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让千万人受灾的“丁戊奇荒”，何以如此严重？| 彰考局
清光绪初期，黄河流域发生特大旱荒，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等北方五省，以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俱受波及，为害之烈，为患之深，史所罕见，1000多万人殒命，史称“丁戊奇荒”。
灾荒之时，清廷没有完全从国内战争的糜烂之局中恢复元气，边疆危机又接踵而至。荒区内，成千上万的饥民、流民以及此灭彼起的闹荒、民变，使略趋平静的局面动荡不宁。
内忧外患，交相煎迫，清廷似乎朝不保夕。
为了稳定统治，清廷采取蠲免赋税、散放钱粮、设厂放粥、设局平粜及以工代赈等一系列荒政措施，赈灾安民，不可谓不努力。
然而，这一传统救灾方式起到的效果却并不称得上好，与风起云涌的“义赈”（近代工商业者如江浙绅商组织和发动的民间赈灾事业）相比，黯然失色。
这场灾难为何如此严重？清廷救灾为何无力？
这是“彰考局”为你推送的第 118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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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频发、赋役沉重、财政拮据
● 生态脆弱、水利荒废、仓储无谷
● 鸦片贸易、土地荒废、劳力孱弱
● 屠杀流民、各自为政、派系斗争
● 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
● 传统荒政的回光返照
撰文▼ 林水（彰考局专栏作者）
战争频发
赋役沉重
财政拮据
灾区广大，时日又长，非大宗赈款不足解燃眉之急，而当时“海内穷困已极”，“内外库储俱竭”①，尽管清廷多方罗掘，仍捉襟见肘，每个灾民领到的钱粮非常有限，最多维持“饥民可望延活，不致即于死亡”②的局面，所筹赈款中，部拨、协拨及截留公款很少，受惠最多的山西也只有317万两，不足全部赈款的三分之一，而通过卖官鬻爵的捐银竟达1029万余两③，成为山西赖以维持赈务的主要财源。
1850年代至1870年代期间，黄淮流域“叠遭兵劫”，各方军队烧杀劫掠，社会经济残破不堪。清廷为筹措军饷，加征浮收钱粮，征调兵役，于稍称完善地区，“无不悉索以从”，导致民穷财尽，公私俱竭。
战争结束后，北方老百姓的差役负担依然沉重。“农民终岁所入，纳赋应差牛力籽种外，实无所余，甚为赔累”，有时连“种粮尽粜卖以应追呼”④，生计日窘，即使正常年景也难资糊口，一遇荒歉，立即陷于饥馑流离。时人谈及奇荒与赋役，痛切地指出：“饿殍见于既荒之际，饥溺已形于未荒之年”⑤。
▲丁戊奇荒景象
生态脆弱
水利荒废
仓储无谷
清初以来，北方人地矛盾加剧，人们纷纷毁林开荒，生态大为恶化，近代以后，战争使得问题更严重，水利亦日渐废弛，灌溉设施几至瘫痪。光诸中叶一位御史称：
“自发捻构乱以来，旧日河流亦多湮塞。民既无力修复，官亦置若罔闻，而于山僻省分及北方高燥、中原廖廓之区，则地方官直不知水利为何事，唯日持三尺法以催比征徭而已”⑥。
脆弱的水利环境之下，无灾变有灾，小灾变大灾，“旱则赤地千里，水则汪洋一片”，灾害发生后，曾经能用来减灾的水利设施亦失灵，人们只能听天由命，任其肆虐。
而此时，用来备荒的积谷存储，亦自嘉道以后趋于衰落，至于近代，仓储制度名存实亡：存粮或挪作军需，或焚于战火。清廷虽多次诏令重建，但由于积重难返，效果不显著。大荒发生之际，直隶、山东、河南基本已无仓谷，山西、陕西存粮也很有限，补救作用微乎其微，“其州县积谷，多者得以支持数日，少则一发即罄”、“馁死日增，惨不忍闻”⑦。仓储已空，无力自救，官府不得不兴师动众，“千里资粮”，但由于北方独特的地理环境，粮食购运又受极大限制，糜财旷时，缓不济急，以至“粮食抛置中途”，“灾民望粮而死”。
