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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说的国际传播专题提上日程了嘿。「国际传播」是重点也是难点，了解一个概念往往不够，还需要诸位考生有更宽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思维，能够灵活运用新闻学/传播学基础知识和前沿热点做分析。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 是指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而进行的跨文化信息交流与沟通。国际传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国际传播是指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往来,包括首脑互访、双边会谈以及其他相关事务。这种传播活动是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古已有之。狭义的国际传播是指“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它是随着大众传媒的出现，随着信息全球化的逐步展开而兴起的。国际传播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外向内的传播——将国际社会的重要事件和变化传达给本国民众;另一部分是由内向外的传播——把有关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信息传达给国际社会。（很多同学往往把国际传播仅理解为对外传播其实是不准确的喔）国际传播力（能力）指的是在国际场域传播信息，并以此对受传者的行为、利益、观念等施加影响的能力，主要包括媒介的覆盖能力、信息的生产能力、传播的规模与精准能力、效果影响能力等。国际传播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技术和形态方面，也体现在国际传播力的变迁。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其形构能力和外溢能力的增强。未来，一些国家在智能媒体技术赋能下，可以海量搜集数据，开发先进算法，敏感预知风险，高效生产、准确分发信息，甚至利用国际传播能力影响人们的行为、塑造人们的观念等，从而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施加影响。所以，随着智媒时代的到来，中国需要抓住新机遇和新生长空间，增强我国国际传播力。
第一，国际传播的主导者是主权国家以及其他国际行为主体。“其他国际行为主体”包括国际机构,如联合国、欧盟、世贸组织等;地区性的联盟组织,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等;跨国组织,如国际奥委会、世界环保组织等。
第二，国际传播是国际行为主体(主要是国家)控制之下的信息传播，这与它的属性有关系。国际传播是国际政治的一部分,而国际政治突出的是政治关系,强调的是国家安全,这就决定了国际传播在影响国际政治的同时,必然受到政治权力的制约与控制。
第三，国际传播是过滤式的传播。国际传播的主体既然是国家,其最高原则就是国家利益。鉴于此,传播者在对外传播时,必然要选择那些有助于树立国家良好形象的信息,而将那些无利或有害的信息剔除掉;在对内传播时,必然要回避那些消极有害的信息,而将于己有利的信息介绍进来。趋利避害是国际传播的公理,中西媒体概莫能外。
❗❗ 国际传播与国家利益相关联,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色彩。可以说,国际传播不仅是一种跨越国界的信息传播活动，也是国际政治、国际舆论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基于某种价值观的话语较量和话语权争夺。
长期以来，我国多以单向“对空演讲”式的传播思路向世界宣讲我国形势与发展。这就导致以自我为中心的政治话语体系难以融入世界主流话语体系中，被外国予以曲解不认同。我国传统的官方外宣话语体系基本沿用了建国后的符号系统，往往是口号式的、排比式的、说教式政治话语，大话、空话、套话颇多，容易引发“宣传恐惧症”。从冷战时代过来的西方受众，对于共产主义阵营国家的媒体报道，具有深深的不信任感。少数发达国家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技术和资本实力控制世界信息生产和传播，造成了世界信息单项流通的不平衡、不平等结构。西方大国的文化霸权主义使国际大事报道呈现以西方话语和视角，甚至对中国仍持有严重的刻板印象和污名化。比如漫威电影中曾对女主角的挑选充满了西方社会对东方的偏见和刻板印象，符合“眯眯眼、单眼皮、冷漠脸”的审美一元化。