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手表的时代
山东省滨州市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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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古代没有时钟人们是怎么度过时光的，我只记得在追求事业的道路上，对手表的需求和渴望。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本村学校当了教师，既要工作、学习，又要照顾家庭，忙得团团转。那时，我就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一代农民，而是分秒必争快节奏生活的现代人，每天踏着表盘上的刻度而奔波。偶尔到县城出差，汽车上的司机、建筑工地上的工程师、医院的医生、商店的售货员，哪一个人手腕上不闪着亮光？让我们这些农家小子看得眼里放光。回到家，眼前全是百货商店玻璃柜台里闪闪发光的手表。戴一块手表似乎是那个年代身份的象征，是农村年轻人唯一的奢望，绝不亚于莫泊桑笔下的马蒂尔德对钻石项链的渴望。
那时候，一块21钻的“上海”牌手表也就是120多元。这对于我们每月4元补助费的民办教师来讲，要买一块表谈何容易。当时有一种廉价的南京产“钟山”牌手表仅36元，已经戴在卫生室乡村医生手腕上，亮晃晃的也同样神气，但是得凭面子托关系才能买得到。于是，我们的目标都锁定到它上面。
有一天，同事阿忠把我们带到他家，他指着 一个像蒙古敖包一样的小圆丘兴奋地说：“你看我的手表啊！”他连忙揭开小丘上面的盖板，只见里面黑的、白的、灰色的小兔子全都躲进了四周的洞里，回过头来瞪着惊恐的眼睛。下面只留下黑色的粪蛋发出刺鼻的氨臭味。阿忠扳着手指向我们算了一笔账：每只能卖2块，再过两个月就能出售20只。他已经写信给在南京税务局工作的表哥，手表指日可待。看他兴致勃勃的样子，在他的心中定然唱起了“钟山风雨起苍黄······”似乎那闪着亮光的手表已经戴在他的手腕上。又过了大约一个月，我问他：“你的手表呢？”他一脸晦气地说：“一场瘟疫，全死光了！”
昭弟是我的邻居发小，那年过麦他从东营防潮坝工程出夫回来。黑红色的脸上干裂的嘴唇，一笑露出一排白色的牙齿，一身的辛苦和疲惫。可见了我，却异常兴奋，他说：“这次出夫正遇上改革，以前的工分制改为工资制，三个月拿回了140元钱。”
啊！这是一个闪光的数字，足能买一块“上海”牌手表。我暗下决心明年一定报名去出夫。我知道保护油田的防潮坝筑堤工程异常艰苦，深入到寸草不生潮湿的盐碱海滩搭窝棚住宿；一天干12个小时的泥水营生，海风吹，烈日晒，一天扒一层皮；晚上腿肚子转筋疼痛难忍。但熬过三个月之后，一切疲劳和辛苦都会被海风拂去，只留下那闪光的140元人民币。手表啊，是一个上班族必备的生活工具，是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奢望，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却离我们像天上的星星那样遥远，做梦也触摸不到她的边缘。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春风拂煦，冰雪消融，人们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伴随着我的婚期而至，父亲从北京还带回一个喜讯。他在北京自来水公司工作，在突击安装自来水管线的大会战中荣获一等奖，首次把奖品摘掉“物质刺激”的帽子，贴上“物质鼓励”的标签。奖品竟然是一块21钻全钢防震“上海”牌手表。父亲也像青年人一样，戴上这块手表向众人宣扬自己的荣耀。一回到家，就摘下来递给我，我像是捧到了一弯新月。这让我着实风光了一阵子，走到哪里都引人围观或者招来羡慕的目光。半个月后父亲要回单位上班，他说：“手表留给你吧，你都调重点中学上班了，该有块手表了。”可我回到屋里，刚结婚的妻子却说：“这块手表是父亲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代表着他的荣誉，你能要吗？”停了停，又说：“要戴手表吗？靠自己。靠勤去挣，靠俭去攒，那才是光荣的，心安理得的。”啊，我每月29块5毛钱的工资，买块手表那简直是上天摘星星。
又过了几天，妻子从娘家回来，悄悄对我说：“来，我给你一样东西。”她嫣然一笑，从兜里拿出一个布包，说：“你在外地工作，也很需要块手表了，这些钱你拿去买手表吧。”揭开手绢是一叠10元的钱，捻开整整11张，像一颗蓝色宝石花。我们结婚她没要彩礼，只是父亲赠给她几件衣服，哪里来的这么多钱？她说：“一不是偷的，二不是抢的，你就放心用吧！”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她为社办针织厂缝手套挣来的。我知道，那时候都是为生产队干活，挣的是工分，常年没有钱花。只有到秋后，队里收成好了，每户才能分个百儿八十块钱，家里早派上了一大堆用场。妇女姐妹们闲暇时间手不闲着，在家搞点草编、刺绣等手工小副业。给针织厂的手套锁袖口、指尖，是一个挺普遍的活儿。一副手套仅2分钱，这110块钱得熬去她多少个夜晚啊！后来，我对父亲说起这块表的事，父亲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他一辈子始终佩服这个大儿媳自立自强、勤劳俭朴的人品。
三天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到县百货大楼花108元钱买了一块上海产17钻“钻石”牌手表，戴在手腕上。从此，好像完全摈弃了“老民办”的那种土气和穷气，带来的是跻身于城里国家职工的神气和帅气。这块表一直伴随我走过了20个春秋冬夏。
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石英钟走进了各家各户，花5块钱就能买一块数码电子手表。再后来，有了手机，把手表的功能给兼并了，那块机械手表也就光荣地退休了。
时光在表盘上流逝，那块手表一直在我心中留着清晰的刻度。它刻着学生时期寒冷的夜半三更蜷缩在学校门口，等待早自习的钟声；初为人师时，尾随在早操队伍后面，唯恐学生发现自己晚点。它还刻着阿忠那破灭的手表梦，昭弟在烈日和海风中受煎熬，父亲那光辉的奋斗成果，妻子从昏黄的煤油灯下捧出的“蓝色宝石”......
作者：肖永明，山东省博兴县人，退休中学语文教师，滨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有多篇散文、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在省市县级刊物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