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洁冰/口述
涵 楚/整理
中国文化出版社
流落上海
在香港停留了两天，我把英镑兑换成金戒指(黄金可以兑换物品，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第三天，又开始乘船前往南京。在往南京的途中，我有说不出的兴奋与快乐。出国近四年后，我学成归来，很快就会见到于老、康专员和陕西同乡会的亲人了，可以施展自已的才能，干一番事业了，可以报答于老、康专员他们了！然而，当我到达南京后，才知道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听当地人说蒋介石两年前从重庆搬到了南京，上个月与政府高级官员们坐飞机去台湾了。于老也被蒋介石派人挟持到了台湾，继续担任“监察院院长一职。自然，康专员也一起前往。我的脑海里尽是于老银髯飘飘，磊落大气的形象以及康专员关爱的眼神，而这一切，都不复存在，思想起来不免徒增伤悲。几十年后，读到于右任先生发表于1964年11月10日的这首著名爱国诗作《望故乡》，我禁不住热泪纵横。晚年在中国台湾的于右任先生非常渴望叶落归根，但终未能如愿。1962年1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1962年1月24日，于右任先生写下了感情真挚沉郁的诗作《望故乡》。这是他眷态大陆家乡所写的哀歌，其中怀乡思国之情溢于言表，是一首触动灵魂深处隐痛的绝唱。而我总在这首绝唱里留恋、思念，不能忘却。此时，我站在南京街头，茫然不知所措，我又成了举目无亲的孤儿。1949年2月的南京，阴历还是中国的新年期间，看着那些在街头喜庆的民众，浑然不知历史的车轮已悄然转向。
目睹这一切，心生悲伤，我在南京没停，坐火车直达上海。我上海我依然举目无亲，孤孤单单独自提着箱子在街上乱转，想找个工作，但是当时正逢战乱，工作很难找，连饭馆洗碗工也找不到。我总得吃饭的啊，可衣袋里的钱早晚会吃光的，而且上海的物价、消费非常昂贵，市面上全用金元券（当时一种通用货币），一袋面粉，早上是五百元，下午就卖到八九百元。三五天时间，一个金戒指就花完了。在上海市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兑换的十个金戒指全吃完了。
天无绝人之路。这时，我在上海虹口区提篮桥认识了一个朋友，姓罗叫庆余，是小学教员。他知道了我的情况后，很同情我，他把我带到他家，找了一处地方叫我先住下。他问我：“你身上现在有多钱？”我说：“五千元。”他说很好，杭州面粉比较便宜，让我明天坐船到杭州市场买几袋面粉回到上海卖，一袋面粉便可以赚几百元。就这样，卖完了面粉又卖竹笋，又找到一家餐馆当烧火洗碗工，除了吃喝之外，我还能余下一百多元。我一直干到5月，上海市解放了。天气也开始炙热起来，罗庆余给我批发了些白纸面扇子，让我在扇子上画画。然后拿到街上去卖。一个白面扇子5元，画好一个扇子可以卖25元，有时一天能卖30多把。在家一天可以画60多把。画一天画，卖两天画，这样维持着生活。天冷时，我又卖红鸡蛋，做零活，直到第二年春天。
在当时的上海，各个地方都张贴着华东军区干校招生的信息。我决定去报考。我到3147部队政治部报道处，报道处人员给了我一张报名登记表，让我按内容填好交给他。他看过后，告诉我下星期来看结果。星期一我到报到处，报道处人员二话没说带我到政治部，见了一位领导。叫我坐下，问我：“你是从英国留学回来吗？毕业证带了吗？”我将毕业证递给了他。他看过后说:“不容易啊，部队上就缺知识分子，像你这样的人才就更少了。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部队成立了干校，准备招一部分知识分子，像你这样学历的，你就不用考干校了。你能画伟人像吗？”我说：“能画，但我出国学的是油画。” “画两张伟人像，得用多长时间？”我说：“一个礼拜。”他说很好，便让人带我去报到处领画画需要的材料。