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怀旧录》：郑永禧的修志之始
木铎
《西安怀旧录》是郑永禧人生中一部重要著作。此书录有325名诗人以及诗歌作品，基本上囊括了清代西安县(编者注：旧时西安县为衢州府治，民国后改西安为衢县)学人。也可以看成清代西安县的诗歌选。郑永禧编写此书，标志着他从学者向方志学家的转身。《西安怀旧录》在编写时间上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光绪十七年(1890)前，也就是他25岁以前。而促使他编写此书的原因是清代阮元主编的《两浙輏轩录》。
一
《两浙輏轩录》(及后来的《两浙輏轩续录》)是清代浙江诗歌总集。计40卷。“两浙”指浙西、浙东，即今浙江省全境。“輶轩”，为古代使者之车。此集为阮元出任浙江学使时所编，故以之为名。
此编共收录两浙作者3133人，录诗9241首。书中所录始于顺治，终于乾隆、嘉庆之际，“皆取其人已经可以论定者录之”。入选作者皆附小传，注明字号爵里，并说明小传材料之所在，入选作品则详于小家而略于大家。嘉庆八年(1803)编《补遗》成书十卷。补诗人1120人，诗1981首。该书共计收入诗人4253人，诗11222首。
但是，如此庞大的一部浙省诗歌总集，《两浙輏轩录》内仅载西安县诗人徐之凯、郑万年、郑光瑗、陈圣泽、陈一夔5人，《补遗》中也仅载叶闻性、龚大钦、徐崇奎、余之栻、徐明极、龚大锐6人，共计11人。入选人数远远低于全省各县的平均数。这种比例严重失衡的现象使郑永禧深感不平。于是，他开始留心入清以来本县乡贤的诗歌作品及生平事迹，依照《两浙輏轩录》的体例，着手采写编撰。
转眼到了光绪十四年(1888)，南海人潘衍桐出任浙江学政，向全省发出征集启事，要续编《两浙輏轩录》，即《两浙輏轩续录》。据说这一年，潘衍桐巡视衢州，仅为县学庠生的郑永禧受到了潘衍桐的接见，按郑永禧所说，潘衍桐“特优赏禧，重畀以采访之职”，就是要他参与这项工作的采访编撰。于是，郑永禧将自己已撰写的西安县诗人诗歌集命名为《西安怀旧录》，呈献给县学，逐级上报至省。其时，这部《西安怀旧录》收录诗人80人。光绪十七年，《两浙輏轩续录》编成，全书54卷，录诗人4709人诗13543首，后经《补遗》，得诗人675人，诗1406首。从郑永禧《西安怀旧录》的80人中，剔除原阮元《两浙輏轩录》已录的11人，《两浙輏轩续录》(含后来《补遗》)收录的西安县诗人计53人。
由此可见，郑永禧所呈的诗人诗歌材料入著率之高。纵向相比，以省县比例而言，西安县诗人诗歌著录《两浙輏轩续录》远超过了阮元的《两浙輏轩录》。横向相比，衢州府所属各县入《两浙輏轩续录》的诗人分别为：龙游8人，江山25人，常山12人，开化7人。西安县著录诗人总量为衢州府之冠，超过了其它各县之和。这并非西安县诗人及作品成就高出各县如此之多，而实在得力于郑永禧之所为。
此后至光绪廿六年(1900)，约10年时间，是郑永禧编写《西安怀旧录》的第二阶段。经郑永禧反复筛选，至初步定稿，《西安怀旧录》收录诗人325人，诗千余首。这十年，他经历了人生大喜大悲。两次乡试，一次中副榜，一次中头名，继而赴京会试，虽名落孙山，但凭借乡试“解元”的桂冠，足够风光，从此踏上仕途应不成问题。但1900年发生的“庚子教案”，他无辜被牵连，被褫夺功名，其人生遭受残酷打击。好在《西安怀旧录》的编写完成了。
二
《西安怀旧录》是郑永禧自编自著的第一部文献专著，也可看作他作为方志学家的牛刀小试，却是出手不凡。从其《序》《凡例》以及书中案语进行分析，我们可以体会作者编辑是书宗旨、编辑技巧与方法。