文化、历史、生活等差异存在，导致中华文化在异域空间传播中难以与受众形成共通的意义空间，加剧了解码的难度。受众长期浸淫在西方媒体下。处于截然不同的文化和制度下的西方民众往往不能完整理解我们所要传达的信息和观点。很多具有国别特色的词汇句法，经过不精准的翻译之后，就不能成为 “受众 语言”，会显得突兀、与境外受众格格不入，甚至与原意反其道而行之。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难以被受众接受和理解，也会削弱传播效果。传播主体身份或形象从“一元”到“多元”、从“官方”到“民间”、从“政府”到“行业”、从“宣教”到“专业”，正是中国传媒提升国际传播力的必由之路。无论对于国际传媒机构还是受众而言，“具有侵犯性、试图改变其观点”的传播姿态，总是让人不愉快、不接受的，而民间、行业、专业的身份可以将概念化、符号化的“硬”内容，转换成受众易于感知、深感亲近的内容和形式，再配合适当的仪式化修辞，可以大大降低上述“不快”的发生。应由政府官方、传媒、（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民间社团以及公民个体等，共同组成国际传播的多元主体；整合外交、对外贸易、对外宣传等多方面的力量，同时巧妙利用目标国家的各方力量，合力塑造国家形象，实现国家利益。在国际传播中，无论公民个体是否真的是最佳传播主体，但“软”“硬”兼施，多元传播主体的思维，的确是当前国际交往、国际传播中最主要、最有效的理念与实践。在我国国际传播发展历程中，受官方意志的左右，传媒曾长期秉持“以我为主”的对外宣传思维，忽略了“宣传”与“传播”的区别（举一反三来了：请问“政治宣传”和“国际传播”的区别有哪些？），造成了中国国际形象与传媒国际传播力长期落后的困局，并对日后的“提升”与“赶超”带来极大困难。因此，在传播“诉求”维度上，中国传媒需要从以单一“宣传”目标为主导的诉求，步走向以“传播”目标为主导的诉求。比如在传播过程中，可以贴近不同受众的文化背景与接受习惯，我们也需要看到传播对象—国际受众的复杂性和多元化存在，在传播中要区分不同文抡背景、价值习惲和行为方式的传播对象，继而进行饱富贴近性与针对性的传播，即理悟传媒国际传播的“本土化”理念。 三、渠道：从单一扁平的传播渠道走向多媒体渠道融合的立体传播 浦尔教授提出“媒介融合”概念时，恐怕不会想到日后的世界会如此迅速而深刻地走向数字化生存、全媒体生存。虽然海外国际一流媒体早已瞄准新的传播技术与传播思维，但较之于我们在依靠传统媒体进行国际传播时代里的劣势，媒介融合时代或许是我们抢占国际传播高地的机遇。中国传媒一方面要在“全媒体时代”打造多元的“传播渠道”，另一方面要不断摸索国际传播中的“市场产业渠道”，以同时提高传播的覆盖力和渗透力，深人、立体地传播中国形象。电视节目传播依然是当前国际传播的主要样式，即便是通过网络等新媒体渠道传播的内容，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是电视节目或电视元素的新媒体呈现。我们的节目传播亟待从“盒带式专题节目”（风情山水片、综艺晚会、带有政治色彩的宣传片、主旋律纪录片）打包推送这“一架马车，走向纪录片、电视剧、电视新闻“三驾马车”并举的格局。如巩固纪录片的国际传播“排头兵”地位，提升纪录片的国际传播力；解决好中国电视剧的价值观吸引力问题；在国际新闻报道中，找到中国“好视角”。（ 如果题目特别强调“智媒时代”中，那还有一个答题框架）在智媒时代中，尝试以“超传播”理念为导向，以提升覆盖能力为基础，以建设数据、算法能力为核心，以发展场景能力为阵地的路径，抓住智能媒体时代所提供的新机会和新空间，不断增强我国国际传播力。第一，以“超传播”理念建构综合性国际传播思维。智能媒体时代的传播形态是一种“超传播”，表现为传播空间上的“超媒体”，即借助智能手机、智能家居、物联网等，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溢出媒体空间，而与真实社区空间等紧密结合；传播内容上的“超信息”，即传播更多地和运动、消费、社交等活动结合，是一种信息流、服务流、关系流的集合束，是超越了单一信息传播的关系型、综合服务型活动。因此，国际传播应超越传统的范畴，在更宽广的场域寻找入口，通过提供综合服务、建构多元关系来争夺国际传播的各种场景。第二，鼓励、支持媒体的智能化转型和国际化发展，提升覆盖能力。近年来，一些媒体已经开始智能化传播探索。如“新华智云”以其开发的“媒体大脑”，利用智能媒体技术自动生成多语种新闻向全球传播。但总体来看，我国智能媒体的国际覆盖率还比较低，缺乏真正实现普遍覆盖的媒体。因此，为了更好推动媒体国际化发展，一方面可在符合国际经济、贸易等规则的前提下，在国家规划、制度层面给予相关媒体机构相应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另一方面，相关企业、媒体要制定国际化发展战略，积极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国际技术合作、国际并购等方式大力拓展国际市场。第三，重视数据搜集和算法开发，提升数据、算法能力。受制于智能媒体国际覆盖能力不足等原因，我国国际传播的数据搜集能力还需进一步强化。