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转向”问题直接导源于20世纪中叶的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时空论争，其实质是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结构主义对存在主义的时间性霸权反抗的影响下，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空间性研究的彰显。历史唯物主义坚持时间性和空间性相统一的时空观，它的历史范畴是包含着时间性和空间性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性过程，它从未也不可能会发生“空间转向”。一些学者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转向”，实际上只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维度的深化研究。“空间转向”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历史主义和科学主义研究范式的历史产物。在学术界空间研究日渐繁荣的形势下，厘清“空间转向”的一些基础性、源头性和方向性问题，对深化创新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空间的研究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学术热点。在所谓“空间转向”的影响下，不仅伦理学、文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艺术学、社会学、美学、建筑学、政治哲学等领域都争相把空间研究引入自己的学术领地，就连马克思主义领域内一些学者，都在为发生空间转向激奋不已，动辄宣称马克思主义“空间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空间转向”。不可置否，空间的深化研究对学科发展和学术领地开辟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然而，就目前来看，学术界对“空间转向”的发生背景和理论实质等一系列基础性问题还不太清晰，相关的研究也十分有限。在没有澄清“空间转向”的理论实质和真实意图的情况下，就宣称某某理论发生了“空间转向”，这不是科学的学术态度。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空间转向”的思想史背景和发生学逻辑的考察，来说明“空间转向”的理论实质和真实意图，并在此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时空观，对历史唯物主义到底有没有发生过“空间转向”做出科学的判断。
“空间转向”从出场到勃兴的促成因素是多方面的。从“空间转向”的发生学思想背景来看，虽然欧洲左派理论家社会批判理论的重心转移，地理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实证化方法的宣扬，后现代精神对传统秩序的冲击，人文传统与科学范式的冲突等因素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空间转向”，但是它却直接导源于20世纪中叶以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和以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对历史性—结构性的理论论争。对于这场论争，空间研究的集大成者亨利·列斐伏尔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关于结构主义和历史的几点思考》进行评述，并明确表示了他对施特劳斯观点的赞同。这场理论争锋结束后，空间范畴逐渐力压时间范畴，在各个学科领域崭露头角。“学者们开始刮目相看人文生活中的'空间性’，把以前给予时间和历史，给予社会关系和社会的青睐，纷纷转移到空间上来。”考察“空间转向”首先要回到这场论争的具体思想史背景。20世纪中期的法国，一些知识分子经历了二战的劫难对人的个性和自由的严重扭曲与破坏，以萨特为代表的当代存在主义学派受到胡塞尔等人的非理性主义现象学影响，开始深入思考人的存在与本质问题。萨特把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创建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把他的“历史人本学”推向了新高度。萨特受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启发，提出了人本主义的“历史总体化”的理论构想，认为人的发展和历史的发展是历史的总体化和人的异化无限循环的过程。萨特这一思辨的历史主义抽象的人本主义历史观，“使他丧失了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历史既没有规律，也没有意义了”。因此这使存在主义走向苦闷的悲观主义和人生虚无主义的同时，也招致了以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批评。结构主义不满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历史主义人学主张，坚决反对萨特存在主义的历史主义的研究方式。与存在主义强调历史性和主观性不同，施特劳斯反对历史（历时性）研究，认为历史是“结构的历史”，结构是“封闭的”“稳定的”“自足的”，社会的历史变化是由结构引起的。在他看来，就历史渴望获得意义而言，它注定要选择地区、时期、人的集团和这些集团中的个人，并且在一种勉强作为背景的连续性中，将它们作为一些不连续的形象突显出来。结构主义否定历史主义的历史统一性，它的研究重点在于解释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联系，强调对事物进行结构性、整体性和静态性的研究。在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影响下，施特劳斯认为研究人文社会科学，要用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精密方法。