鸦片贸易
土地荒废
劳力孱弱
北方的鸦片贸易亦致原有防灾备荒体系趋于瘫痪。
两次鸦片战争后，列强取得鸦片贸易合法化特权，鸦片输入量逐年递增，自19世纪60年代后每年多达五六万担，耗银二三千万海关两，人们见之有利可图，遂“挖肉补疮”，自种自产，与洋药竞争，鸦片逐渐商品化。
郭嵩焘称：
“种罂粟一亩所出， 视农田数倍， 功又复减省；州县因之添设陋规私收，鸦片烟土税亦数倍于常赋，官民皆有所利，以致四处蔓延”。
西北地区如甘肃、陕西、山西是罂粟盛产之地，山东、河南亦大量种植。鸦片侵占粮食及其他经济作物的耕地，使大量良田沃土沦为恶卉生长之地，并占用了大量农业劳动力。民间吸食鸦片者亦日渐增多，劳动者体质大受损害，以致荒废农时，粮食产量亦随之大幅下降，这让本来即已严重匮乏的粮食问题雪上加霜，灾歉之时，必然形成严重粮荒。正如曾国荃所言：
“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积渐耗，几无半岁之粮，猝遇凶荒，遂至无可措手”。
屠杀流民
各自为政
派系斗争
清廷的救荒努力，很大程度上又被它自己的破坏力量抵消。
历代荒政活动中，“除暴安富”和“赈灾济民”互相联系、不可分割。这次奇荒，刚刚因国内战争的巨大冲击而深怀戒惧的统治者，把维护统治放在首要地位，遂全面启动军事机器，镇压、防范饥民，保护、扶植富民。
陕甘总督左宗棠反复强凋“恤贫以保富为先，办赈以遏乱为急”，“荒政救饥，必先治匪”，并不断提醒陕西巡抚谭钟麟“办赈须藉兵力”，对“藉饥索食、仇视官长”的所谓“匪类”，“非严办不足蔽辜”⑧。于是，铤而走险的饥民、流民无不惨遭屠戳，地方豪绅奸商则有恃无恐，纷纷乘灾打劫，更加深了灾难。
▲丁戊奇荒景象
救荒之时，清廷内部派系之争日趋尖锐，皇室纷争不己，督抚各自为政，中央与地方矛盾重重，或遇利必争，或遇事推诿，明争暗斗，风波靡定，统治机构运转失调，行政效率大为降低。
这种情况不可能让救灾走上统筹规划、协调一致的轨道。诚然，在清廷督导之下，被灾各省不少督抚大员勤于赈灾，不辞劳瘁，但往往自顾不暇，各自为战，灾轻或无灾省的封疆大吏除少数心存利济、热心支持外，大都作壁上观，对于清廷支援灾区的谕令，囿于畛域之私，或拖延搪塞，或大打折扣，从不认真执行。
如光绪三年，山西巡抚曾国荃因运费无出，奏请借拨山东省库款银六十万两，山东巡抚文格因与曾私交一般，遂“不甚关切”，称“手笔最紧”，以经济拮据为名仅借给银十万两。⑨
户部大员和军机大臣对救灾也少有实质性帮助，对来自灾区各省拨款拨粮的请求置若罔闻：
“文书往复互相推诿，坐视两省（指山西、河南）灾民靡有孑遗，悍然不顾，是数百万垂尽之残黎，不死于荒而死于部臣之心术也”⑩。
尤有甚者，慈禧和恭亲王奕诉的斗法愈演愈烈。慈禧太后为剪除异已，巩固既得权势，竟借“遇灾修省”为名，于光绪四年二月将奕䜣、沈桂芬、景廉、王文韶等军机大臣“严加议处”，“革职留任”⑪。这一出其不意的行动打击了恭亲王势力，但不可能振衰起敝、力挽颓风，反而于赈务吃紧之际平添了一场轩然大波，使赈务备受掣肘。
以上因素，再辅以日趋腐败的吏治，“匿灾不报”、“买灾卖荒”、“侵吞克扣”等等荒政的各式病疾逐步蔓延扩大，恶性发展，其为害之酷烈，较之旱荒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
外国资本主义不光输入了鸦片，还输入了“现代”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特别是《北华捷报》中关于“丁戊奇荒”的报道，反映出其信奉的自由贸易及放任经济。这与中国传统官赈做法相矛盾。
