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飞经的前世今生
唐人写本《灵飞经》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小楷名作，全名《灵飞六甲经》，是一卷道家的经书，主要阐述存思之法。该帖书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无书者名款，旧传为钟绍京所书。
《灵飞经》是唐人小楷的最高峰，此帖用笔灵动轻盈而不失厚重，结构侧媚多姿又不失端庄；既有写经书法常见之精练纯熟，又处处显现二王书风“明月入怀”之雅致。
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经卷出土之前，传世的唐人写经作品为数不多，而此卷堪称其中翘楚，自明末被刻入《渤海藏真帖》公之于世后，其清灵而雅致的书风立即为世人所惊艳，从学者鹊起，以至于成为有清一代著名的小楷范本，不断被翻刻，从而广为传播，甚至影响到整个清代。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将其与莫高窟出土的众多唐人写经及日本奈良时期所传唐人写本相比，依然并不逊色，可见此卷的书法水平之高。
但历代关于此卷书法的作者、流传、传播尚留有诸多争议，本文就这些方面试图拂去历史的尘埃，探究其本来面目。
一、关于书写者
关于此卷书写者最早的记载是元代人袁桷，其在著作《清容居士集卷47》的《题唐玉贞公主六甲经》中认为该帖是钟绍京所书。仅仅是一种推测，并无可靠证据。其后董其昌在《灵飞经》后跋中进一步坐实了这一论断。
钟绍京说影响颇大，明清书家多从此说，而清代部分学者则否定了这一说法，如钱泳在其《履园丛话》卷十《收藏》篇中通过与当时所传的唐人写经相比对认为乃唐经生所作。清代学者王澍在其《竹云题跋》亦认为《灵飞经》非钟绍京所书。
那么，钟绍京究竟何许人也？
钟绍京，字可大（公元659—746年），唐代兴国清德乡人（今江西赣州人），唐睿宗景龙年间，官拜中书令，封越国公。唐代书法家。书法师承薛稷，笔意潇洒，风姿秀逸。他嗜书成癖，也是收藏家，个人收藏名家真迹数百卷。家藏王羲之、王献之、褚遂良真迹至数十百卷。
绍京书名鼎盛，历代墨家争相赞扬，评价很高。挂于钟绍京名下的作品有《升仙太子碑阴》、《转轮王经》、《灵飞经》等，但其中比较可靠的作品只有武则天亲书的《升仙太子碑》碑阴中的诸王题名，此碑今存河南偃师县府店緱山之山顶，题名字迹笔划圆转流畅，与《灵飞经》有相似之处，可见从书风上看有一定的联系。
但是疑问有二：
首先，开元二十六年时，钟绍京已虚岁80岁，以如许高龄尚能写出如此清丽精到的小楷，这很难让人信服。
其次，唐以前由于印刷术尚不发达，当时书籍的传播基本靠手工传抄，产生了一种称为“经生”的职业，当时宫廷用书多由“弘文馆”等处的经生抄写，经生的地位比较卑微，钟绍京以高官之尊去从事如此低等的工作，让人不可思议。
由此可见，钟绍京书之说，当属附会，并不可靠。基于以上原因，当今学界普遍倾向于《灵飞经》为唐经生所作。
二、《灵飞经》墨迹的流传
启功先生在其《记<灵飞经>四十三行本》一文中提到《灵飞经》在明代晚期被发现，事实上这件作品早已是煊赫名迹，因为宋代时它已经入藏宫廷，由于此帖墨迹今天只流传了其中四十三行，我们无从考察原卷，但元代袁桷、明代董其昌题跋中均提到此卷出自宋内府，董其昌后跋中云：“此卷有宋徽宗标题及大观、政和小玺”、“……以宋思陵于经生书不收入内府”，可知此卷经历了北宋和南宋的宫廷御藏，并有宋徽宗亲书的标签。元代的藏处不明，其后之流传，
