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等待戈多》到存在主义：可能与现实
一段故事的自为续写：从《等待戈多》到存在主义
——略论人生中的两种境况——可能与现实
文/江一
【内容摘要】
《等待戈多》是西方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之作，也堪称这一派戏剧的开山鼻祖，自此，荒诞也逐渐成为一种特殊的审美意识形态。存在主义哲学作为西方人生哲学的一个流派，它对死亡、恐惧、烦恼等有了十分到位的理解，因而才得以清醒地认识到当代西方社会中荒诞的实质，进而成为荒诞派戏剧的哲学基础。但《等待戈多》只是在存在主义哲学基础上清醒地认识并完整地展现了人之生存困境，而并未给出一个走出荒诞困境的具体路线。因此，在对“等待戈多”这一故事进行深入解读后，笔者强调还应自为地进行一段故事的续写：从《等待戈多》到存在主义。
【关键词】
《等待戈多》 存在主义 荒诞艺术 可能、理想与现实
让我们尽情地去回忆、像柔水亲吻礁石一般去回忆过往的岁月吧！然后，再凝视这多荒诞的言词，那时，我们会将它命名为“美丽”，因它告知我们现今的所在、所为！——致《等待戈多》
——题记
《等待戈多》属于荒诞艺术，如今荒诞也早已上升为一种特殊的审美意识形态，实际上，荒诞艺术已不仅仅指荒诞戏剧艺术，但它确乎开启于西方现代派艺术的一个戏剧流派即荒诞派戏剧，它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1953年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上演成功使荒诞戏剧红极一时，最初这个流派被称为先锋派戏剧，到1961年，英国人马丁·埃斯林的名著《荒诞派戏剧》一书问世，荒诞派戏剧的名称才固定下来，并流传开来。
由此可见，荒诞派戏剧是一个“新生事物”，自然以之为渊薮的“荒诞”这一审美意识形态也可算作后起之秀了，而它们的产生并生存下来必定也道出了时代的风貌、喊出了世人的心声。为了便于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从宏观上对文学与人生做一番思考。
对于文学的发展线索，目前，我所认识到的最基本的有这么两条，即时代风貌与世人心态。我认为文学是一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那么，其中的时代风貌和世人心态就因之而显露出十分重要的价值。在我看来，以上两条线索之间的关系是辨证统一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时代风貌是可以决定世人心态的。而特定时代中的世人则必定至少是十分乐意去采取一种特定的方式来呈现或宣泄自己的这种心态。这样，时代风貌也便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世人展露其心态的方式即文学在特定时代的样式或风格。
而由于时代的变迁，前代世人呈现自身心态的方式即先前的文学样式或风格又并不一定能够满足当代人呈现自身心态的需要，而必定至少说是十分可能会去独创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或风格。因此，在如此一番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说时代风貌是文学发展的外部因素，世人心态是文学发展的内部因素，而整个文学就是在这两条线索的牵引下向前演进的。
回首沉吟，思量荒诞派戏剧及荒诞这一审美意识形态的创生，我认为这正是特定时代中世人心态的真实反映。荒诞派戏剧的先声之作《等待戈多》上演于1953年，这个时候，正是二战结束不久，当时人们正处于战争的阴影之下，世人普遍对自身的现代文明充满了反思、怀疑、焦虑乃至恐惧。正如英国作家戈尔丁所言：“在之前，我相信只要合理调整社会结构，我们就能解决自身的所有问题，但二战之后，这一切可能都不复存在了，因为它鲜明而完整地暴露了人类来自自身的恶。”（其大意如此）这表明浩劫余生的人们感到惶恐不安，他们清醒地看到了“恶”其实是人性本质中的元素，而并不仅仅是人类中某一部分的特例。
于是，我们说问题的关键即在于人们不可能通过否定人类中那一部分、那一小部分为恶着的特例而实现彻底否定乃至消除人类普遍的恶，因为战争证明了恶其实早已普遍于人性之中，自人之为人始，那么，完全否定恶即完全否定人，连同否定者自身。这样，人的存在就是一种尴尬的荒诞，时间的存在就是对荒诞的记录、再现乃至创生，如此想来，时间也在折磨着存在。