第二天早上，我早早就政治部报到，报道处人员把画布钉在框架上，又带我到一座空房，将框架放到桌凳上，我开始创造伟人像。我照着毛主席的照片，先用炭笔勾勒出轮廓，再慢慢地细画。三天后，我将两幅伟人像交给报道处人员。他看后说：“你画的真快、真好、真像。我现在就去请政治部主任，叫他来看。”一会儿，他和政治部主任来了，主任站在远处看看，又站在近处看看，看了这张又看那张，点头说：“好，很好。你跟我来。”在他办公室，我坐下后，他给我倒了杯水。他说:“你画的很好，我想让你到文工队去搞文化工作，文工队以后要扩大成立文工团。你可以画布景搞宣传。”听了主任的话我心里很高兴，连忙说:“行，我愿意到文工队，一定服从命令，做好工作。”主任给一个姓刘的同志打了电话，我同刘副官坐车到文工队，将我的情况介绍给队长郭静波，郭队长向我介绍了文工队目前的工作，并向全队介绍了我。在文工队，除画布景之外，我还当演员，并学会了拉二胡。在这种快乐的日子里，一晃就是四年。因为工作积极努力，我四次获得三等功。政治部又调我到师直属高炮连当文化教员，提示一级，由副排升级为正排级。高炮连工作很忙，我的部署有两个文化教员，每天的工作主要是教兵识字，扫除文盲，并时常演出。这种不规律的工作生活，使我得了严重的胃病，时常吐血，疼痛难忍。有几次。上课时就晕倒在地。1955年2月，因胃病严重，团领导派车把我送到杭州野战三医院，在那里治病调养。在医院休养了七个月。当时虽然康复了，但时间一长胃又开始疼痛。病的时间长了，我的压力很大。像我这样的身体，今后怎么能适应部队工作呢？这样下去也会影响正常工作的。于是，我向部队里领导提交了转业申请。开始不批，直到第六次申请，才给了我答复。部队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想转业到什么地方。我说，铜官是我的故乡，我还是想回铜官。这样，我参加了转业人员训练班。1955年9月转业回到铜川。
于是，我开始在铜官中学担任语文老师。这一年我成了家。1956年9月15日（农历），我的第一个男孩杨志锋出生，孩子的降临给我了莫大的安慰和幸福，为我的生活增添了色彩。我一生有四个儿女，长子杨志锋、长女杨雪艳、次子杨志建、小女杨艳丽。苏共二十大后，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波兰、匈牙利罢工游行事件。为了防止斯大林的错误和吸取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历史教训，警惕和防止干部特殊化和脱离人民群众，中共中央决定1957年在全党开展整风。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的内部矛盾问题》讲话，这篇讲话及随后他在全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这次整风提出了指导思想。就这样，国家以开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反右运动开始了。在城乡街道每天都有人提意见、贴大字报，反右运动很激烈，被揪出来的人大会小会进行批斗。右派沉重的帽子压迫得一些人精神失常。被定为右派的人，自己和子女、亲人在求学、参军、入党、提拔、婚嫁等等方面处处受阻。看到有些优秀领导和同事被扣上“右派”的帽子，被游行、被批判，我心情很复杂。我想，我是个留学生，虽然是转业军人，但运动一来，自己的命运也不知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加上我当时胃病又加重了，于是，一个月后，就向校长请假，回家治病。校长同意了，告诉我，把病治好了再回来教书。就这样，我避开锋芒，回到我的故乡印台区冯家塬。之后，便脱离了工作，一直在家务农。