施特劳斯相信，只要能找到这样的方法，把人和人的社会当成纯粹的像自然客体一样的自然存在物来理解，就能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上得出和自然规律一样稳定的研究成果。正是施特劳斯的这一理论设想让萨特再次抓住了结构主义的理论短板。他指责施特劳斯及其追随者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不仅抹杀了社会的历史性，而且抹杀了人在历史中的主体能动性。萨特认为，结构主义所说的没有时间性的静止结构，把人、人的历史、人的社会当作僵死不变的对象来研究，是一种纯粹形式思维的静态科学范式，这种思维方式在社会科学领域是行不通的。在萨特看来，历史科学的研究须臾不能离开人和时间性，离开时间性根本就不可能对结构产生全面的认识。社会并不是恒定不变的固定形式，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动态过程，用静态的形式思维去把握动态的历史发展就会陷入理论上的形而上学，因而他主张社会科学研究要用历史主义的辩证思维做主导。现在来看，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论争的实质就是他们对时间性和空间性（结构性）做各执一端的片面强调。结构主义由于看到结构性、空间性的一面，就主张要用自然主义的方式对社会做科学主义式的研究。而存在主义看到了历史性、时间性的一面，就过分强调历史性。时空分离的分歧注定了时空统一的和解。最后，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都在对方的攻击下做了理论反思和妥协。在一些结构主义者如让·皮亚杰（Jean Piaget）等人尝试将历史性、时间性引入自己的理论体系时，萨特本人也在结构主义的启发下，借助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把一些先进的自然科学成果和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通过吸收以往的哲学思想，建设性地提出了要建构一种历史—结构的哲学理论，意欲解答人在历史中创造了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形态问题。从这场论争最终走向了一定的妥协可以看出，结构主义以强调结构来替代存在主义的历史主义的努力并未完全成功。但是它从结构空间视角打开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个维度，这对其后的阿尔都塞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列斐伏尔和卡斯特受阿尔都塞结构和因素的影响，打开了深入研究空间问题的大门。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体现为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Henri Lefebvre，1974），曼纽尔·卡斯特的《城市问题》（Manuel Castells，1972），戴维·哈维的《社会正义与城市》（David Harvey，1973），米歇尔·福柯的《他者的空间》（Michel Foucault，1976）。在提出“空间转向”的第一人美国学者爱德华 · 苏贾（Edward W．Soja，据有学者的考证，明确提出空间转向并进行系统论证的正是此人）看来，“空间转向”就发生在20世纪的80年代。从以上思想史背景和发生学逻辑来看，所谓的“空间转向”，实质上就是在 20世纪中后期，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日渐兴起的社会意识形态在人文社会科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列斐伏尔、福柯、苏贾、戴维·哈维等人，另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下对人类社会做的结构深化研究。“空间转向”既有独特的思想史背景，也有明确的理论旨趣，尤其是以科学主义思维对历史主义研究范式的反转，对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们深化时间性和空间性问题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结构主义（或者空间研究）的兴起究竟算不算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理论转向，这本身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实际上，从另一方面来看，在结构主义发生影响以来，世界范围的学者们对社会科学所做的时间性研究依然很多，这说明并不是所有学者都顺着反历史主义的研究方式走向了科学主义的极端研究范式。事实上，“空间转向”只是在空间研究逐渐形成规模后，苏贾对这个空前发展的趋势的概括。而且所谓的“空间转向”也并不是理论本身发生了方向性改变，而是学者们对时间性的研究传统给予空间性的补充。事实上至今为止，“空间转向”在思想史上并没有形成一定的理论流派，就像一些学者所说，也没能在批判旧世界中带来一个“美丽新世界”。国内学者胡大平发现这一问题并指出，“作为人类生存及其体验的两个基本维度——时间与空间，二者缺一不可，我们亦不可简单地断言既往社会理论遗忘了空间”。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否认既往社会理论遗忘了空间并不是要全部否认所有学术界关于空间研究的努力和成就。事实上如前文所说，无论是结构主义本身，还是由结构主义而兴起的空间研究，都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拓展作用。也正是在此思潮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等人打开了资本研究的空间维度，从资本全球化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的空间扩张动力，指出了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时期向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空间扩张。