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名人】李冰所穿“二江”考辨 ‖ 纪国泰
纪国泰
201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通史·卷二》第一章撰有“李冰'穿二江’成都之中”一节，文中列有《成都“二江”名称异同简表》（以下简称《简表》）。《简表》以“郫江、检江”为李冰所穿“二江”之“正名”，并且根据各种历史文献记载，在正名之后列出“二江”各自“他名”。
《简表》所列“二江”他名，主要反映了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简表》是以柏条河为“郫江”、走马河为“检江”；
第二，《简表》是将成都一府之“二江”与成都一城之“二江”完全等同起来；
第三，《简表》对“郫江”“府河”“内江、外江”“南江、北江”这几组“同名而异水”的概念，完全不加区别；
第四，《简表》确定“他名”的标准非常混乱。例如：走马河、油子河都有“郫江”的他名，既然将油子河列为“郫江”的他名，为什么不将走马河列为“郫江”的他名？再如：因为“检江”（走马河）在成都一城的“二江”中被称为“外江”，于是将指称岷江正流（金马河）的“外江”（大皂江）也列为“检江”的他名。
《简表》所反映情况说明：李冰所穿“二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弄清楚“二江”问题的真相，不仅具有重要文献价值，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李冰“穿二江”之说，首见于《史记·河渠书》：“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汉书·沟洫志》基本沿用《史记》，只是将“冰”冠上“李”姓，使“李冰”正式亮相中国历史舞台。由于《史记》《汉书》关于都江堰的文字过于简略，使得后世学者对“冰凿离堆、穿二江成都之中”的理解产生重大分歧。
李冰所穿“二江”之名，首见于常璩《华阳国志》：“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与《史记》《汉书》不同的是，《华阳国志》没有说“冰凿离堆”，而说“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这意味着，常璩没有把开凿离堆宝瓶口、开掘《禹贡》“江沱”（北江）的功绩记到李冰头上，但明确了李冰修筑都江堰（“壅江作堋”）的伟大历史功绩。最值得注意的是，常璩对《史记》“穿二江成都之中”的解读。他认为，李冰“穿郫江、检江”（又作“开成都一府之二江”）与“别支流双过郡下”（又作“开成都一城之二江”），虽然互有关联但并非完全等同，应当是作用和地点都不相同的两项水利工程。前者主要是解决成都平原的农田灌溉问题，后者主要是解决成都府城的航运问题。
遗憾的是，后世的官修史书和学者，大多不愿接受常璩的观点，尤其不能接受“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的说法，坚持认为“冰凿离堆”就是指李冰凿灌县离堆宝瓶口、掘《禹贡》“江沱”。而少数认可“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的学者，却不能接受“穿郫江、检江”与“别支流双过郡下”是不同的两项水利工程的事实。
这样一来，关于李冰所穿“二江”究竟是哪两条江的分歧就逐渐产生。历史文献和现代学者关于“二江”的分歧意见，大多集中在“二江”的区域和所指河道上。最具代表性的意见有以下几种：
（一）《史记·正义》的“郫江、流江”说
《正义》针对《史记》“（李冰）穿二江成都之中”一句，征引《括地志》《益州记》《风俗通》3部文献，介绍了有关“二江”的3个问题：其一，“二江”的正名叫“郫江、流江”；其二，郫江、流江各自的“他名”；其三，“二江”是“成都县两江”。可见，《正义》认为，李冰所穿之“二江”，是成都一县之“二江”。
（二）《元史·渠志》的“内江、外江”说
