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子：关于清娱集
遠山之巔，星穹之下。
邂逅君子，温其如玉。
周达，1962年出生于武汉，原籍湖北宜昌，198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深圳分公司党委书记，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天涯诗词比兴首席版主，编有《清娱集》。
关于诗，我最喜欢的说法是诗大序里的那句话：诗者，志之所之也。用现代话来说就是，诗是一切思想和情感所能抵达的地方。既然在心之志，靠着一个人的修养和学识，靠着一个人的才华和想象力，得以“感性显现”，发言为诗，那么，诗无论如何，总归是应当如其人的。尽管历史上有过无数次例外，元好问因此感叹心声心画不该失真却屡屡失真，而西方学者则不厌其烦地强调，作品中作家的个性只是在比喻的意味下才是存在的，诗人的作品不妨是一种面具，一种戏剧化的传统表现，是诗人自身生活经验的戏剧化表现。但我觉得，一个诚挚磊落的人，无需虚饰和掩饰自己，始终以本来面目出现，就像他承认他是他自己，其中不牵涉是非利害，由此发生的赞扬或批评，到头来都不过是对其人其诗的一种认知和接受的方式罢了。孟子说知人论世，便有这方面的意思，我们历代的伟大前辈们，也多对“言为心声”报以信心，所以，无论是欧阳修谈论知交梅尧臣的诗，还是陆游为萍水相逢的师伯浑“英发巨丽”的文章作序，都从对方身上看到了为人和为文不容置疑的完美统一。歌德将好的作品比喻为灵魂的美丽倒影，比喻为独特的风景，这两个比喻在今天看来虽稍觉陈腐和矫情，意思大抵是不错的。阅读的乐趣之一，便是透过文字去认识一个人，在他身上，找到我们期待的共鸣点，以此慰情和自我激励，最后的最后，愉悦自己。
对于清角，按理我是不需要通过文字来认识他的，因为他和我是大学同学，不仅同班，还是同寝室的室友，除了他周末必定回南湖机场的家陪伴母亲，在武大中文系的那几年，我们可谓朝夕相处。大家的性格都有点散漫，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喜欢我行我素。但我比较墨守成规，而他是发自天性的潇洒——和家庭环境密切相关——一种不经意的，不露锋芒的潇洒。出于随性而至而非理性的考量，对一些事的热衷和对另一些事的不热衷，使我们走得很近。事实上，我们宿舍的八个人一直相处甚好，似乎我们身上都有着某方面的共同气质。
大学那几年，天气好的日子，又没课，我们经常跑到山上，居高临下看湖水，或在柔软的草坡上，一坐半天，午休的两个小时，找一间人少的楼上教室，各自看书写作。我那时候一门心思写新诗，又受某些教授学者的引导，生起一个奇怪的念头，努力去尝试“把古典诗歌的神韵融入现代诗”，其结果，等于用自由松散的意译，翻译了若干唐诗宋词。奇怪的是，现在回想当年的闲聊，却什么也想不起来，我能记得自己写的那些无病呻吟的新诗，却想不起他都写了些什么。甚至连他最喜欢谁，是杜甫还是王维，是苏轼还是陆游，是周邦彦还是吴文英，全都想不起来。我知道他用功，而且悟性极高，但后来他在诗词上的修养，还是让我大为惊叹。也许在学校里，我对他的洒脱印象太深了，以至于觉得，套用鲁迅先生的话，他浑身上下都是“逍遥”。
毕业及今，忽忽近四十年，我在北京的时候，还不时有见面的机会，甚至能够忙中偷闲，从容游逛琉璃厂。但自我到海外，见面相对难了，不过他的诗是一直在读的，通过网络诗词论坛，通过博客，通过邮件和微信朋友圈，这使我对他的生活和心境，有持续不断的了解。我们都酷爱古典诗歌，长期熏染，习惯了那种精妙委婉的表达方式，习惯了借助作为同道者共同语言的典故来说出那些很难用其他语言说出的意思，诗词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许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写作是一种表达，唱和则是友朋间的晤谈，不仅是一种单纯的交流，还有心智上的愉快：诗是需要才气和本事的。然而遗憾的是，我的旧体诗写得不好，明明有很多话可以说，却如噎在喉中，不能一吐为快。清角寄给我和另一位同学刚果的诗中，有几首我非常喜欢，有那么一两次，我和刚果都奉和了，但大多时候，是他们俩都写出来，而我徒然望笔兴叹，比如那首《人日步蔡襄韵》，就很想步韵一首，苦思多日，只得作罢。
我在他的怂恿下试写旧体诗，是在毕业多年，在纽约安定下来之后，那时他已经在诗词圈子里颇有名气，在网上最著名的几个诗词论坛做了版主，他让我去看一些高手的帖子，看大家的跟贴，同时发来他的所作。我从连基本格律都顾不上的打油体开始，跌打滚爬了十年，才算摸出一点门道。回头再看他的诗，这就明白过来，知道什么是似巧实易，似拙实难，知道什么是沉郁，什么是含蓄，什么是格高意远。诗词真不是件容易的事，临时抱佛脚是根本不行的，需要多年的功力。读他的诗，可见在公务繁冗之余，他不仅没有把这门没用的“手艺”搁下，反而愈加勤奋，日见精纯了。