罗莎·卢森堡关于资本扩张形成世界经济的论述，是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一脉相承的。她以资本扩张的空间思维揭示了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对非资本主义生产的挤压和扩张，这得到了空间理论研究的杰出人物列斐伏尔的高度评价，称赞她“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打开了’马克思主义”。判断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有没有发生转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空间转向”是否意味着抛弃了时间性，转向了片面的空间性。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空间研究的代表人物列斐伏尔、福柯、哈维和苏贾的空间理论给予澄清。亨利·列斐伏尔是深受马克思、尼采以及结构主义社会学影响的从事空间研究的奠基性人物。他受到异化理论和辩证法的启发，凭借其“空间三元辩证法”思想打破了传统空间认识的二元认识论思维，实现了空间研究的实质性推进。列斐伏尔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正是社会与空间在历史的辩证发展中实现的。社会科学研究只有历史性和社会性是不够的，必须破除历史主义的霸权，借助“空间革命”来弥补空间研究的缺场，实现历史、社会和空间的统一。他反对康德、海德格尔把时间放在相对于空间的优先性地位。主张通过恢复空间的应有地位，实现历史性—社会性—空间性的三者平衡。在其“空间三元辩证法”理论中，列斐伏尔通过对“空间实践”“空间的再现”和“再现的空间”的辩证分析，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空间与空间生产的内在矛盾，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终将崩溃，社会主义作为新的异质性空间将最终被确立的历史发展趋势。尤为值得肯定的是，列斐伏尔用社会性和历史性（时间性）来解读空间，又用空间性来解读社会和历史，体现了他良好的辩证法素养。这使列斐伏尔在彰显空间性的同时，始终没有抛弃时间性。列斐伏尔清晰地看到，传统的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历史哲学，即使在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不停攻击和强烈抵制下，它也不可能完全走向解体，建设性的解决方式只能通过“空间辩证法”的空间化尝试来弥补历史决定论的非议。与具有明显后现代倾向的米歇尔·福柯与德勒兹、瓜塔里等人强调历史的观念不同，米歇尔·福柯是一个尤为关注现实空间的思想家。福柯认为我们的时代“处于同时性（simultane）、并列性（juxtaposition）、靠得近与靠得远、并排、被分散的时代”。在他看来，时间性霸权彰显威力的时代已经过去，现时代是空间优于时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理解人和历史的发展，人们不再仅仅从穿越性的直线性时间过程中，而是要从条线交错复杂的空间中去理解。他认为整个19世纪的历史科学都沉浸在对时间性研究的偏爱上。正如福柯所言，“空间长久以来都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范畴。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和辩证的东西”。受结构主义的影响，福柯认为传统史学的历史目的论者所主张的宏观全面的历史研究，不仅抹杀了事件之间的断裂性和偶然性，而且掩盖了历史的空间差异性存在。在他看来，正是历史的偶然性和非连续性蕴含了历史发展的生机。因此历史研究要从关注历史的连续性和必然性，转换到关注历史现实的真实存在状况和关注空间的非连续性和空间的异质性上来。从他的“知识考古学”到“异托邦”（heterotopies），福柯对历史性、时间性的反思是一如既往的。福柯以后现代视角建构了一种与传统历史观截然不同的新历史观。在这种历史观视野下，“全面历史的主题和可能性开始消失，而一种与前者截然不同的，我们或许可以称为总体历史的东西已初步形成。”福柯以“视角主义”“相对主义”的态度相对地突出了空间性，难能可贵的是并没有完全否定时间性。福柯在强调空间性的结构联系和共时性异质性多元存在时，对自己的时间性立场专门做了声明：“说实在的，这并不涉及否定时间，而只是讨论人们所谓时间和历史的某种方式。”爱德华·苏贾受社会批判理论和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对批判社会理论的空间化做了有力尝试。在苏贾看来，无论是“文化转向”“后现代转向”，还是“空间转向”，都是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在面对政治实践的失败时选择的政治突围。苏贾一如空间研究的前人，反对以历史为中心理解社会发展的思路，认为线性的历史进步主义决定论造成了“空间性的失语”。苏贾指出，“时间和历史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社会科学的实践意识和理论意识中，占据了宠儿的地位。”对此他强调在研究社会科学问题时，要摒弃把社会生活和社会理论过分历史语境化的倾向，以空间性思维通过空间批判展开研究。苏贾坚持把时间（历史）、空间（地理）和社会视为人类存在的三种本体，并认为这三种本体要保持平衡。其中“空间不是辅助性的，它必须超越'附加’模式”。苏贾强调空间性，但也非常警醒地反对把空间绝对化，把历史虚无化。他同样认为强调空间性并不意味着就反对历史、反对时间，而是要通过空间努力，实现空间性（地理）与时间性（历史）、社会性（人类社会）三位一体的平衡。如他所说，“这个时候他不仅仅是地理学家，还是一个重视历史和时间的社会理论家，同空间的比较中进行跨学科的考察”。