从董其昌后跋及上文可知，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董其昌即在西安看过此经，并在帖尾题有观款，十四年后，即万历三十五年（1607）董其昌从吴廷家获得该帖。三年后，即万历三十八年（1610），董其昌将其连同《法华经》一起抵押给海宁陈瓛（字元瑞，号增城），十六年后赎回。陈家私自扣留了其中四十三行。陈家四十三行后流传到后代陈用敷之手，将其送给老师秦蕙田。秦蕙田死后，陈用敷再从其子处以计赚归，后流入吴余山之手。
此帖其后辗转流传，翁同龢之父翁心存于道光18年乙未（1839）购得，价500两白银。此后一直在翁家流传，由于翁同龢没有子嗣，他的家藏均传给他哥哥翁同爵过继给他的儿子翁曾翰。在之后的传承中，又有两人因没有子嗣，均从翁同龢另一个哥哥翁同书那一支的血脉里，过继孩子来继承，后传入翁万戈之手，翁万戈1918年出生于上海，在天津接受小学及初中启蒙教育，1938年，翁万戈先生赴美国普渡大学留学，1948年秋天，为避战火，翁万戈和他的家人把家传收藏打包，远渡重洋。先从天津运到上海，再从上海运到纽约，在1949年初到了美国。翁万戈现在年事已高，《灵飞经》四十三行一直由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代为保存，大概于21世纪初正式转让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三、《灵飞经》的传播
在现代印刷术出现之前，书法作品最为有效的传播方式有二，一为勒碑、一为刻帖，而灵飞经的传播则肇始于《渤海藏真帖》。《渤海藏真帖》刻成于崇祯三年（1630），但估计第一卷《灵飞经》应该刻成于1626年董其昌向陈氏赎回《灵飞经》墨迹之前，由于直接从原作摹出，加上刻工的技艺高超，此册刻本极其精确地再现了《灵飞经》原作的风貌，为世人所称道。杨守敬《学书迩言》评为“渤海藏真帖皆以墨迹上石，其中《灵飞经》一册，最为精劲，为世所重。”
原帖以质地细腻而坚硬的太湖石精细打磨后刻制，《灵飞经》一册共用长70厘米左右，高30厘米左右的条石7条，每条刻5页，每页6行，除《灵飞经》书法本身外，还附刻董其昌后跋3段，计5页半，共计全册35页
民国期间的《灵飞经》出版物，除艺苑真赏社以珂罗版印行过《渤海藏真帖》初拓本外，其他多是《滋蕙堂帖》本。解放后文物出版社将启功先生所藏《渤海藏真帖》初拓本（“朱”字损，“斋室”不损）印行，而上海书画出版社印行的单行本《灵飞经》一直是《滋蕙堂帖》本。关于灵飞经的原作一直没有消息。直到1987年美国翁万戈先生将《灵飞经》真迹43行本发表于《艺苑掇英》第三十四期（1987年1月），国人才得见庐山真面目，才知道《灵飞经》真迹并未消亡。
《灵飞经》的书法水平，基本上代表了唐代小楷书的最高成就，而敦煌的唐人写经以及日本平安朝所传唐人写经中，精品不多，就其整体书法水平而言尚不足以盖过《灵飞经》。我们将此帖与《兰亭序》及《智永千字文》相较，会发现用笔、结构相似处颇多，体势接近褚遂良一路，受到较多的唐代流行书风的影响，可见作者可能并非职业经生，而应该是一位书家。这也是这卷作品被宋代宫廷所收藏的主要原因。
从这卷《灵飞经》写成至今已经1272年了，当年这位无名书家焚香沐手之后，恭谨而熟练地在厚厚的白麻纸上抄录了这些文字，也许是为了生计，也许为了完成上级下发的任务，他一定没有想到，其中的一件，将会幸运地穿越一千多年时光，影响到后来的书坛，让后人为之激赏、为之赞叹，如果他在地下有知，那将是如何地惊讶与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