在《宋史·河渠志》中，走马河曰“马骑”，柏条河曰“外应”，蒲阳河曰“三石洞”；谓“疏北流为三”，无“内江”“外江”之分。
而《元史》则并三水为“二渠”：其一自上马骑东流，过郫，入于成都，古谓之“内江”，今府江是也；其一自三石洞北流，过将军桥，又北过四石洞，折而东流，过新繁，入于成都，古谓之“外江”。“上马骑”即走马河，“三石洞”指柏条河，“四石洞”指蒲阳河。
笔者认为，由于《元史》拒绝接受《华阳国志》“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的说法，认为“北旧无江”，则北江3条干流均为李冰所穿；为合于“二江”之数，便只好将东北方向的柏条河、蒲阳河合为一江，使之与东南方向的走马河并称为“二江”。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元史》认为李冰所穿“二江”不是在成都一县，而是在成都一府，故称走马河（“上马骑”）曰“府江”。至于走马河得名“府江”（府河）的原因，后文将作论述。
（三）《华阳国志校注》的“走马河、油子河”说
刘琳先生的《华阳国志校注》（以下简称《校注》）在关于李冰“穿郫江、检江”的注解中说：在李冰之前，劳动人民即已凿宝瓶口分岷江水东流，即《禹贡》之“江沱”是也，今称柏条河、毗河。李冰则自今灌县南门分江沱水为检江，即今走马河。其正流东南流经今灌县聚源、崇义等公社入今郫县界，经郫县城西南数里，又东南入今成都市界，过苏坡桥、杜甫草堂南，东流过成都城南，今称“南河”，是为检江，古代又称流江、笮桥水；汉唐间人多以为岷江正流，故亦称“大江”。
李冰又自今灌县崇义铺分检江水东流，今称“油子河”，经郫县竹瓦铺、崇兴场，至太和场南，折而南流。自此以下通，今称“府河”（府河旧与柏条河不通，清康熙四十八年始自太和场开螃蟹堰水与府河——油子河通，称为“新府河口”）。府河又东南经两路口及成都北郊洞子口而至成都西北九里堤，继续南流经成都故城西，至今通惠门附近折而东流，历故城南、今南河之北，至南河口与南河相会。此即“二江”中之郫江。
以成都城而言，检江在外，故又称“外江”；郫江在内，故又称“内江”。郫江、检江皆分江沱水而来，故云“别支流双过郡下”。
《校注》这段文字，是对成都一县之“二江”最系统最具体的解说。它不仅让我们了解到成都“府河、南河”上游的状况，而且让我们领悟到走马河、油子河都被称为“府河”的缘由。
（四）《成都通史》的“柏条河、走马河”说
《成都通史》分别以柏条河、走马河为“郫江、检江”的第一他名，意味着柏条河即“郫江”、走马河即“检江”。
上述关于李冰“二江”的4种说法，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否采信“冰凿离堆（宝瓶口）”，都很难证明《华阳国志》的“郫江、检江”究竟是哪两条河。
问题出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导致“二江”问题纠缠不清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没有把《华阳国志》所说的“穿郫江、检江”跟“别支流双过郡下”当做不同的两项水利工程严格区别开来，使得成都一府之“二江”（郫江、检江）与成都一县之“二江”（郫江、流江）纠缠不清；第二，认为李冰所穿“二江”，一定是北江（内江）的支流，这是《元史》不得不“合三水为二江”和《校注》不得不“分一水为二江”的根本原因。需要强调的是，坚持对《华阳国志》的信赖，是辨析李冰“穿二江”问题的前提。原因有二：
第一，作者常璩具有远远超过其他同类文献作者的优势。常璩不仅是蜀人，而且就在都江堰附近长大。灌县（今都江堰市）旧志说常璩的老家距灌县县城30里，东晋时属蜀郡江原县（今崇州市）。常璩生活的年代距李冰“穿二江”约600年，距文翁“穿湔江口”约500年。应当说，《华阳国志》关于李冰“二江”的记载，很多是来自先辈的口头传说和自己的亲眼所见。其次，常璩在李氏成汉政权中“任散骑常侍，掌著作”，并且有“蜀史”之称。可见，《华阳国志》所载李冰“二江”，绝非道听途说的“野老村言”，而是经过甄别选择的地方史料。