苏贾为防止走进反历史主义的泥淖，主张用一种灵活的专业化诉求（a flexible specialization），“以躲避历史决定论的反动性矛头；防止对反历史（anti-histroy），或者对更加糟糕的同样是晦涩难懂的新空间主义，做过分简单的辩护。”苏贾对防止时间性和空间性分离的努力，对“灵活的专业化诉求”的寄望，以及对认识论形式主义进行一种暂时性的搁置，以便辩证地、讲求实际地使历史和地理学形成各种新的结合，以实践的检验为导向，摆脱过去各种偏见的论述，体现了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色彩。但是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阶级斗争等历史唯物主义范畴，都视作历史决定论范畴，对马克思主义而言又是一种倒退。具有地理学背景的美国学者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最深的空间研究的西方学者。空间范畴是其持续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哈维指出，“每个社会形态都建构客观的空间与时间概念，以符合物质与社会再生产的需求和目的，并且根据这些概念来组织物质实践”。哈维以空间系谱学与地理学视角把空间引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地将历史（时间）和地理（空间）相结合，独创性地提出了辩证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他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资本积累理论为根基，深度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机制，揭示了资本主义依然存在的秘密就在于资本主义自身的强大生产能力，以及利用空间来延长时间，利用空间对未来的危机进行修复。在空间的划分上，哈维与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将空间区分为体验到的“物质空间”（material space）、概念化的“对空间的表现”（the representation）和经历过的“表现的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不同，哈维认为物质性、关系性和相关性构成了空间的三个基本特征，因而他将空间划分为“绝对空间”（absolute space）、“相对空间”（relative space）和“相关空间”（relational space）。在列斐伏尔的启发下，哈维提出了“时空矩阵”（spatio-temporal matrix），这是“一种三乘三的矩阵，在其中，交集点使人想到理解空间和时空含义的不同属性”。由“时空矩阵”看来，哈维在谈论空间时，时间也从未离场。事实上，正是因为他坚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论域中阐释空间理论，才没有站在狭隘的空间立场责难时间性。一直到他为空间生产寻找最终的出路时，还坚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以“时间乌托邦”和“空间乌托邦”相统一，提出了“辩证乌托邦”的理论设想。所以，由以上四位空间研究的代表性人物的理论观点看来，“空间转向”并不拒斥时间性，他们在突出空间性的同时，并没有走向空间主义的片面化。实际上，空间研究拒斥的只是时间性的霸权，而不是不可或缺的时间性。他们的真实意图在于对历史主义研究范式纠偏，实现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平衡。基于此，这就更加证明了“空间转向”实际上是社会空间维度的深化研究，而不是抛离了时间性，转向了空间性。马克思主义时空观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基本形式。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在马克思主义时空观里，时间和空间是须臾不可分离的。没有时间的社会空间是僵死的、静止的，没有社会空间的时间是空无的。历史没有了空间性，就失去了丰富性和具体性。历史没有了时间性，就会停滞不前，实现不了发展进步。凡是有意把时间性和空间性分离开来的作法，最终都会走向片面化的绝对主义。存在主义偏讲历史性、时间性，忽略空间性，从而陷入了人的相对主义的焦虑和虚无主义的迷失。结构主义夸大空间性、忽略时间性，陷入了形式主义和绝对主义。对于时间和空间，一方面，就空间而言，要区分抽象的空间和具体的空间。空间在马克思那里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社会结构及其内在的各种关系。抽象的空间拒斥时间性，具体的空间本身具有历史性。抽象的空间是没有实质性内容的。而具体的空间不是静止的、僵死的，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的，它内含着历时性发展的要素、关系和意义；另一方面，就历史而言，要区分作为时间性的历史和作为人类社会过程总体的历史。历史作为人类历时性发展的过程总体，它内在地包含着时间性和空间性。空间要素和关系的发展演变，正说明了空间的时间性发展。脱离时间的空间极易陷入芝诺式的形而上学，脱离空间的时间极易走向反历史主义的普遍主义。如列宁所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由上述可知，时间和空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里从未出现过“空场”。一些学者所谓的空间“空场”，只是受结构主义影响的一批中外学者的误解或臆想。对此，我国学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做过专门批判。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相反它根源于现实的历史的社会空间中。没有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深度分析，也就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发展趋势，从而也就得不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规律。