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沉重的历史包袱

读徐中约《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庭

——1858~1880年间的外交》

读徐中约先生的《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1858~1880年间的外交》，就觉透不过气来。盖当西方国际大家庭（最初仅指签订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的西欧基督教国家。其于1721年、1783年又吸纳了俄罗斯帝国和美国。1856年的《巴黎条约》又接纳了土耳其）抵达远东时，和中国领导的东亚国际大家庭发生了激烈碰撞，而处于扩张态势的西方国际大家庭的光芒盖过了对手。

西方国际大家庭是建立在承认主权国家平等的基础之上。而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际大家庭，则“近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作为中央帝国的中国是家长，中国周边的小国如朝鲜、安南、暹罗、缅甸则充当家属成员的角色，它们以定期朝贡的形式向中国表达敬意，日本一度也定期向中国朝贡。这是儒家人际关系思想在国际层面的延伸。

正如每个人在儒家社会中都有其为人处世的身份基础，“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也有各自适合的身份。凭借其在文化、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的领导地位，中国当仁不让地担当起家长的角色，其他家庭成员则甘愿接受朝贡国的从属身份，以此来承认中国的领导者地位。

朝 鲜人在其记录中将和中国的交往称为“事大”，而将其与日本的关系称为“交邻”（《第一章序曲：东西方国际大家庭的相遇》）。

而朝贡双方各有其权利与义务。“中国负有维持国际大家庭秩序的责任，通过派遣特使主持朝贡国新王的册封仪式及颁赐诰书等形式承认朝贡国为其家属成员。朝贡国如生乱，中国也会出兵援助”。

“贡国作为家属成员沿用中国家长的历法，并派出特设朝贡使者在中国方面的陪同下沿指定路线赴京向家长表达敬意”（同前）。

可以说，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际大家庭朝贡系统，与西方国际大家庭之主权国家间是平等的系统，简直就是圆凿方枘，两者相遇，非发生冲突不可。势头正盛的西方国际大家庭一方处于强势、扩张之地位，而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际大家庭一方处于弱势、防守之地位。

然在东西方交往之初期，自皇帝到大臣，是认不清这种形式的，“中国皇帝无法接受西方国与国平等的观念。是故，每一个抵华的西方使团总会有同中国发生争执的时候，因为中国方面总是固执地将这些使团看作朝贡使团”。

而“中国方面对待‘夷务’的态度源于自古就有的政治哲学，是旧传统的产物”。

作者在回顾了历史后指出，“汉朝的和亲外交政策及宋辽间的兄弟关系反映出儒家尤其强调人际关系之于解决问题的重要意义。这种先例对耆英的外交行为有着启示意义，耆英是19世纪40年代著名的办理夷务的专家。他以朋友的方式热心帮助璞鼎查并坚持收璞鼎查的儿子为义子。借着历史的幽光，可发现耆英的行为就是传统‘个人外交’的变体”。

“19世纪的清朝官员正是从上述遗产中获得了如何与高歌猛进的西方国家接触的向导与灵感”。

“清朝官员对外国人诸如‘蛮不讲理’‘反复无常’‘性同犬羊’‘性情叵测’和‘性多暴悍’的描述，以及他们为达到防止夷夏杂处的目的而固执地抵御外国人在京师设立外交公馆及赴内陆贸易和旅行的行为，无不体现他们深受过去的影响。

然而，过往是一个糟糕的导引，因为工业化时代的西方和中国历史上短暂的夷狄部落有着天壤之别。没有更好的渠道以资借鉴有益经验，正是中国在外交事务上一再犯错的主要原因”。

行文至此，作者感慨道：“历史知识非但未能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被灵活地加以运用，反而成为其做出正确反应的羁绊”。

也就是说，儒家传统人际关系在国际交往中的运用，及对待夷狄的传统，正成为清朝皇帝与官员肩上沉重之包袱，而此重负他们可能还未意识到。

1858年6月17日，当“桂良说服朝廷同意夷人使节进京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士人一片哗然。抗议奏折如潮水般涌向朝廷，士大夫们纷纷建议以战争来洗雪国耻。上奏折的大多数是监察御史和翰林，他们将自己视作抵抗外来渗透和守护中华生活方式的忠诚卫士”（《第三章天津谈判》）。

但终于，中英《天津条约》于1858年6月26日订立。其中第二款：

大清皇帝、大英君主意存睦好不绝，约定照各大邦和好常规，亦可任意交派秉权大员，分诣大清、大英两国京师。

次日中法、中美、中俄《天津条约》相继签订。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勋爵在向伦敦汇报时称常驻公使条款“孕育了对中国最重要的后果”。美国特别公使列卫康则说这些新订立的条约将“中国带入了世界上伟大国家之列”。

也就是说，自此中国就放弃了东亚国际大家庭家长之身份，而以平等之身份，来与西方国家大家庭的成员打交道了。然如此重要意义，当年的皇帝与大臣们又如何能够认识到呢？背负传统的天朝上国之心态，与严别夷夏之分观念的重负，他们每朝前走一步，都是那么地艰难。以至于在英、法、美、俄在北京设立公使馆的15年之后，大清才在伦敦、巴黎、东京等设立公使馆。

后来即便朝廷决定派出驻外公使了，“文人士子们依然瞧不上出使的任命，甚至避之不及，有声望者中，鲜有人自愿出使外国”（《第十章解决问题的早期路径》）。

当1876年郭嵩焘率使团赴英时，大学者、湖南人王闿运在《湘绮楼日记》中写道：“湖南至羞与为伍。”并撰有一副讽刺郭嵩焘的对联：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见多识广的大学者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了。

1877年5月，中国驻英公使馆设立。此后至1880年，中国先后在德国、秘鲁、古巴、美国、日本、俄罗斯派出了公使。“在设立完毕这些公使馆后，中国终于在国际大家庭内占得了一席之地”（《第十二章驻外公使馆成为常设外交机构》）。

而同处东亚的日本，因为历史包袱较轻，早就派出了驻外公使。李鸿章在1874年12月1日致函总理衙门，便有

“……日本小邦，出使欧罗巴者不绝于道，中华虽不必如此殷勤，似未便过于自域。费者小，而裨益者多，伏祈察夺为幸”（《第十一章举国关注的公使问题》）。

作者在《尾声》中这样写道：

民族国家的大家庭中容不得天朝上国的存在。天下共主的神话在这里无法成立……天朝上国是过去的甜梦，是既往的荣耀，是中国难以为继的奢华，这还有疑问吗？为了在新世界里生存，这个儒家的天朝帝国不得不转变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

可是，我们在从天朝上国转变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呀，其原因无他，皆因我们背上的历史包袱太过沉重了也。而此重负，很难说现在就已经完全卸下来了。

二O二O年元月十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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