第二，《华阳国志》关于李冰“二江”的记载合乎情理。《华阳国志》将迄至汉代的都江堰发展史概括为3个阶段，即开明凿离堆、掘“江沱”以“除水害”，李冰“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兴水利”，文翁“穿湔江口”以“补缺漏”。而以《元史》为代表的官修史书或私人著述，则把以上几个浩大的水利工程的修筑全部归功于李冰。这显然不合乎历史真实。仅就生产力和人力物力而言，在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的先秦时代，在李冰守蜀的数十年间，一下子完成那么多浩大的水利工程，实难想象。
李冰在都江堰干了3件大事：一是“壅江作堋”（修筑都江堰）；二是“穿郫江、检江”，将岷江水“南水北调”，以解决成都平原中部的灌溉用水和西山物资运达成都的航运问题；三是“别支流双过郡下”，引郫江、检江之水流入成都城区，不仅成为天然护城河，而且形成城市交通网。因此，李冰所穿“二江”，其实是既相关联、又有区别的两套系统：成都一府之“二江”，《华阳国志》谓之“郫江、检江”；成都一县之“二江”，任豫《益州记》谓之“郫江、流江”。
两条“郫江”是什么关系？“检江”“流江”是哪两条河？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问题。
（一）“郫江”是指“江沱”（北江）
《初学记·卷六》所引任豫《益州记》载：“郫江者，大江之支也，亦曰涪江（引者注：前人考证，“涪江”系“沱江”之误），亦曰湔水。”
根据这里的“郫江”“亦曰沱江，亦曰湔水”，可知所谓“郫江”应当是指“江沱”（北江），“大江”是指岷江。
（二）“郫江”是指“油子河”
《清史稿·地理志·成都府》载有[成都]：郫江自郫县入，绕城东而南，入华阳，与锦江合，名“二江”，亦曰都江。[华阳]：锦江一名汶江，自郫县入，经城南，折而东，会成都之郫江。
这里的“郫江”是指油子河、“锦江”是指走马河，即今之所谓“府河、南河”。所谓“名'二江’，亦曰都江”，是指郫江、锦江合称“二江”或者“都江”。
（三）“郫江”是指“走马河”
同治《郫县志·山川》载：江水至灌分为南江、北江。南江入新津，俗名南河，此江之正流也。北江，江之支流。北江又分为内江、外江。内江即郫江，入成都，俗谓之府河。
此说采用《元史·河渠志》说法，只是将《元史》“上马骑”改称“郫江”而已。“上马骑”，《宋史·河渠志》称“马骑”，并云：“（马骑）溉导江与彭之崇宁，成都之郫、温江、新都、新繁、成都、华阳。”所列正是走马河的灌溉区域。可见这里的“郫江”是指走马河。
（四）莫名其妙的“郫江”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记载：
[郫江]：在四川境，一名内江，自灌县分岷江东流，经郫县至成都，与锦江合。
[锦江]：俗名府河，又名流江，亦名走马河。自四川郫县西分岷江东流，至华阳县南，合郫江。
“自灌县分岷江东流”叫做“内江”的河道，应当是“江沱”（北江）。但北江是锦江的干流，并且是锦江（走马河）、柏条河、蒲阳河3条河的总干流，岂能言“与锦江合”？从“锦江”条内容看，其“郫江”似指成都一城之“二江”中的“府河”。所以谓之“莫名其妙”。
那么，《华阳国志》记载李冰所穿的“郫江”是哪一条河呢？
笔者认为，应当是走马河。理由主要有两条：第一，《华阳国志》认为离堆宝瓶口为开明氏所凿，“江沱”自然先于李冰而存在，作为“江沱”故道的柏条河，自然亦非李冰所穿。《华阳国志》说文翁“穿湔江口”，可见蒲阳河后于李冰。北江三大支流中，两条非李冰所穿，便唯有走马河有可能为李冰所穿。
第二，走马河符合“郫江”得名的理据。走马河之名“郫江”，应当始于《华阳国志》。其得名理据，是因为它从都江堰市流到成都的整个区域，绝大部分都是两晋时期的郫县辖地。据清同治《郫县志·水利》记载，当时郫县（不包括崇宁县）的灌溉渠堰共72个，其中仅有5个（江安河3个，柏条河2个）非走马河供水；并且走马河供水的面积达到98%。这应是走马河被常璩命名为“郫江”的重要理据。