1957年，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冯家塬，远离了城市的喧嚣与杂乱，在这个淳朴、寂静的山村里闲适地生活着，日子平缓而恬淡。在农业社里，白天除了上地劳动，晚上还担任民校教员。那一年，大队又成立了“毛泽东青年宣传队”。我是组织者之一。宣传队的任务是到到各处宣读报纸、宣传政策，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编排了一些令当地群众喜爱的秦腔、眉户戏曲节目，我又担任导演工作。因为当时农村生活贫苦，劳作之后业余生活仅是“零”，所以，宣传队走到那都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其他大队也常常请我们宣传队去宣传、演出。“毛泽东青年宣传队”宣传、演出的成功，在四里八乡有了很大的影响，于是，云梦乡政府决定在“毛泽东青年宣传队”的基础上组建“云梦乡宣传队”。队长由乡上马远鸿同志担任，我任导演，编排演出了全本秦腔戏《红嫂》、眉户剧《梁秋燕》等。除了在云梦乡演出外，又在铜川红土镇、陈炉等地演出，反响很好，宣传队演员的热情很高，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并得到外铜川的几个乡镇的表扬锦旗。1964年7月，我们全家搬迁到宜君县云梦公社塬树大队麦章河村。在农村生活的年代里，文化生活非常单调。但每年到了腊月天，农忙闲下了，公社和村上都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也是这支队伍的主要组织者，排练一些群众喜爱的地方戏和自编的小节目，经常到周边的公社和各村子去巡回演出，有时县上也调演。当年编排的秦腔《红嫂》、眉户剧《梁秋燕》等在四里八乡都很有影响，所到之处得到群众热烈欢迎。1966年5月，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政治运动爆发了，这场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上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超越了任何一场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浩劫。“文化大革命”之潮如滚滚洪流，很快吞没了许多人，上至将军、元帅，下至平民百姓、教师。一夜之间，我被戴上了反革命帽子，成了反革命分子。当时，在麦章河小队我担任生产队长，这时“四清运动工作组”进了村。有人到四清组告状，说我曾经留洋、出国，是个特务。四清组的人也是从各地抽调的，虽然都不很了解，但这么多年回到家乡我也干了不少大家喜欢的事，和乡亲们和睦相处。所以，“四清组”的人对我印象并不怎么坏。组长把我叫去，问了宣传队的一些情况。谈完话后，组长对我说:“你在宣传队任导演，是个有文化的人，节目排的很好，大家都喜欢看，你也不要怕，没有什么！”四清组组长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我也很感激他，想想我做了那么多有益于群众的事，有人肯定，我心里非常高兴。但是，四清组从队上撤走没多长时间，云梦公社的墙上到处贴满批判我的大字报，说我导演的戏是一出黑戏，污染了群众，号召全乡群众，打倒反动特务。这时任生产队长的××兄弟也在云梦乡政府工作。他组织成立了“红色造反兵团”，让人用白纸糊了二尺高的帽子，做了一块又厚又大的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反革命”挂到我脖子上叫我游街。那个年代，大家都参加有自己的团体，我参加的是“井冈山兵团”，和我一起参加的有村里的乡亲7人。他们把“红色造反兵团”对我批斗游街的事告诉了“井冈山兵团”司令，司令听后，通知所有“井冈山兵团”的人集合，赶往麦章河村。当天下午五点钟，“井冈山兵团”人员全部来到麦章河。当时的情景，虽然过去近五十年了，时到今日，却仍历历在目。“井冈山兵团”司令往高处一站，大声喊道:“‘红色造反兵团’的司令给我出来！”