从事空间研究的一些学者轻率地给历史唯物主义扣上“空间缺场”的罪名，一方面说明了他们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时空观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辩证总体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空间转向”的推进者苏贾等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表面上缺乏空间话语”，所以要将空间“引入”历史唯物主义，企图以空间研究来修补或替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显然是有违历史唯物主义的初衷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唯物历史主义，它本身并不只是张扬历史性和时间性。相反，历史唯物主义中历史的出发点是社会存在、现实的社会生活，是人类生产生活实践及其发展过程。人类的生产生活空间拓展和深化，归根结底都是历史的实践的产物。声称马克思主义只关注时间性、历史性而不关注空间性是有失偏颇的。历史唯物主义发生了空间转向的说法同样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的时空观坚持时间性和空间性相统一，是唯一正确的时空观，它不会因为一些人的切割式理解就放弃坚持自己的科学观点。马克思以及后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主张过历史唯物主义有“空间转向”。一方面，国内和国外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由于受到空间研究热潮的影响，就想当然地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发生了“空间转向”，而他们所言的历史唯物主义发生“空间转向”，实际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研究者们对空间研究的转向，这很显然是两码事；另一方面，那些受结构主义影响的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线性的时间叙事，而他们可以通过以空间研究转向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转向”，实际上这也只是他们自己的一厢情愿。他们的批评者哈贝马斯认为，结构主义最大的局限就在于“结构主义大多都把自己限制在现有结构的逻辑关系上，而没有把自己的眼光扩大到构成结构过程的模式上”。在他看来，只有把结构进行过程化研究的皮亚杰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理论，才和历史唯物主义建立了联系。所以，无论是扬言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转向”，还是吹捧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转向”，本质上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时空观的曲解。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发生“空间转向”。无论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空间缺场”，还是宣称历史唯物主义发生了“空间转向”，都是有悖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初衷的。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曾经说过：“空间和时间是一切实在与之相关联的构架。我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如果我们现在的空间研究，只是把空间做到了极限，结果只能是把时间研究所犯的片面性错误重新犯一次。在时间性和空间性争论的背后，事实上是历时已久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纠葛。在西方思想界，人们为了在社会科学领域获得确定性的知识，因而把社会科学研究自然科学化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事实证明，也没有完全成功否定过。就连空间研究的奠基人列斐伏尔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人们想运用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去理解社会实践，建立关于人类现实的科学是不可能的，原因是“这种方法在过去已经失败了”。自然科学的统一性追求“阻碍社会理论在不同层次、区域采取不同方法、步骤”。关于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争论由来已久。在西方思想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自然主义式的研究方式并不是在19世纪才出现的，它有着深远的思想传统。早在霍布斯和笛卡尔时期，这两位近代哲学家由于受到实体思维的影响，意欲在近代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机械力学和原子论）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但是他们机械论和原子论的思维方式，也招致了后来思想家的批判。在德国生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看来，他们的机械唯物主义，“完全拒绝生活之谜”，“把我们的知识仅仅局限于通过自然科学方法所获得的东西。”进入19世纪以后，受约翰·洛克、乔治·贝克莱、戴维·休谟三位经验主义知识论思想家影响，实证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对现当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把对经验的客观证实作为追求，与古典形而上学走向了决裂。