曾经见载于《华阳国志》《水经注》的“检江”，在隋唐以后的都江堰历史文献上，竟然很难再见到。《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收录了“锦江”“流江”“内江”，就是没有收录“检江”；《辞源》收录了“锦江”“内江”“府河”，也没有收录“检江”。这就难怪《成都通史》会说“检江的'检’是'湔’的另一种汉译”，也难怪《都江堰文献集成》的编著者会将“检”写作“捡”，并且说“捡指内江引水渠（成都二江）”了。
“检江”为什么不被重视？“检江”为什么会被视为“流江”？“检江”究竟是哪一条河？笔者认为江安河即《华阳国志》所载“检江”，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一）江安河的“特殊性”合乎“检江”得名的理据
江安河亦名“新开河”，是南江四大支流（羊马河、沙沟河、黑石河、江安河）之一。江安河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位置特殊。江安河是南江四大支流中唯一“左分”南江往东北流注的河道，而且是通过“石渠”与北江沟通的南江支流。第二，功能特殊。在南、北二江的七大支流中，江安河是唯一具有为北江泄洪排砂功能的河道。
为了说明江安河的泄洪排砂功能，我们根据《民国二十五年都江堰岁修工程统计表》，以淘挖的“河方”（砂石）量为比较内容，以外江河口与内江河口、江安河与内江三大支流为比较对象，列表比较如下：
江安河的砂石量是内江三大支流总和的两倍多，这足以说明：对整个内江来说，江安河是一条具有保护作用的河流。江安河的这一特殊功能，不能不让我们想到它得名的理据：“江安”者，使内江安宁也。
常璩给“检江”命名的理据，竟然跟江安河的得名密切相关，或者可以说，“江安”是对“检”字的白话解说。
《说文解字》释“检”曰“书署”，段玉裁注释“书署”曰“表署书函”。所谓“表署书函”，就是贴着书籍名称的书盒子。书盒子用来盛装写着字的竹简，具有区分卷册和保护竹简的作用。《中华大字典》收录“检”字的引申义23个，其中有“制也、束也、敛也、禁也、节也”以及“知其足剩谓之检”等义项。“检”字这些表示控制、约束、节制、收敛、禁止的意义，不正是江安河作为北江泄洪通道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吗？这是我们认为江安河即“检江”的重要依据之一。
（二）江安河地理位置合乎文献对“检江”的记载
“检江”之名首见于《华阳国志》，而关于“检江”地理位置的记载，则首见于《水经·江水注》：江水又历都安县，县有桃关、汉武帝祠。李冰作大堰于此。堰于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谓之“湔堋”。江入郫江、检江以行舟。《益州记》曰：“江至都江堰，其右检，其左郫（引者注：“郫”字据杨守敬说补），其正流遂东郫江之右也。”因山颓水，坐致竹木，以溉诸郡。
《水经注》没有直接说李冰“穿郫江、检江”，而是在交待“李冰作大堰于此。堰于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谓之'湔堋’”之后，说“江入郫江、检江以行舟”。为明确郫江、检江在“湔堋”“左右口”的位置，这才征引《益州记》“江至都江堰，其右检，其左郫，其正流遂东郫江之右”来说明。郦道元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检江在“湔堋”的右边，郫江在“湔堋”的左边，岷江正流在郫江右边往东流。
所引《水经注》文字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堋有左右口”这句话。
首先要确定“堋口”的位置是在上游的“鱼嘴”，还是在下游的“离堆”。因为“堋”（金刚堤）的两端都有“口”，并且都是“左右口”。上游“鱼嘴”的右方是南江进水口，左方是北江进水口；下游“离堆”的右方是“石渠”泄洪口，左方是宝瓶口。根据《水经注》所引《益州记》文字，这“左右口”只能是在下游的“离堆”两侧。因为如果是在“鱼嘴”，那么“其右检，其左郫，其正流遂东郫江之右”，就应该是3个“口”，而不是“左右口”。以离堆为堋首的“左右口”，除“宝瓶口”之外，应该还有一个“口”，这个“口”就是江安河（检江）的进水口——“石渠”。故《宋史·河渠志》载：“而石渠之水，则自离堆别而东。”李冰穿“二江”时的“石渠”是什么状况，谁也没法说清楚；不过，有一点可以推断，它绝不只是北江的“溢洪道”，或许它最早就是在离堆以上的某处左分南江；从“马耳墩”左分南江，或许是李冰之后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认为江安河的地理位置合乎文献对“检江”的记载的主要依据。