喊了半天却不见有人出来，便让自己的属下去找，有个老人大声告诉他，“井冈山兵团”一进村，“红色造反兵团”的三个司令往东跑了。井冈山兵团司令对麦章河村的群众说，“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大家要保持头脑清醒，老杨是个好人，他给咱们大队做了很多好事，这都是有目共睹的。”直到晚上八点多，“井冈山兵团”才渐渐离去。生产队长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却不肯善罢甘休。1968年2月，我放羊已经近三年了。有一天临近午饭的时候，我把羊慢慢往回赶。快到家门口时，看到门前围了很多人，我感到异样，一定出什么事了！我把羊圈好，刚走到门口，一个胳膊上戴着红袖章的人拦住我，用手指着墙根说:“你先站到那儿去。我问你，你是不是去过外国？你在外国去是不是当特务？说！老老实实交待！” 我说：“我去英国只是上学，怎么是特务？”“你放老实点，你是不是反革命？我们找到了你的箱子，里面装的都是什么国民党监察院长于右任的字，都有四、五十张，你藏了那么多的字，怎么能和他没有往来呢？还有监察院的专员康醉石，你交往的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你能不是特务吗？你在英国的照片就有一百多张，都是外国人，你能不是特务吗？今天你必须老实交待你的罪行！”他指了指旁边另一个戴红袖章的，让他去把箱子抬过来，让其他人把柴火抱到院子里。我一听，血一下就冲上了头，知道一切都完了。那人指着我说：“快说，你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要有快拿出来，可以减轻你的罪过；如果不交待，就将你箱子里的东西全烧掉！”红卫兵将箱子抬过来，有一个红卫兵抡起镢头一下，棕木箱子就是一个大窟窿！顿时，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其他两个红卫兵提起箱子将里面字画、照片、毕业证、部队上的立功奖状等倒在地上。红卫兵小将指着地上一大堆东西说:“大家看看，这就是反革命特务的罪证和把柄。看看，这些都是洋鬼子！”指着奖状说“这就是伪装英雄的证据，大家想一想，特务还能立功受奖吗？”说着就把字画往架起的柴火里扔，看到这一幕，我浑身发抖，眼前一黑，直接倒在了地上，什么也不知道了，他们用水浇、用针扎我才醒来。庆幸的是我先前还藏了部队的证章、日记本、毕业证还有几张珍贵照片在窑洞后掌的栅架上，但最后还是难逃工宣队的一劫。我躺在自己的炕头上。想起字画被烧的一幕，放声大哭。不想吃喝，睡了三天三夜，好心的邻居都来劝我宽心，从那天起，我开始寡言少语，像聋哑人。
1970年元月，把我派往云梦乡林场做工，一干就是四年。在林场木工组做木工、打铁、放牛羊。上午、下午放羊，中午做工。一天的时间安排的满满的，没有休息时间，林场的人都叫我臭老九。我在林场干活挣得是工分，工分记到生产队，到年终好参加生产队的粮食分配。但是生产队长不买账，说我在林场劳动，不能在生产队参加分配。当时家里六口人。生产队不分配粮食，他们吃什么呀？我一人在外，想想妻子和孩子们都不知怎样生活，心里很是酸楚。我请了假回到村上，找到生产队长论理，他说:“你是生产队派去林场劳动改造的，怎么能参加生产队粮食分配？”生产队队长硬是没有给我家分配粮食。家里人要吃饭啊！我偷偷的跑到铜川市，找到两位老朋友，焦文贤和三里洞煤矿大车队队长张茂亭，给我在铜川北关找了一间房子住下，让我先以卖画渡日，帮忙给我找工作。1961年—1968年间，我曾担任铜川市政协委员。我便跑去找了几次原政协主席王明儒，他也是我铜川的同学，向他说明我的情况。王明儒就和延安地区政协主席刘经国商量，又和宜君县委宣传部联系。商议解决我的工作问题。宜君县委宣传部让我到宜君文化馆工作，于是，1981年8月，我被安排到文化馆，在这里，又掀开了人生的另一页。
