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两篇最伟大的散文，几乎同时横空出世

现在我们谈起诗词歌赋，都会憧憬一番，对于他们的作者，也会万分崇拜。但是，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各种文体之间是存在着鄙视链的。古人将文章看作是千古事，是非常重要的，但也仅限于议论文、散文等等。对于诗歌，一开始也是不屑一顾的，认为那是雕虫小技而已。

直到后世诗人频出，还缔造了唐诗的辉煌之后，诗歌才被认为同样具有“黄钟大吕”的功能。接下来被鄙视的则是宋词，就连文坛宗师欧阳修，也笑称词就是上厕所时的读物。至于说元曲和明清小说，更是难以登大雅之谈。为什么四大名著的作者都存疑，就是因为在当时即使写出最流行最畅销的小说，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文章之中，散文的地位又非常高，所以佳作层出不穷。有人反复比较，列出了十大散文之类的排行，但不管怎么排，相信《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是必然入选的。这两篇精彩的散文，我们在中学语文课本上都一一拜读了，可你知道它们都是同一年创作的吗?

在《岳阳楼记》中，开篇就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而在文章最后，则点名成文时间是“时六年九月十五日”。关于醉翁亭记的时间，存在一定的争议，有人认为是庆历五年，有人则认为是庆历六年。在小珏看来，也有可能是草稿和正式公开的时间而已。这两篇传世佳作，几乎同时完成，写的内容关于楼阁亭台的记体散文，真是令人赞绝的巧合。

那么，庆历六年到底有什么魔力，竟然导致了这样一次思想艺术的碰撞呢?这要从庆历新政开始说起。当时，宋仁宗在位，已经看到了宋朝在表面的繁华之下，实际上危机重重。官僚冗员现象严重，土地兼并严重，百姓生活困苦，边境上除了辽国这个老对手以外，又新崛起了西夏这个强敌。因此，宋仁宗决定实行新政。

相比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新政的实施者可谓人才济济，名臣辈出，他们包括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范仲淹就上疏十条整顿吏治的改革主张，拉开了新政的序幕。只可惜这样豪华的阵容，依然没有办法突破保守派的攻击，最终也就实行了一年四个月废止。

新政是庆历三年开始的，庆历五年初，实政的改革派们，纷纷被排挤出京城。范仲淹自请外放为邓州知州，欧阳修则担任了滁州太守。经过与京城的门生故吏告别之后，他们来到各自的贬所，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酝酿，这才不约而同写出了传世佳作。

其实，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更没有真的“观夫巴陵胜状”，只是因为滕子京向他求稿，范仲淹欣然应允。他一挥而就，不仅凭借高超的想象力，写下了气象万千的岳阳楼景，而且还在文中，一吐自己的政治抱负。

我们只要留意，会发现《岳阳楼记》中的话是套话，根本没有任何细节描写。“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这样的话，放在哪座楼台都可能够适用。范仲淹没去过岳阳楼，自然写不出也不敢编细节。尽管他的才华横溢，但如果没有细节描写，这篇《岳阳楼记》就是写得再花团锦簇，也免不了流于下乘。但其中的一句话挽救了它，让它最终格调高远：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相比《岳阳楼记》，《醉翁亭记》的气势并没有那么波澜壮阔。但是，欧阳修却以妙笔天成的方式，将醉翁亭的饮宴娓娓道来，写得生动活泼，流畅洒脱。除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广为流传外，“人知从太守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是不是和范仲淹所说的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