早先，他应该是在词上花了很多功夫，这是就我所读到的而言的。他记得他说过特别喜欢姜夔。后来他偏于写诗，诗又以七律为主，其实他的五言也写得很好，包括五古。五年前，我写了一首较长的现代诗，《无题，或写给新的一年》，他一读之下，也许是心有同感，顺手改写为长达三十八韵的五古。一首跳跃性很强的现代诗，被他改写为严谨的五言诗，不仅原意俱在，而且语言变换了，却毫不不觉得隔膜。可见他才思的敏捷和自由驾驭古体的功力。当然他的当行本色是七律，写得最多也最好。在这方面，他真正是转益多师，老杜是不消说了，从宋人那里他也得力甚多，功夫下到很细微的地方。如果说学宋是一种训练，那是一种最严格的训练，打下的是最坚实的基础。我很少读清诗，清角则对清诗也很熟悉，《两当轩集》就是他的手边书。清角的七律，我很佩服的两点，一是他的对子特别好，给我的感觉是他有本事什么都拿来对，而且对的巧妙又中规中矩。其次是他的结尾好，我觉得结尾不松懈，有新意，是比较难的，唐人的很多七律，结尾都还经常说套话，那些套话不要也是可以的。清角的七律不会轻易放过尾联，意思是实的，又能继续拓展，决不虎头蛇尾。
北宋的三大诗人，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次韵他人之作，可以一次，再次，三次，四次，总是有话说，总是能从一层意思再翻出一层意思，视韵的限制如无物。清角也有这个本事，他唱和友人的诗极多，即使是次韵杜甫《秋兴八首》和鲁迅的《惜花四首》，也是一鼓作气，毫不手涩。
清角为人厚道，重情谊，既慷慨大度，又细致体贴。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无不感觉到这一点。他洒脱，但看上去不显山不露水，是一种平易随和的洒脱。他以平常心看待世事，谨慎勤勉之外，却能不沾不滞，不拒不迎，凡事坦然受之，以自足为乐。他在社会大半辈子，经历丰富，接人甚多，却始终保持本色，这是很不容易的。他性情温和中正，这和他的生活，他的环境和家庭，他的天性和学养都有关系。古人说，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对于交通便利的现代人，似可不必，古代扼于环境的被动，在今天完全是一种自由的选择，这就应了存在主义者的那句名言，存在先于本质，存在决定本质，自我选择就是你的存在，因此，也就是你之所以为你的原因。说句真心话，在这方面，我一直羡慕同时也佩服他。因为他能做和做到的，我知之甚深而不能行。
清角长于武汉，长住岭南，广州白云山常在他诗中出现，所谓“我心常向白云垂”，此岂偶然哉！大庾岭的梅花也是有名的。近代及当今的画界和诗坛，岭南每多奇逸之士。在这方面，也可以说他多少有点得天独厚吧。因此在清角的诗中，我们看不到偏激放浪之辞，看不到争胜斗气，看不到无病呻吟，为文造情。他的诗纯正，干净，不能说穆如清风，但总是沉稳和不卑不亢的，是儒家顺天知命、出处有度的那种雅人深致。但这并不意味着清角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他和母亲感情深厚，每逢清明和母亲的忌日，必有发自肺腑的追悼之作，读来感人。他的诗作中，相当部分是有关时事的，武汉疫情的几个月，他就写了二十多首，从《封城有感》到《哀李君》，从《寄围城中诸同窗》到《喜闻新增病例不到一百》，从《赞钟南山院士》到《武汉解封日书怀》，可当诗歌版的武汉抗疫日记。
多年前，我曾劝清角将历年所作结为一集，宣纸线装，便于保存，也可赠送师友。他笑说，写诗纯为自娱，出书不急。现在，《清娱集》终于整理编辑出来，三百余首诗，虽然大部分早已反复读过，还是有新鲜和愉快的感受。一方面，全面读过，前后贯穿映带，便有一个完整的形象出来。另一方面，它勾起了对过往时光的回味。“青眼坐倾新岁酒，白头追诵少年文。”我曾在送给他的我自己的书上抄过荆公这两句诗。面对《清娱集》，心中突然想到的，还是这两句。黄庭坚喜欢在诗中用“青眼”与“白头”作对，前者说的是朋友间的理解，后者说的是岁月的流逝。要评说《清娱集》中的诗，我是不够资格的，只能说点杂乱的感想。清角以“清娱”名集，其实对于读者，何尝不是清娱呢。集中的句子，如“四畔青天围入水，一泓秋水淡于天”，“鹤去应知尘世冷，人归犹被夕阳迷。”“卅年梦觉浮云散，四野虫鸣大火流。”“依人行止类牛马，回首浮云过雪峦。客梦而今风外老，关河犹在静中观。”“持节云中嗟一念，荷锄月下意无穷。”“椿樗十丈常安梦，猿鹤千年早结盟。”都可沁人心脾。
清角在诗中多次使用了修月的典故，如《碧花园学圃》：“岂曰无能方种蔬，人如龙凤亦挥锄。英雄何止操同备，大野但余丘与墟。空负一双修月手，闲翻几卷养生书。山居不必歌长铗，食有鱼兮出有车。”故事出自《酉阳杂俎》，郑仁本的表弟和一位王秀才游嵩山，天晚迷路，遇到一人杂草丛中酣睡。二人向他问道，并打听其来历。那人说，他是修理月亮的人。月亮本是七宝合成，经常需要修治，以保持其晶莹圆润。从事这项工作的有八万二千户，他就是其中之一。
修月，这是何其美好的事。因此很自然地想起与此类似的宋代诗人石延年的故事。苏轼《和蔡景繁海州石室》：“芙蓉仙人旧游处，苍藤翠壁初无路。戏将桃核裹黄泥，石间散掷如风雨。坐令空山出锦绣，倚天照海花无数。”所说即是此事。石延年在海州做地方官的时候，州境多山，山上花木不多。石延年想出一个办法，把桃核裹上黄泥，叫人用弹弓射到人迹不到之处，不数年间，满山满谷就开遍了桃花。
这就是我读《清娱集》后的感觉。
2020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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