1981年6月，我到宜君县文化馆工作，当时宜君隶属延安地区。8月份开始担任美术组组长，负责美术组以及组织民间艺人剪纸活动。那段时间，开始搜集、登记民间艺人，总共跑了13个乡镇20多个大队。宜君县第一期农民剪纸培训班由我负责举办，培训人员吃住安排，以及购买剪纸用的材料等工作都由我一人承担，休息时间都没有。第二期培训班，不光开设剪纸，还开设了农民画。时任县委副书记石正民同志对宜君农民画非常重视，多次要求文化局长王孝儒同志切实抓好农民画工作。在石书记的支持下，王世雄同志1984年底跑到铜川找支益民书记，去西安找文化厅厅长李若冰同志，“死缠硬磨”讨得一万元（县上太穷，连办培训班的经费都拿不出来）后，县里派王世雄和我等三人去北京筹备展览。北京之行具体事务由我负责，经费一万元由我掌管。
1985年进京前，在陕西省美术家画廊举办宜君农民画展，一次展出作品80余幅。西安展出，反映平淡。随后，中国美术馆在京举办宜君农民画展，展出作品达128幅。展出期间，美术界专门召开了理论研讨会，70多人参加。我国美术界专家、著名学者吴作人、华君武、古元、常书鸿等人出席并题词。先后有21幅名作被中国美术馆和中央美院收藏。此次画展引起巨大震动，原因很多，主要是宜君农民画的独特风格。王世雄同志发表过一篇文章《异军突起的农民画》，后又有一篇《生殖崇拜与宜君农民画》，概括了宜君农民画与全国几十家农民画的不同之处。另一点是组织宣传工作上，有赖于王世雄在北京的人事关系。展出请柬是我送到农业部办公厅交刘培植的秘书，由中直机关机要系统发出的。北京各大媒体来的多，来的齐：很多部级国家老领导，国宝级的大师老前辈都来观赏，给予高度评价。另有中央美院的大力支持，中央美院业务院长、油画大师朱乃正不知何因和王世雄相交甚厚，洽谈甚笃，动员各系教授们相助。展前几天，我和王世雄提上宜君核桃和宜君党参酒，上门去拜望了不少国际上有名望的老画家和从陕甘宁边区出来的革命老前辈。
我从少年起热爱美术，但从国外学成回来一直处在基层，与艺术界无染。此次北京展出我有幸认识了很多声名赫赫的大艺术家，并能登门求教，实属幸事，此生无悔。华君武(中国美协副主席)、魏传统(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常书鸿(国家文物局顾问)，都是永载史册的一代宗师，近年来相继去世。回首当年，令我怀念不已。华君武当时身体尚健，看画展很仔细，由支益民、王孝儒、王世雄陪同，我也参加了讲解。华君武大声向记者们说：“这个画展上面80%是生殖崇拜题材，陕西省地下有兵马俑，地上有宜君农民画，可贵！”后来王世雄从民俗文化的角度，写了篇文章论述宜君农民画的民俗渊源，被多家报刊转载，后登于人民报海外版，很有轰动效应，惹来很多国内外专家学者来宜君山梁察看远古人祖遗址。我和王世雄领人去参观宜君南山荒草丛中的远古人祖遗址，硬是踏出了一条小道(后来有人错把碉堡和魁星楼遗址误以为人祖遗址，这一景点宜君有关方面错失了)。当时，魏传统将军写了一幅价值千金的条幅“昔日走西口，今日上北京”，可惜被人盗走了。当时魏传统和常书鸿已年老体弱，是由秘书、警卫员、家人搀扶着来看画展的。黄苗子、郁风是大画家、大作家，我和王世雄送他们二老出展厅时，叮嘱我们再去他们家，郁风说：“叫苗子给你俩写几个字，他的字在香港一个字伍佰元(当时的价)！”。后来因忙于展出没有去，错失良机，很可惜。记者招待会定在沙滩的翠华楼。我只定了八桌饭，来的人特多，增到十三桌，喝的是宜君党参酒，气氛热烈。刚从美国讲学归来的杨先让教授激动地说了骇人听闻的话：“有了宣君农民画，中国美术史应当另写！”“我们中国有成百上千个毕加索、比毕加索还毕加索。”支益民副书记(铜川市委)高兴得催石正民书记(宜君县委):“加菜、加菜。”石正民又捅了一下王世雄，王世雄拉起我走向饭店前台，我说：“钱不多了！”王世雄笑着拍我一把，说：“咱把宜君文化搞红火了，有这么多领导在，还怕没钱？你忒老实了。”
