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字先生当作家

（2017年秋文联组织采风与歌词作家张松岩留影）

　　早些年看《三字经》，说“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做正字”。那是天降神童；后来看民国人物传记，说那些人五六岁就能对对联，那是天降奇才。回想一下我的文化生涯，6岁就能望文生义念白字，那是天降歪才。但歪才自有歪才的路，我靠着无知无畏胆大过人的气概，硬是从好几千常用汉字的重围之中杀出一条血路，从一个农民混成了党报编辑，并加入内蒙古作家协会。

　　我的祖父是教过私塾的先生，父亲解放前上过教会学校，在部队修到高小文化，母亲是初小文凭，舅舅是新中国第一批民办教师，我学文化有得天独厚的土壤，三岁时就能认得“人民公社”和“毛主席”等比较难的字。所以，咱六虚岁就被舅舅走后门领进学堂。尽管半年时间坚持把“刘秉忠”写成“刘秉虫”，但丝毫不影响咱传播国学的满腔热情。有一天，我拿着舅舅看的《水浒传》给小朋友说：这是大书，叫水许传。那书里的人名数宋江最简单，但我给小朋友念成了“木工”。我的望文生义缘于祖父的启蒙。因为我问他字时，他不给教。私塾老先生残酷地对我说，中国字字不离母，万事不求人！

　　从此牢记祖父的教诲，把虚荣的种子埋在心底。不认的不查字典，不懂的不问老师，胡诌瞎碰，自成一体，志大才疏，眼高手低。最丢人的一次，是上初中时，在全校大会上朗诵原创作文：一轮红日再再（冉）升起，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操场上响起了排山倒海般的掌声。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自从有了念白字的前科，便格外关注起念白字的世人。

　　小时候，村里从陕坝请来一位说书艺人，那先生西河大鼓唱得好，故事情节记得牢，但白字念得不少。每有坏人摔了跟头，他总要用一个形容词，把“狗吃屎”念成“狗吃米”，擅自提高了狗的待遇。

　　文革时期，村里来了工作组，每天在村俱乐部给大家读报纸。那时毛主席有段“吐故纳新”的语录，里面有“通过肺部，吸进新鲜空气”的句子。一个40多岁的组员居然念成“通过市部，进行呼吸”。他们组长当时就把报纸抢过去说：我的大爷，你怎么不说通过卡其呢？这是最高指示，是政治问题啊！那个组员第二天就卷铺盖回了陕坝。

　　村里有个人叫窦国才。有一年，我在村口看见邮递员东张西望，因为熟识，便主动问他有甚难处。那后生比我小四五岁，人也实在。他像做贼似地问我：你们村是不是有个叫卖国才的，这里有他一份加急电报。因为他声音极小，我听成了“卖国贼”，后来明白过来，当时真想放声大笑，但考虑到他属于“白”友一族，不忍加害，认真将其领到那户人家。待他出来，我也像做贼似地告诉他：那个字念“窦”不念卖，那人是个爱国者，不是卖国贼。这是政治问题啊！那邮递员自己到笑得前仰后合……

　　回家讲起这个故事，父亲说，黑老鸦笑猪黑，你若不是住在本村，和他也是一个念法。仔细一想，有道理。

　　许多年后，我应聘在“陕坝周报”当了编辑，又见到那个邮递员，他还在送报纸。他说，刘老师，你是个好人，我是小学文化程度，顶父亲的班参加工作，你那年没笑话我，鼓起了我学文化的信心。他还请我下了一顿馆子。

　　说老实话，自从有了“白字先生”的美名，不笑话人，也不怕人笑话。当了编辑后，我的领导是从奋斗中学出来的语文高级教师，叫白允中，学过训诂学，这位是名符其实的先生。有一回，我把成语“炙手可热”念成“灸手可热”，他迅雷不及掩耳地给予纠正，但他话没落音，我又把“潸然泪下”念成“淆然泪下”，领导停下手中的工作，表情极其严肃地说，老秉啊，你现在是文字工作者了，不是农民了，要加强学习啊！我连错两回，不免恼羞成怒，顶嘴道：报纸编辑又不是播音员，写不错就行吧……

　　嘴硬归嘴硬，后来还是和人家学了不少东西。

　　前几年下乡采访，和一帮司机同桌吃饭，其中有人讲了一段亲身经历。说没撤盟建市前，他在公署开车。有回加了汽油开了票回单位报账，会计不给他报。并把票扔给他。他仔细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公鼠车队”。他当时又好气又好笑，才想起那天开票的小姑娘为什么慢腾腾似问非问的表情。他说，有一点我不明白，说她没文化吧，为什么专拣难写的字啊？

　　大家哄笑，我没敢笑，因为这也是我的“白”友一族啊！

　　古人云：不耻下问。作文做事，大体相同。靠虚荣心活着，不仅难受，还叫人笑掉大牙。

　　《河套故事》的作品，为30多年积累，七长八短，小家烂气，不敢请大家作序，只好自嘲自乐，自以为序。

（2009.8.6于临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