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蜜边境 游走莽人|中间美术馆2020年夏季新展“忍不住转身”

为抑制新冠疫情在全球进一步的蔓延,各国政府“反全球化式”地封锁边境。正如中间美术馆2020年夏季新展“忍不住转身”的主题词所说,“‘不要出门’一时成为一句问候。人们对‘外’的排斥和抗拒心理再次被点燃并扩散”。在这次展览中,程新皓的参展作品“奔向甜蜜”恰巧聚焦于一个世代生活在中越边境线上,而正“走出家门”,从故乡向制造业中心迁徙的族群。

本文根据艺术家程新皓于《忍不住转身》开幕日艺术家对谈活动发言,以及凹凸镜DOC记者采访整理而成。

程新皓

中间美术馆2020年夏季新展

“忍不住转身”之“奔向甜蜜”

口述:程新皓 
整理采访:米拉檬

编辑: 张劳动

程新皓,1985年出生于云南。201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获博士学位。现作为艺术家工作生活于云南昆明,以录像、装置、写作等方式,关注中国背景下的现代化、知识建构和空间生产等问题;并以身体为媒介,建构个人体感与特定历史时空之间的连接。

主要作品包括:

对一条河流的命名(2014-2018)

来源不同的时间:来自茨满村的图像(2015-2016)

陌生地形(2013-)

致海洋(2018-)

情景中的身体(2018-)

个人阐述

我一直是把所有的作品都放在熟悉的一个地理环境下,那就是我的故乡,云南省。此次参展的作品“奔向甜蜜”来自“陌生地形”系列。这个系列是我从2013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持续在做的长期的项目,包括静态照片、视频,以及一些无法归类的作品。这些不断产出的碎片,最终将形成一个整体。

程新皓摄影作品

未识别民族

“陌生地形”关注的族群是居住在云南南部,即中国与越南国境线一带的莽人。如果不是专门做民族研究,很可能从未听说过这个族群,因为它并不存在于中国官方所承认的56个少数民族范畴之内。
“莽人”是“未识别民族”。中国的“少数民族”,在学术概念外还是一个政治概念。1978年,基诺族作为最后一个,也就是第56个民族被确定下来。从此以后,56就变成了一个神圣的数字,不可改变。即使有其他的族群,也不可能再单独列为一个单独的“民族”,而只可能被归并进这56个民族之中。
莽人之前一直都没有被归并于任何其他的民族之中。然而,在2009年,通过一个叫做“莽人克木人工程”的民族识别与扶贫绑定在一起的运动,他们被归入了布朗族。但其实莽人是一个人数极其稀少的,分布在中越边境上的小族群。在中国境内莽人可能只有大概八百人不到,而在越南那一侧全部加起来也只有四五千人左右。2003年的统计显示,越南的莽人人口有三千多,现在应该到了四五千人。而他们所居住的环境,我们从卫星地图上看过去,实际上是越北山地的雨林地带。而中国和越南的边境线恰好就从他们居住的区域当中穿过去。

程新皓摄影作品

卫星地图并没有标注两国的边境线,在他们曾经的生活当中,也并没有这样一条边界存在。是莽人先居住在那里,然后边界才划到那里。有一天,他们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份不再是莽人,或者莽人之外的族群,他们变成了中国人和越南人。当然,“突然”是个夸张的说法,实际上这个过程可能跨越了几十年。

从五十年代开始,一直到七十年代,中国和越南这两个国家在这里发生冲突,再到国境线重新被划定,界碑被立起,莽人的身份也重新被明确。实际上,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形塑了他们今天的身份认同,使用这片空间的方式,以及如何在边界线上进行自己的活动。

莽人不只是独自居住在山脊线上,山脚下有汉族、布朗族和拉祜族人的村子,再上面还有苗族和瑶族人的村子。多个民族共居在山中,而最高的山脊线就是中国和越南的边界。这些民族维持生计的方式很类似,但会在很多方面建立差异,来保持特殊的身份认同。同时,传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流动变异,不断被创造,也被扭曲。现在他们之间的身份认同,也是由许多新的“传统”因素,以及新的关于其他民族的话语来组成的。

程新皓摄影作品

身份的改变与创造

关于边界或空间的生产,是我关注的一个核心。这当然就涉及到中间美术馆夏季新展“忍不住转身”所谈论的最核心的主题——历史。莽人这个小族群,是怎样被卷入到两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当中?而民族、国家的历史又如何生产出莽人自己在这里行动着的历史?大概在2001年前后,这一段的中越边界最终确立,并且建立了界碑。从此,我们可以清晰地说,这一边是中国的领土,而那一边是越南的领土。但领土这个概念在这条边界线形成之前,其实是很模糊的。