如此，在这样的西方社会中，人们极需要一种学术，并由它来赋予这种存在以合理性，倘若不能够，就干脆直接重新创制一种合理的存在。那么，以我的理解，这种学术就包括存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就是这种学术中一员，这是最基本的。如萨特提出诸如“存在即合理”“存在先于本质”“人绝对自由”这样的命题。这样，我们便很容易理解存在主义哲学何以为《等待戈多》的思想基础。而且，这种迁移是纯粹自为的，是西方哲学家们对死亡、焦虑、烦躁、恐惧、自由、选择等认识到位的果实。事实上，存在主义哲学也的确影响了当时和以后的一大批作家，是它引领作家们缔造新的人类之梦。
时代中人性的貌似倾颓使得人们不得不反省自身，这致使他们发现了实际生活中的种种荒诞，接着他们便以一种艺术的方式重现或再创生活中的荒诞，这赋予了荒诞以审美的价值或属性。此外，荒诞之所以成为审美形态，还在于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即重现和再创荒诞，从表面上看是反理性、反传统的，但实质上它仍然是西方理性之树上结出的果实。因为荒诞能够成为“荒诞”的前提不仅仅是因为荒诞存在，还在于人必须对其实质有清醒的认识。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性的认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荒诞艺术才在标榜个性、提倡自然、呼吁选择和赞美超越的同时，也辛辣地揭露现实，并在审美实践活动中创造出艺术作品，即富有个性的有意味的形式。
以上，便是我从思辨的角度概要地梳理了作为荒诞艺术的《等待戈多》其创生与存在的理据问题以及其美在何所。以下，我们将结合剧作来谈一些它的寓意及寓意的呈现方式。
起始之处，我们还要将上文中的一个话题接过来：作家们何以情愿在存在主义的引领下缔造新的人类之梦？这是人类之本性所决定的，战争的残酷让人们清晰地看到源自自身的恶，他们热切地期待一种学术因重新解释世界而使世界重新归于平静，很明显，在他们眼中，当时存在主义哲学做到了。事实上，无论世界怎样，谁都无法改变人性中对本体、对理想、对乌托邦的追求，这是人性中感性欲求力量的强烈召唤。因此，人类中才有了许许多多“明知不可为而非为之而不可”的壮举。而关于这一点，宗教哲学家蒂利希认为要成为人就意味着要有乌托邦，因为乌托邦本就植根于人的存在本身。与这点相关联，德国人卡尔·曼海姆则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讲到：“达到理性支配存在的最高程度的人已没有任何理想，变成了不过具有冲动的动物而已。”
《等待戈多》这一颗西方理性之树上结出的果子，作为其培育者的贝尔特，难道他不明了其与存在主义哲学的渊源吗？难道他未得知人性中的乌托邦情结吗？我认为《等待戈多》提出的问题，应由存在主义来回答并解决，然而，但它能吗？未知。
人作为一种自为的存在，标志着人是具有可能性的存在物。在荒诞派看来，更具体地说，在《等待戈多》看来，人也是应该拥有并追求理想的。于是，他们，狄狄（指弗拉季米尔，以下皆同）和戈戈（指爱斯特拉冈，以下皆同），在等待戈多，戈多来了，他们便得救了，戈多是他们命运的主宰，是他们理想的追求。但是，这里作为理想的戈多已经被贝尔特改造了，贝尔特将人们常识中的理想泛化，使它成为一种可能。这便赋予理想以诸多的不确定性，实质上也赋予了常识中的理想以“两歧性”，即理想一旦演变为可能，便生出了明显的否泰两极，其中一极引向终极之善，即常识中的理想，而另一极则引向终极之恶，即常识中理想的反面。这样一经改造，表面上看是十分荒诞的，而实际上却有着极深的悲剧意味。理想泛化为可能之先，仅为常识之理想时，人之追逐若临水捉鱼，鱼不得而无害；理想泛化为可能之后，而为两歧之理想时，人之追逐若缘木求鱼，鱼不得反有大害。理想之为常识之理想，其意虽狭，而有无限之可能；理想之为泛化之可能，其意虽阔，而无丝毫之可能。人若处此境，焉能不悲？
狄狄与戈戈心中所要的是一种理想，而现实所呈现的却仅是一种可能，他们在生活实践中所要追逐的是一种可能，而现实所呈现的却是一种不可能。这种悲哀，也可是当时人们生存处境的一种反映吧。
关于《等待戈多》的艺术表现形式，我主要谈以下两种，即循环模式和象征手法的使用。我认为正是它们构成了《等待戈多》的荒诞性和悲剧性。下面，我们简要举例说明。
首先，循环模式在剧作中的体现。