然而这也很快招致了人文主义学派的不满。在人文主义学派看来，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内在地蕴含着人文精神，应独立于自然科学。在他们看来，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偏向于物理主义的原子论思维和分析主义的技术性分析，在进行科学研究时，片面追求与主体相分离的纯粹客观性。这在美国学者肯尼思·D.贝利（Kenneth D.Bailey）看来，自然科学家一般不介入他或她正在研究的对象，而社会科学家则身在研究的现象之中。所以在他看来，人文社会科学不可能走上一条纯粹的客观主义的道路。人文主义学派对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判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无疑具有深刻的历史进步意义。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在挣脱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束缚的同时，一些人又陷入了另一极端的历史主义的泥潭。他们片面坚持历史事件的个别性，而不去概括和总结历史中的共同性表现，过分强调主体性和不同主体的不同标准，这就为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打开了大门。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曾说过，“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这句话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它指出了方法与内容相一致的观点。事实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在于，相较于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没有思维和意识的静止的存在物，对它一旦形成确定的认识，就会固定为纯粹客观的知识形式。而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殊性在于它的研究对象一般都有有意识的人参与。也即是说，在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时，人既是研究的主体，也是研究的对象，既有科学理性，也有价值理性。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是连续性和间断性相统一的，它在每一次实现理论突破以后，会形成短期的相对稳定的常规认识，人们用它们来解释和改造世界，直到下一次科学革命酝酿成熟。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会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是可重复的，它的辩证发展本性决定了它要坚持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相统一，坚持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统一。但是，还应看到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对阶段性。对此，恩格斯曾指出，“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是一种共时性、固定性的结构性稳态研究，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则是一种历时性、辩证性的过程性动态研究，相比自然科学，辩证思维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作用更加凸显。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科学只需要形式思维而不需要辩证思维。相反，自然科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在辩证思维的推动下实现的；另一方面，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是一种辩证思维主导的科学研究范式，并不是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需要形式思维。相反，人文社会科学的每一次进步，都要依托形式思维把其阶段性理论表现为理论的形式。然而是不是社会科学就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做研究呢？事实上并非如此。对于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它的积极意义。事实上，人文社会科学的第一次繁荣，就是直接根源于在自然科学的推动下实现的对中世纪唯灵论的胜利。如果没有对社会现象做相对静止的研究，就不可能形成坚实的理论。因此我们主张把自然科学的方法成果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但是它的最大问题还在于它试图把人文社会科学完全仰仗于自然科学的绝对主义方法论，在研究静止时，完全拒绝了时间性，走向了空间的绝对主义，忽视了社会历史自身所具有的特点，“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势必会引起研究范式的混乱。在列宁看来，人文社会科学要比自然科学复杂得多，正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所说：“把生物学的概念笼统地搬用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就变成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