲怎么会这样，想他歇休下就好了，也没放在心上。
几年前淮阳公墓刚建时，有熟人推销墓地，刚开始我非常忐忑，不怎么接受。想买墓地这样的事会让父母不安，但爸听说后非常乐意，又担心爷爷奶奶的坟地将来会荒了无人去。二姐说，那就买两块，把爷爷奶奶的一块迁来。还记得那晚的情景，听到二姐的建议，一向眼神混浊的父亲眼睛突然一亮，分外精神，让我想起年轻时那个清清爽爽的父亲，他麻利地转身回屋，说现在我就去拿钱。
父亲是个孝子，奶奶生病那些年，家里只有我和妈在家。那时的我还小，爸在乡下卫生院。大姐在开封常年不在家，二姐、三姐都做了下乡知青。妈妈当时在办事处的小厂里要白天、晚上三班倒，很辛苦。为缓解妈的压力，爸有时把奶奶接去住一段，有时一次住一两个月。
爸是奶奶的独子，在考虑自己的后事时，自然会想到和爷爷奶奶在一起。
清明节前，爸几次催二姐让她找出几年前买来的墓地证书，说想看一看编号，想知道在哪个地方。我们都在忙着，又觉得这也不是父亲这个年龄操心的事，就没当回事。
清明节那天中午，父亲从外面回来，兴奋溢于言表，哈哈笑着，说他去仙景园了（指公墓），知道了我家买的墓地在哪，他说对这地方非常满意。父亲大笑着，孩子似地很夸张地大声一一报出证号。
父亲异常兴奋的神情让我一脸地错愕，心想，墓地有什么好看的？在哪又有什么好兴奋的？同时，也有一种惊悸掠过心底。
清明节过后的一周后，一早醒来，突然莫名伤感，突发奇想在电脑上写日记，有了开头的《温情》文字。同时心里也很焦急，想二月会就要结束，郑州还有朋友约我去写稿子，我还要整关于庙会的稿子，想在家里整稿子安静，就不去单位了。
八点左右，父亲却在门前闪了一下，看见我在房间里，爸又退了回去。我的电脑在三楼的东屋里，爸八十大寿时录制的光盘也在这个电脑里。曾对爸说过，想看录像了自己打开电脑看。莫非爸以为我上班了来看录像？于是，我收拾东西去单位，给爸打开录象。第二天我上班前后，爸又在门前闪了下，我重复了昨天的程序，为父亲打开录像。
连续三天，在三楼的黄昏里，我一遍遍唱郑智化的《老幺的故事》：““黑色的煤渣/白色的雾/阿爸在坑里不断地挖/养活我们这一家/骄纵的老幺/倔强的我/命运是什么我不懂/都市才有我的梦……通往坑口的那一条路不是人生唯一的方向/晨曦中模糊的脚步声已忘了最后一次的道别……在物质文明的现代战场我得到了一切却失去自己/再多的梦也填不满空虚真情象煤渣化成了灰烬/家乡的人被矿坑淹没失去了生命/都市的人被欲望淹没却失去了灵魂……”。
我有无法说出的绝望。
因为我的忘我投入，两个女儿跟我形成了合唱。
第三天凌晨，两点多醒来，横竖睡不着。忽想起是自己的生日，忙活一个月也没好好陪父母吃顿饭，想中午一定和家人一起放松下。凌晨四点，三楼的我被楼道里的脚步声惊醒，一个声音传过来，快起来，咱爸又犯病了。我手忙脚乱地穿衣下到一楼，看见父亲嘴边吐着白沫，已说不出话来。
听妈妈说，也正是凌晨二三点，父亲突然不适，不麻烦人的父亲并无叫醒我妈，他在黑暗中挣扎着，直到我妈感觉到动静拉开灯，问爸怎么了，他才说“我起不来了”。我手忙脚乱地为爸擦洗了一阵后，已是四点二十，救护车仍未到，问妈要不要给二姐打电话，一直未说话的父亲胳膊半扬着摆了又摆。
五
父亲走了，走得这么急促。头天晚上，爸还坐在客厅里兴致勃勃看《梨园春》，二姐在里屋给我妈汇报外甥文武三月十六结婚的事，父亲时不时会掀开布帘问我们讲的啥事。惹得我们哈哈笑。年轻时不喜问家事的父亲，耳背后，更是很少问津。只是因为二姐几天未回娘家他才这么热心。二姐大声说，正准备文武结婚待客的事，父亲笑着点着头出去看电视了。
但今天，父亲说去就去了。
我的生日成了父亲的祭日。老天要我以这种疼痛的方式纪念父亲。
在处理父亲的后事时，表姐说，半月前还看见我三舅骑着三轮车在西关没修好的桥边骑得飞快，像年轻人一样，想三舅的身体真好。
还有亲戚说，在太昊陵西的环城路上，他们也看见骑着三轮车跑得飞快的爸爸。
我设想父亲的路线，从县城北门到北关太昊陵，穿太昊陵广场转到西关环城路，再从西关转盘经过大同街、新华大街回家，转这一圈差不多要二十华里。
回想父亲两次睡着般疲惫不堪的镜头，我忽然明白，我的父亲，九年没骑着自行车的父亲，如今却骑着这样笨重的脚踏三轮车穿越淮阳城，这需要多大的力气！
我似乎看到父亲推着沉重地三轮车走过淮阳大街，骑过淮阳北关，推车过太昊陵广场，又骑车穿过西关环城路，然后经过大同街、新华大街回家。