序言中，作者开明宗义，点明主题，“西邑志乘失修，迩来九十余年矣”。志乘失修，意味着地方文献面临断档散佚的危险。毫无疑问，郑永禧编这本书，就是要为西安县保存一方文脉。而是书编纂的缘起，作者自述，为响应浙江学政潘衍桐所倡导编纂的《两浙輏轩续录》，为其提供西安一县之人文资料。但笔者认为，郑永禧是有心人，平时就注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有准备，有积累。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向上级呈交这部80人的《西安怀旧录》，供上级筛选录取。
《西安怀旧录·凡例》阐明了作者的编辑原则。是编仿《两浙輏轩录》体例，专录西邑前辈之诗。始自国初，迄于近年，皆取其人已往可以论定者……我们注意到，“其人已往可以论定者”。“盖棺论定”，这是史书对人物入传一条基本原则。《西安怀旧录》中的人物，绝大多数当时已故，他们在地方文献方面有贡献或民间有良好口碑，同时强调“是编原以征文考献，凡姓名、科目、官爵及著录，均表著弁言首，以昭慎重”。
以姓氏归类，可以体现地方家族文化人才的盛兴。《西安怀旧录》入选者有90个姓氏。以徐姓录取人为最多，计33人，依次为余姓24人，王姓21人，叶姓17人，周姓13人，范姓11人，作者本姓郑姓11人，龚姓10人，南宗孔氏9人。这些都是旧时西安县世家大族。有的是父、子、孙三代连绵或更远，有的是昆仲兄弟相接唱和不断。以徐姓为例，是县之第一大姓，而录入诗歌作品者，大都出自“南州徐”，这个家族自五代时徐练从镇江迁来已近千年，人才辈出，至清未衰。余姓亦是如此，录入者皆出自“大俱”“破石”两余氏。孔氏是圣人之后，而王、叶、周、龚等，皆为南渡来衢的衣冠大家。而作者的郑氏家族也有11人在内，这也反映了作者家族的人才状况。可以这样说，《西安怀旧录》以“氏族依韵裒集”不仅是便于简阅，实际上更便于反映有清一代西安县家族文化的兴衰。
《西安怀旧录》中有的作者录入诗歌数量不等，多的达二三十首以上，如龚士范、周召、范崇楷等，这些作者当时都有著作存世，在地方文坛有一席之地。他们代表了西安诗歌的艺术水平。而有的作者其名也不见彰显，录入只一首诗。从中我们可看出郑永禧编辑的良苦用心。
三
《西安怀旧录》作为一部文献资料，保存了清一代的科举信息。
郑永禧
郑永禧在书中列了一份《国朝科目表》，该表将凡有科举功名的入选作者分为馆选、部曹、中书、会榜四类，凡取得举人以上功名者历历在目。此法主观意在突出入选者身份，然而却相对完整地保存了清代一县科举史料。
《西安怀旧录》更浸透着郑永禧对乡贤爱戴仰慕之情。郑永禧自题《录成八首》在书后，讲述了编书的艰辛过程，也表达了作者对乡邦文献的珍惜，对乡贤的敬仰之情。郑永禧将《西安怀旧录》比作钟嗣成的《录鬼簿》，显然是寄希望乡贤们及其诗歌能垂青史，咏人间。
《西安怀旧录》是一部富有张力的地方文献。它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必然是连绵延升的。《西安怀旧录》问世，距嘉庆《西安县志》刊印近90年。在古代，地方文化的传承主要是通过方志纂修来完成的。志书一旦失修，文献史料极易佚散。而修志并非易事，在主客观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修志是难以实施的。因此，由个人来编写群体人物传记，艺文诗歌，亦不失为一种保存资料的好办法。
事实上，郑永禧在1906年编写了《烂柯山志》，30年后又编纂、刊印了民国《衢县志》。这二部志书得益于《西安怀旧录》良多。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西安怀旧录》为郑永禧后来的修志作了有效的准备，或者说，作了有益的尝试。正因为此，后人认为，《西安怀旧录》是郑永禧修志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