当时，印度和爱尔兰的特大饥荒与“丁戊奇荒”几乎同时发生，但英国在两地的决策人及赈济官员坚持不干预，拒绝国家对养活人民应负家长式责任。那时，英国认为受灾地的穷人懒惰而过度依赖，难民应致力于公共工程项目，以换取食物或勉强糊口的工资。⑫
▲上海英文报纸《北华捷报》
英国编辑们对清廷免费为饥民发放食物及现金大惑不解，认为“丁戊奇荒”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缺乏科学、铁路和资本主义经济，指责北京“统治者官僚”“将一场严重的匮乏加剧为饥荒”。
可这一观点经不起事实的考验，譬如遵循《北华捷报》所宣扬的那种教义的印度，穷人们成百万计地死亡，总数估计在610万到1300万之间。政府在粮食贸易中的管理缺失被认为是这场饥荒的唯一原因。显然，《北华捷报》所宣扬的观念没有考虑到，市场无法将富人手中的资源转移到穷人手中去的。
事后来看，唯一能确定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强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推行自由市场经济，试图借“饥荒”的契机将其整合由它们主导的世界体系⑬，即便清廷没有“不干预”，外部的这股强大干扰力量也不能忽视。
传统荒政的回光返照
平心而论，针对丁戊奇荒，清廷组织的赈灾，时间之长，地域之广，数量之多，堪称史上之最。同时，作为传统荒政在近代史上的大规模实践，赈灾又多多少少打上了近代文明的烙印，渗入了不少诸如海外侨胞的输捐和国际社会的援助等新的因素。
传教士李提摩太赞美了清廷的赈灾工作，“与中国政府本身的工作比起来，外国人的努力最多不过是桶里的一滴水。在豁免税务和直接给予山西赈济之中，它至少给予了200万英镑。”他们赞扬了清廷在饥荒区域禁止罂粟种植的努力，将饥荒看作对英、中两国的教训，并批判了英国的一些对华政策。
但是，由于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和破坏力量，清廷的赈灾实际只是传统荒政的回光返照，又因为被迫向英国和其他列强所代表的“现代性”开放，清廷国家生产力、公共福利特别是救灾能力迅速下降，在国内战争和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和世界市场动荡的冲击下，仓储又发生灾难性损耗，朝廷，再也无法像18世纪的盛清那样赈灾了。
EFERENCES
注释
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第37页。
②《曾忠襄公奏议》，卷8，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③《山西通志·荒政记》。
④《光绪朝东华录》，总第759页。
⑤光绪《解州志》，卷11。
⑥《光绪朝东华录》，总第3863页。
⑦《文征续录(上)》。
⑧《光绪朝东华录》，总第7 5 9—7 6 0页。《曾忠襄公奏议》，卷7，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⑨《李文忠全集》，朋僚函稿，卷19，第30页。
⑩《光绪朝东华录》，总第532页。
⑪《光绪朝东华录》，总第556页；《清德宗实录》，卷68，第15页。
⑫【美】艾志端：《铁泪图：19世纪中国对于饥馑的文化反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⑬Mike Davis,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El Niñ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Verso, London,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