程新皓摄影作品

如果我们从莽人曾经的视角来看,很可能这就是一片雨林,一片族群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山区。可能他们的亲戚,某个哥哥,或者妻子的村子就在山的另一边。在界碑立起之前,他们是在互相交流当中,不断地从这一边穿行到那一边,在雨林中打猎,搜集各种各样的草药。他们会回到自己的村子里,或者去别的村子走亲戚,认识年轻的姑娘小伙,或者自由地在这片山野之中走来走去。

但这样的关系随着两个国家真正的成立而改变。比如,50年代之后,云南的局势稳固下来;而越南那边,一开始是法属印度支那,接着越南独立,南北越的战争,最后北越统一。那么莽人逐渐就有了民族之外的身份——中国人或者越南人。这一身份又因为70年代末到1992年的,被中方称为“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争而彻底地改变了。

战争结束后,两国的莽人又逐渐跨越这条边界,但他们跨越的边界已因这场仗被形塑成了另外一种状态,在这里就不做展开了。在越南那边最高的山顶上,莽人能够搜寻到中国的手机信号。所以说,那样一片的区域,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永远被夹在中间是模糊地带。

老一辈莽人很多是不会讲汉语的,他们有自己的语言,莽语。当然,今天中国这边的年轻人会讲汉语,而越南那边的讲越南语。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位老人家,就只会说两句汉语。他很喜欢喝酒,所以其中一句就是“喝酒”。另外一句,可能大家都无法想象,是一句非常长的话: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提高警惕保卫国家。你可以从中看到,在这场战争中,莽人的国民身份是如何一步一步被国家话语渗透与赋予的。

新冠疫情期间,当地人被动员起来,去山上设岗哨,以防止私下的越境。我所在的村子,每天都有五户人家,出人去山上站岗巡逻,24小时一换。

程新皓摄影作品

生计的变迁——“奔向甜蜜”

莽人曾经依靠老林之中的狩猎和采集为生。新中国成立后,在一系列的扶持下,他们开始了水稻的种植。而最近的一次改变,是当他们变成布朗族,政府推出了扶贫工程。政府当然不能让他们继续穷下去,因为他们变成了“新的民族”,所以要给他们新的面貌。为了帮助莽人脱贫,当地组织莽人种植瑶药、甘蔗等经济作物。最重要的作物是甘蔗,他们之前从未种过,但还是按要求把曾经的水稻田全部推平,来种甘蔗。

程新皓摄影作品

在这过程当中,莽人突然意识到一点——他们所投入的劳动力和成本加在一起,比收获甘蔗卖的钱要多。最神奇的是,他们和糖厂签了一份协议,规定如果糖厂帮忙修了路,在五年之内就必须一直种甘蔗。如果不种甘蔗,就要赔给糖厂违约金。最后,莽人面临的状况是,如果我的田多,并且都种上甘蔗,就需要雇人来帮忙收割,每年可能要赔上几千块钱;如果不种甘蔗,可能也要赔给糖厂几千块钱。最后,他们意识到,有一条路可选,那就是跑出去打工,平时不再呆在这里。

在此之前,莽人几乎从来不出去务工。可是自种植甘蔗后,莽人开始大规模向外季节性迁移。最初,只有4个人外出打工,直到去年疫情爆发之前,全村90%以上的年轻人平时都跑到东莞和深圳,成为了流水线上的工人。

程新皓,《奔向甜蜜》,2018年,

双频录像(彩色、有声),41'20"(节选)

甘蔗种植对莽人的影响是一个物的视角,即物作为能动者的影响。自然而然就希望能找一个非人类的移动视角,来展现这场对话。于是,我将摄影机挂在了“小黑”(一只狗狗)的脖子上。我和小黑的主人,以及它的女儿小狗破一起,从家里走到甘蔗田。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地追问:你们曾经种了什么?在哪个点上发生改变?何时开始种甘蔗?之后带来了什么问题?他一直跟我聊天,最后镜头停止时,狗狗在甘蔗田里,回望莽人的村子和森林。展览之中,另外一面屏幕播放的视频,记录了莽人在甘蔗田里面的劳动。我想以此探讨这个族群如何被卷入外部经济,最后变成链条当中的一个环节的过程。

在2013年之前,摄影是我主要的创作方式。后来觉得照片没法有效回应我试图讨论的问题时,开始尝试动态影像。一开始只是单纯拍摄,逐渐有了更多尝试,加入自己的视点,并以声音的方式出现。再后来,自己也来到镜头前,成为主角来讨论问题。我一直试图把自己抛入这片场域,在知识和体感之间寻找着那条被掩盖的线索。它永远存在于某些光滑的叙事之间:“自然”与社会之间;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传统”与全球化之间;历史与当下之间;自我与他者之间。由此,我在这片陌生地形中重新学习进而穿越,并得以追问:何种平面在此以何种方式杂合?何种新的知识因之出现?何种实践在制造这片空间?当下何以在这个特定的历史中出现?

程新皓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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