睢建民丨父亲是儿子心中的歌
人生的道路上，能有几次与父亲相拥，没人记得。在我一生最困难的时刻，父亲给予最多的，却是无言的大爱，至今感觉仍沉甸甸的。
父亲出生于1930年，在我们这个老三门的大家族里，四世同堂，耕种着上百亩土地，也算当地有名的门户。作为这个大家庭的长门人，轮到父亲这一辈，却是两门单传，我大爷和爷爷老弟兄俩守父亲一棵独苗，视如宝贝疙瘩。面对为老祖宗延续的香火岌岌可危，家里倾其全力供养我父亲读书，期望日后出人头地。父亲天资聪慧，在私塾里学了一肚子文化，尤其善写一笔小楷毛笔字，逢年过节，街坊们婚丧嫁娶的请帖和对联，乃至于堂前供奉的祖宗三代牌位，皆出自父亲的手笔。
1948年初夏，华东野战军攻克开封，我的家乡宣告解放，南下大军的一位团长路过我村，发现父亲是个人才，坚持要带他从军当贴身秘书。真盼到出人头地这一天，我大爷和爷爷面对兵荒马乱的形势，害怕父亲这棵独苗一去不返，从此那一亩大的宅院断了人烟，就把我父亲哄进喂牲口的草屋锁起来，死活不让跟大军的团长走。团长在村子里耽搁半天，找不到我父亲，只好遗憾离去。
后来，郑州铝业公司招工，我父亲终于走出封闭的乡旮旯，到豫西的矿山上当一名汽车司机，每天开着卡车进出大山拉矿石。至今在我童年模糊的记忆里，仍影影绰绰记得跟随父亲开车上山的情景，我坐在副驾驶座位上，一路上遇有车辆和行人，我用小手拉一下汽车喇叭的电绳，发出刺耳的声音觉得很好玩。可惜好景不长，上世纪60年代初期那场自然灾害，母亲在家里拉扯我们6姊妹，眼看四姐就要饿死了，父亲不得已辞退工作，返乡当了农民。
1979年2月，我随军赴南疆边境参战，身负重伤转入野战医院抢救。一场战争过后，和我一块当兵的老乡都平安寄回了家信，唯独我音讯全无。父亲从街坊们的窃窃私语中觉察出了问题，卖掉家中仅有的一些红薯干，凑足路费，在没有确切地址的情况下，带着一路哭泣的母亲漫无目的往广西战区赶奔，挨个找部队医院打听消息。历经波折，父亲最终在南宁市部队医院寻找到我这个独子。当时我全身瘫痪，生命垂危，正被切开气管靠通播呼吸机输氧延缓生命，我颈椎以下的运动神经细胞也几乎全部损坏，北京的支前专家曾经预言，属于我的生存概率只有5%，即使保住性命，注定也要在床上躺一辈子。
听说我几天水米不打牙，父亲不顾旅途劳顿，上街买来一只小铝锅，从医院营养灶上领出面粉和鸡蛋，让母亲给我开小灶做一碗蛋花甜面汤。几个月后，我拔掉输氧管，转入豫北371医院疗养，父亲遍寻地方名医，把家乡一位老中医请进医院为我诊疗，持续服用老中医的中成药丸达一年之久。那药丸40元钱一付，能吃两个月，父亲从此往来奔波于家乡和豫北之间，每隔俩月给我准时送一次药。在那一年红薯半年粮的计划经济年代，对于一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农民家庭来说，40元钱就是半年的开销，父亲卖掉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最后狠心连结婚时母亲的银手镯也变卖了，又舍老脸皮向亲戚朋友挨个借钱，一直没让我间断服药。那段时间，父亲目睹我的四肢像软面条一样失去功能，躺在床上连身都不会翻，一个人躲在暗处悲伤过，可从不轻言放弃治疗。住院一年多后，我竟奇迹般地跨越科学划定的禁区，慢慢下床站立起来，并且甩掉拐杖蹒跚走路了，应该说老中医的秘方对康复起到了很大作用。
几十年风风雨雨，因为有这种深沉的父爱支撑，我脆弱的生命在遭遇沟沟坎坎时，才会变得更加坚强。人活一张脸，这个家因我的存在，也给父母的生活增添了希望。如今，86岁的父亲身体硬朗，时常骑三轮车带着89岁的母亲赶庙会看大戏，河南梆子、大曲子、越调、道情戏，百看不厌，成了乡村有名的戏迷。
岁月催人老啊！不知不觉中，我也两鬓斑白，步入了“爷之辈”的行列，逢年过节，远在外地的儿子回来，总要带几件衣服和土特产之类的东西，让人心头热乎乎的，由衷感到生儿养女不容易。今年春节，我让小儿子开车回来，将父母接进郑州儿子家里，一家人四世同堂过一个团圆年。目睹刚学会走路的重孙子咿呀学语，胖嘟嘟的招人喜爱，进入耄耋之年的父亲笑呵呵说，看见这个家又添一辈人，心里高兴，起码能再多活几年。
作 者 简 介
睢建民，豫东汴梁人。乡野里走出来的农民后代，骨子里先天缺乏艺术细胞，却单恋上文学，蹒跚加入本已拥挤不堪的队伍，比葫芦画瓢弄几篇自认为还算满意的文字，无意间被刊物发表，创作的欲望一发不可收拾，屡有文章见诸报端。现为《行参菩提》签约作家，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