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他总是自 由地说出他认为对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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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米塞斯回忆录》
于经济学，我完全是个外行，并且一直对此兴趣不大。然而当我读了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始知经济与我们每个人的关系如此重大，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无一不属于经济之范畴。且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会导致截然不同之后果。
哈耶克于197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他之获奖，是基于对其老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881～1973）所创建之货币、信用和商业周期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哈耶克言，
“米塞斯无疑是他那一代中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
“当我回顾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史，我发现像他这样的人在教授中间是找不到的，甚至亚当·斯密也难望其项背；能够与他相提并论的只有伏尔泰、孟德斯鸠、托克维尔或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这样的大思想家”（《导言》）。
在米塞斯过世之后，美国企业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本杰明·安德森这样描述米塞斯：
他最令人敬仰的品质是宁折不弯的诚实，毫不犹豫的真诚。他从不屈服。他总是自 由地说出他认为对的东西。如果他曾打算收敛一点或仅仅弱化一点对流行却不负责任的政 策的批评，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位置和大门都将向他敞开。但他从未妥协。
那么，米塞斯自 由地说出的又都是些什么呢？
他眼中的德国大学是这样的：
德国的大学是国家机构，大学教师是政府公务员。教授们很清楚他们身为普鲁士国王仆从的地位。即使他们真的运用他们名义上的独立自主批评政府措施，这种批评也不会超出我们通常可以在行政官员圈子内部听到的那些牢骚和不满（第一章《历史主义》）。
这样的大学，我们何其熟悉乃尔！
在谈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时，他这样介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关注人类行为的理论”。“门格尔和庞巴维克都没有打算建立一个学术圈中惯常使用意义上的学派……他们明白他们无法培养经济学家。作为先驱者和创造性的思想家，他们认识到人们无法规划科学进步，也无法根据计划培育创新。他们从未试图宣传他们的理论。只要人们具备了接受真 理的天赋，真 理就会凭着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如果人们缺乏掌握真理的主旨和意义的能力，凭借粗鲁的方式教训人们口头信服一个学说是没有用的”。
而门格尔在笔记中也写道：“在科学中，唯一能够确保一种观念的最终胜利的方法就是：人们应当允许任何反对意见的充分表达。”（第四章《奥地利经济学派》）
反对意见如此重要乎？照门格尔之表述，假如没有反对意见的充分表达，一种观念，哪怕你是正确的，也无法取得最终之胜利？并且，科学进步是无法规划的，创新是无法培育的，事实果真如此么？
他在第五章《货币理论的早期著作》中，还提到了俾斯麦著名的“爬虫基金”。然而对此我却一无所知。抄录书页下部英译者所加之注释：
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5）驱逐汉诺威国王之后，利用没收的财产设立了一个秘密基金，用于贿赂记者或资助德国和德国国外的政治运动。他把这笔基金称为“爬虫基金”，因为他鄙视那些接受贿赂的人（英译者注）。
原来如此。此做法和清朝的皇帝有些相似，他们利用投降的明朝官员，却鄙视这些大节有亏之人。乾隆不就下旨将对大清有赫赫战功的洪承畴、祖大寿、冯铨等，及所有降清的明朝官员统统都列入《贰臣传》嘛。贰臣和爬虫应该有些类似吧。
他认为：
经济学家应该关注的是理论，而不是个人纠纷。他的职责是批判错误的学说；至于揭露异端邪说背后的个人动机，那就不是他应该做的事情。面对他的对手，经济学家必须秉持这样一个虚构的假定：他们仅受不带偏见的客观理由的引导。一种错误观念的支持者的行为究竟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这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公开阐明的主张之对错。揭露贪污腐化并将此类内幕公之于众，是其他人的责任（同前）。
其实，何止经济学家应该这样做，所有以追求真理为己任者，难道不应该都是如此么？
他这样看待邪恶：
邪恶的存在恰恰是因为以下事实：大众缺乏足够的智识，无力选择某种手段通往他们向往的目标。通过暗示的力量，现成判断可以轻而易举地强加给人民，这就表明人民没有做出独立判断的能力。这里隐藏着巨大的危险（第七章《第一次世界大战》）。
无论一战还是二战，都是邪恶的势力腾云驾雾于人类的上空，从而给人类带来巨大之灾难。帕斯卡尔说得没错，人只不过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人而不会思考，便无异于一根芦苇，邪恶的火花一点，就有可能火烧连营啊。这样活生生的例子又不仅仅只有两次世界大战！
米塞斯曾在奥地利商会工作过。他是商会的经济学家。“今天，当我回顾我在商会的工作，我唯一感到遗憾的就是我的妥协精神，而不是我的强硬态度。在一些枝节问题上，我总是乐于退让，如果这种退让意味着能够挽救一些更加重要的决定的话”。“我一直严格区分学术工作和政治活动。在学术上，妥协是对真 理的背叛。但在政治上，妥协却是必不可少的”（第八章《在商会的工作》）。“我是战后奥地利经济学的良心。我孤立无援，为一切政治党派所怀疑”（同前）。
我们的以研究学术为生的专家学者多了去了，可具备“妥协是对真 理的背叛”之信念者又有几人呢？
汪宇在《漂泊的苦魂》中说，“米塞斯是具有洞见性的思 想家，自然也是社会发展的预言家”。洞见者，很清楚地见到是也。这样的思 想家，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啊。在一件人为灾难发生之前，如“反右”，如“文革”，真正具洞见者又有几人呢？他说：
我还在读中学的时候，按照惯例，选择了维吉尔的一句诗作为我的座右铭：
不要向邪恶低头，鼓起更大的勇气，继续与之对抗。
我愿以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二O一八年五月二十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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