（三）江安河的灌区合乎李冰穿“二江”的规划
“穿郫江、检江”是李冰“壅江作堋”的配套工程，更是李冰实现开发成都平原规划的重要措施。关于李冰“穿郫江、检江”的目的，喻权域先生的一段论述很值得参考，他说：“灌县到郫县一线的地势较高，象鱼背脊，将成都平原分成两半。西南半边有水量很大的岷江，以水多为患；在北边只有几条小河从湔山（今彭县、什邡一带山岭）流出，夏天水多，春天常常断流。将岷江水引一部分去东北，就能减轻南边水患，又能使北边得到灌溉。”按照这一说法，我们不妨将李冰“穿郫江、检江”视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南水北调”工程。正是这一伟大工程的成功实施，才彻底改变了成都平原的面貌，四川才得以成为“天府之国”而享誉世界。
江安河不仅具有为内江泄洪排砂的特殊功能，在河道长度、灌溉面积等方面也不输于内江三大干流。据民国时期四川省建设厅1933年编篆的《四川省灌县都江堰灌溉区域图说》记载：“走马河长约72公里，有引水渠堰40余处，灌溉灌县、崇宁、郫县、温江、成都、华阳六县农田37027万亩；江安河长约74公里，有引水渠堰30余处，灌溉灌县、郫县、温江、双流、华阳五县农田39148万亩。”在这份资料上，柏条河被注明为“内江主流”，江安河被注明为“外江主流”，足见其地位和作用之重要。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设想：在李冰制定“南水北调工程”规划的时候，考虑到“郫江”（走马河）的输水负担过于沉重，于是根据地理形势，让郫江尽可能满足郫江北岸地区的用水需要，再从南江引水来满足郫江南岸地区的用水需要，这就有了穿“检江”（江安河）的工程。
（四）江安河的流径合乎“别支流双过郡下”的记载
常璩说李冰“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意味着不仅走马河（郫江）的支流要“过郡下”，江安河（检江）的支流也要“过郡下”。
清同治《郫县志》记载：“清水河下合五陡河，下又合江安堰，三水共入苏坡桥。下分龙爪堰、浣花溪、青羊宫，汇入九眼桥。”清水河是走马河正流，五陡河是走马河支流，江安堰即江安河。可见，成都“二江”中的“流江”（锦江），不仅是走马河的支流，亦是江安河的支流。
江安河与走马河支流会合的情况较为常见，故《宋史》有“石渠之水……与上下马骑、干溪合”的记载。江安河又名“新开河”，亦名“酸枣河”，清人朱锡谷《蜀水考补注》云：“新开河在郫县南五里，名酸枣河，即后汉所凿之望川源，下流为元时之马坝渠，俗又呼为马坝河。”刘琳《华阳国志·校注》按：“此说是。新开河从灌县城南数里的江安堰分岷江（外江）水东南流。”按此记载，“望川源”应当是江安河支流。
如今，江安河已不再是左分南江的江安河，而是与走马河一样，都是从北江“走水闸”起水的内江支流。但是，现实的变化仍然改变不了“江安河”曾经是外江支流所用的名称这一历史事实。
基于以上4个方面原因，我们提出历史上的“江安河故道”即《华阳国志》“检江”的命题。
综合以上论述，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一）研究李冰所穿“二江”的问题，应当尊重蜀人常璩《华阳国志》的相关记载；否则，左右失据，漫无头绪。
（二）李冰所穿“二江”，应当分为“成都一府”与“成都一城”两处的“二江”，它们是：
1.“郫江”（走马河）、“检江”（江安河）。这是成都一府之“二江”，是李冰“穿郫江、检江”的水利工程。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