1985年春节我是在北京过的。这是我有生之年最愉快最有意义的一个春节。大年初一是刘培植部长派车来接我们到他家过的。王世雄和刘老家的秘书、勤务员、保姆都很熟悉。王世雄曾帮刘老整理过回忆录，去北京常住在刘老家。午宴上有一道菜叫“飞龙”，是辽宁省政府送的(刘老任该省经济顾问)，这一年仅送三只，是长白山一种类似人参大补的肉禽。我从未听说过，更不可能吃了。我吃了几块肉，豪爽的王世雄端起菜盆把汤喝光了，刘老高兴得哈哈大笑。晚上专车送我俩去人民大会堂观赏各种文艺演出，相声曲艺、京剧、歌舞、杂技分别在个大厅同时演出，还有多种游艺节目。人民大会堂夜宵品种繁多，也是凭各人喜好而用。这是供在京各界著名人士，各国驻华使馆友人家属欢度春节的。从初一到初三的夜晚，我们都在这里度过，谁送的票我不知道。深夜出了大会堂，寒风袭人，大会堂外的值勤士兵身着棉大衣笔直站立数排。我俩出门向美院招待所跑去，躺在床上回味这美好的夜晚。
由于我们扎实的工作，开展的当日，北京各大报纸都发布了宜君农民画展出的消息，几家电视台播出展出盛况。大年初一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一幅宜君农民画。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的丁济沧同志原是陕西日报社社长兼总编，王世雄文革前常在陕西日报上发表文章，认识丁老，我俩提着核桃和党参酒在灯市胡同找了半下午才找到丁老的家。丁老热情地接待我们，派美术编辑来美术馆看了画展，后来他亲自带几个人来仔细看画展，讲了很多意见，嘱咐我们走自己的路，不要象户县农民画，学院化了。此后三个多月，北京、天津三十多家报刊登了宜君农民画，新华月报等几家报刊办专版专栏介绍宣君农民画。《人民文学》是中国首家纯文学刊物，很少登美术作品的，那年第二期的封三登了我们一幅农民画。我将各报刊社邮来的稿费，一一登记后发给作者。
受组织委托，在宜君县文化馆的几年，我一直兼任文物保管的重任，看似轻松，实际责任重大。黄帝陵古柏监守自盗案件，弄得国外媒体沸沸扬扬，中央领导批示严查。宜君西夏大印丢失，公安部正式行文督办，挂案三年，不了之。我相信，终有一天会真相大白于天下。就因为这两件事，我觉得责任太重大了，不敢接受此任务。王孝儒、王世雄、吕建国等同志给我做了不少思想工作。鉴于组织的信任，我才造册登记(此前无人专管)，按类收管。1983年，宜君县城南老剧场地基上新建住宅楼挖地基时，挖掘机挖出一口两锅对接的容器，一晃动里面有清脆的声音。两锅锈在一起，撬不开。我找四轮车拉回文化馆。有同志找工具要撬开看里面是什么宝贝。我阻止了这个做法，打电话告知公安局内保股，又打电话给市文管所，约定时间，并叫来有关领导，当场打开铁锅，里面有不少耀瓷碗的大小瓷片，只有一个较完整的青瓷碗，是一件珍品，后被定为一级文物，调到铜川市博物馆了。我当众一一登记，连碎片也数清包封。1986年，福地水库中北魏石窟怕水淹损坏，人工切割运回文化馆，散放在后院。后又从寺天乡运回几件石雕散放在大厅外。我叫张通希同志按时锁大门，还不放心，夜里要下楼巡查几次，生怕出一点差错。当时，不断有基层群众在修建房舍或箍窑取土时发现石器时代的石斧、陶器之类的零星文物，数量很大，我都耐心将出土的乡、村、方位记述清楚，按规定付给运送人报酬。1988年宜君县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这个荣誉，使人振奋，欣喜不已。
1992年，我退休了。退休之后，被邀请到黄陵美校等地方教授学生，自己便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宜君农民画的发展和推广上。1999年2月，我接受了北京两位同志的采访。在《中国专家人才库》上刊登；2000年，被宜君县政协编入《宜君英才》一书。2003年79岁时，在宜君县举办了个人画展，展出自己几十年来的80多幅作品，以回馈在我这一生中关心我、支持我的人。那些在心中常思常想的人，我的恩师袁伯涛、于右任、康醉石等人，虽然已是天上人间，却每每在梦中依稀仿佛仍在昨天，笑容依旧。
如今，我这方养育我的宜君土地上，儿女相伴，童稚绕膝，幸福地生活着，安享天伦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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