缺乏数据的“喂养”，国际传播算法的开发也会受到局限。在这样的状况下，已开展国际传播业务的传统媒体机构，可适当转变观念，坚持内容与数据并重，依靠其分布于全球的网点以及网络爬虫等技术搜集数据，建构国际传播数据库。此外，我国部分智能媒体企业已经具备相当强的实力，可积极拓展国际业务，广泛搜集数据，开发适用于国际传播的算法；力争以“细粒度”“高像素”的国际受众画像，高效精准洞察国际传播大势，实现以算法决策、算法推荐、自动分发、综合服务等为特征的智能化国际传播。第四，敏锐感知国际传播新场景，精确匹配信息与服务，提升场景能力。在国际传播场景的感知和竞争方面，我们应在把握域外地理空间、文化背景、法律制度、用户需求等的基础上，从新闻、社交、运动、消费、支付、学习等各种场景寻找传播入口，并注意国际传播不同区域场景的特殊性、差异性，基于新的数据搜集和算法精准匹配信息与服务，注入信息流、服务流与关系流，不断提升国际传播的场景思维和能力。国际传播承担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和“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重要职责。疫情的复杂性决定了国际传播的相关工作需从系统观出发，在实践中不仅要聚焦疫情这件大事，更要将其与国内国外的大势结合起来回答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把疫情报道和新时代中国话语建构结合起来，以“四个自信”讲好中国的抗疫故事从系统观来看，中国的抗疫斗争是一项系统工程，把宏观和微观、整体和局部结合起来，对疫情总体态势进行准确把握，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和处理，注重系统性和协同性。这对国际传播的相关报道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顺带复习一下政治
）
真实是新闻报道的生命。中国的抗疫斗争中涌现了大量可歌可泣的典型人物和事件，国际传播可以深入挖掘、准确报道。但也要注意到，大局的真实和事实的真实同样重要。事实堆砌可能会造成大局在媒介议程和输出中的碎片化（这点需要关注！！）。抗疫斗争的大局是党的坚强领导、中国的制度优势、人民群众的家国情怀与奉献精神的综合体现，是具体新闻报道的灵魂所在。要把大局和事实有机结合起来的真实中国传播给世界，这就需要运用新时代的中国话语。以“四个自信”为话语框架和具体故事的遴选与报道夯实基础、划定边界并提供意识形态保证。同时，也要以“四个自信”为基础，总结中国经验，客观分析不足，从发展的角度体现中国制度不断自我改革、自我完善的决心与行动。二、把中国经验与全球面临的疫情挑战结合起来，以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主体性，讲好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抗疫故事。中国是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二者是协同演化的关系。新冠肺炎是人类的共同敌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中国以巨大的牺牲为全人类作出了贡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认为，中国强有力的举措不仅是在保护中国人民，也是在保护世界人民，为全球疫情防控赢得了宝贵时间。因此，中国举全国之力抗击疫情就是在为全球抗疫工作作出重大贡献，这是国际传播讲好全球抗疫故事的起点与重心。三、把疫情的挑战与全球治理结合起来，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以文明交流互鉴为依托，讲好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故事。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文明交流互鉴（再举一反三：简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类似的近两年热点考题还有“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是一体两面。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机制和过程。媒介化的文明交流互鉴正在成为数字、网络和智能传播时代的一个新常态。国际传播和中国话语建构可以化危为机，把疾病造成的伤害转化为为人类谋求更大福祉的动力，把全球抗击疫情的共同努力转化为携手应对国际体系不确定性挑战的正能量，把疫情冲击暴露出来的治理问题转化为改革现有国际治理体系的切入点。（这一点，大家也可以发散思维，结合“建设性新闻”给自己出个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