到家后的父亲松下一口气，穿越淮阳城，他九年的缺憾补上了。他可以安然睡觉了。
我猜想，骑在三轮车飞奔的父亲一定早忘了自己姓甚名谁，更忘了自己的年龄体力，他只想在他十年前自如穿梭地地方再自由地骑上一把，过上一把瘾。
可是，我的父亲又哪里只是在骑三轮车，他分明是以自己的方式与他留恋的世界作最后的告别。想起前两天他不停地看80大寿的录像，我泪流不止，父亲分明是在一次次回味中与家人告别？
半个月后，三楼的金银花以前所未有的浓艳开了，她们让我想起《城南旧事》里英子那真纯的声音：“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在是小孩子”。而今，爸爸的祡荆花开了，凌霄花开了，父亲用五年时间修剪的从一楼架到三楼的葡萄架，还有祡珠花、扁珠，朱顶红，鸡冠花，那些叫上名字和叫不上名字的花草在春天里一片葱郁，而父亲却去了远方。
从一楼到三楼，点点滴滴，我的父亲，你的气息无处不在，可是我再也找不到你的踪迹。走在通往三楼的楼梯上，我第一次感到了家的空大，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无依无靠。没有了父亲的家，空空荡荡，空，空，从未有过的空，让家失去了支撑点，失去了平衡。
父亲，你坚实的臂膀我们靠了许多许多年，此时的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几个月后，在杭州永福禅寺文景阁内，僧人的一幅摄影作品让我陡然看到了父亲的影子。
左边是篱笆墙，右边是凌乱的山石，脚下是层层叠叠的山路，在灰蒙蒙的天幕中，一个穿着土黄色长袍的僧人踽踽独行，前方山路迷蒙，身后是圆圆的落日。
僧人的背影在迷蒙的山路上矫健而沉稳，这一诗化的场景让我想起父亲。
踽踽独行，不正是我父亲的写照吗？
我的父亲，他一生都走在这样的路上，戴发修行。
那迷蒙的远方是对父亲的召唤。那红红的落日是父亲留下的余光，或者，也正是这余光，牵着我的父亲再次走向远方。
父亲远去了，在路上。
对远去的父亲，我还想像以前那样，拿出喜欢抒情的德性，不惜用三年五年的时间，攒足劲把蕴酿在心中的情感浓烈表达，可是，我亲爱的父亲，你的女儿，已无法像以前那样拧上发条一直上劲，然后释放那压抑的情感，如今的我已像那失修的发条，滑轮了，只能写下这琐琐屑屑的文字。
父亲三年的祭日到了，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中，父亲不知从哪闯了回来，一副匆忙急促、旅途疲劳的样子。我心里一惊，再看父亲，却是一个画面，父亲在宽幅的屏幕上，青面青衣，中年时的清癯模样，藏青色的中山装，像多年前的的卡布料，朦胧中，父亲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父亲说，他去党校学习了三年，如今结束了。
梦中的我松了一口气，庆幸父亲又回来了。我们又生活在一起了。
三个月后，我又做了一个梦。
深秋，三楼，秋末的残枝败叶中，硕大暗红的鸡冠花挺立着，这时，我看到了父亲，他正看着花儿对我笑。父亲说，前一段身体不好，快不行了，到一个地方养病，调养了三年，现在又精神了，就又起来了，哪里都可以去了。
暗红的鸡冠花泣血昭示着时光、轮回，给我以残阳如血的壮烈，那浓烈的红瞬间撞击心扉，让我感受到了强烈被撞击的疼痛。
哦，父亲，父亲。
2013年8月26日
修改2014年1月3日
作 者 简 介
董素芝，女，河南淮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著有散文集《渐行渐远的思念》、《阳光来了》和伏羲文化专著《伟哉羲皇》。供职在河南省淮阳县委宣传部，淮阳县作家协会主席。散文作品《神兮归来》、《游弋在陈州的梦》、《阳光来了》、《逃离鲁迅》、《泉州路远》、《一位妇科医生的精神救赎》等百余篇作品先后在《莽原》、《散文百家》、《散文世界》、《散文诗》、《天津文学》、《阳光》、《文学报》等国家、省、市文学杂志及报纸副刊发表。其中，《东坡的眉山》、《游弋在陈州的梦》、《神兮归来》分别获得周口市第二届、第三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