其实，本剧中“等待戈多”这一事件本身就是一种循环，日复一日，剧作仅截取其中的两日，但他们已经这样度过了五十年（依剧中人物说）。我们看一下剧中两个明显的小循环模式，其一，第二幕开始时狄狄所唱的歌谣，如“一只狗来到厨房，偷走一小块面包。 厨子举起杓子，把那只狗打死了。于是所有的狗都跑来了， 给那只狗掘了一个坟墓，还在墓碑上刻了墓志铭，让未来的狗可以看到：一只狗来到厨房， 偷走一小块面包。厨子举起杓子， 把那只狗打死了。于是所有的狗都跑来了，给那只狗掘了一个坟墓……”其二，第二幕中狄狄和戈戈轮换着戴包括幸运儿在内的他们三个人的帽子，这种轮换周而复始，如“戈戈接过狄狄的帽子，狄狄把戴在头上的幸运儿的帽子整了整。戈戈戴上狄狄的帽子，把自己的帽子脱下，递给狄狄，狄狄接过戈戈的帽子。戈戈把戴在头上的狄狄的帽子整了整。狄狄戴上戈戈的帽子，把幸运儿的帽子脱下，递给戈戈……”这两处仅仅是例证，但却也清晰地表明当时人们内心的彷徨——无路可走，而所谓的走只不过是无休止的循环而已。我们来看剧中的一段对话，弗（指弗拉季米尔，以下皆同）：“他们变得真厉害！”爱（指爱斯特拉冈，以下皆同）：“谁？”弗：“他们俩。”爱：“这是个主意，咱们聊聊天吧。”弗：“是不是？” 爱：“什么？” 弗：“变了没有？”爱：“很可能。他们谁都在变。就是咱们变不了。”他们永远不变，永远循环，从全剧来看，这也在暗示变的结果即波卓与幸运儿今后瞎眼和耳聋的悲惨遭遇，从而告诉人们变与不变，谁都不比谁更好些。这一点，在下文中我们还会提到。
其次，象征手法在剧作中的运用。
若我们仔细品味，剧中有很多对话与场景饱含哲理、寓意深远，它们象征着现实中人类生存境况的尴尬与荒诞，应当说，整个剧作就是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意象。
狄狄有这么一句话“一个人的心情是自己做不了主的”，这是一句很有哲理的话，因为在人之外，还有一个世界存在，而这个世界有时完全可以主宰一个人的内心，比如当时那个时代风貌。
在第二幕的开始，狄狄与戈戈有一段对话：爱：“我啥也没干。”弗：“那么他们干吗揍你？”爱：“我不知道。”弗：“啊，不是这么说，戈戈，事实是，有些事情你不懂，可我懂。你自己也一定感觉到这一点。”爱：“我跟你说我啥也没干。”弗：“也许你啥也没干。可是重要的是做一件事的方式方法，要讲方式方法，要是你想要活下去的话。”细致地回忆我们的生活，这的确是一句至理名言：有一个重点不应忽视，即做事的方式。比如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人接物待人的方式我们不喜欢，甚至感到厌恶、恐惧，那么，即使他并未对我们做些什么，但我们也会主动地避开他，因为我们担心那种我们心中所认定的发生在他人身上的恶会过渡到自身上面。同样，我们之于他人，也是并无二致的。因此，若不想使他人成为自己的地狱，在生活中，我们应当重视这一点，干什么无所谓，但做事的方式很重要，对于你、对于我、对于他，莫不如此。
若是将狄狄与戈戈的等待戈多视作一种不变的循环，那么，波卓与幸运儿则是一种别样的设计。在一日之内，波卓与幸运儿变为一盲一聋，而之前狄狄说：“他们变的真厉害。”戈戈说：“他们谁都在变，就是咱们变不了。”这两对不同的伙伴，一对变不了，一对变的厉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种对比其实也是一种象征，表达着那时人们对当时世界的看法，即人世的故事要么永恒循环、周而复始，要么变化迅疾、每况愈下，这种对人世的认识是消极的、悲观的，但却是深刻的，是对当时世人心态的真实呈现。
与这层意味相联，我们再看狄狄与波卓的一段对话，弗：“我在问你是不是一下子瞎的。”波：“在一个明朗的日子我一觉醒来，发现我自己瞎得像命运之神一样了。有时候我不由得怀疑我是不是依旧睡着。”弗：“那是什么时候？”波：“我不知道。”弗：“可是总不会在昨天之前。”波：“别问我。瞎子没时间观念。属于时间的一切东西他们也都看不见。”……弗：“哑巴！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波：“（勃然大怒）你干吗老是要用你那混帐的时间来折磨我？这是十分卑鄙的。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有一天，难道这还不能满足你的要求？有一天，任何一天。有一天他成了哑巴，有一天我成了瞎子，有一天我们会变成聋子，有一天我们诞生，有一天我们死去，同样的一天，同样的一秒钟，难道这还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平静一些）他们让新的生命诞生在坟墓上，光明只闪现了一刹那，跟着又是黑夜。”这段对话可堪称点睛之笔了。狄狄与戈戈，波卓与幸运儿，一对不变，一对速变，却都是荒诞的。他们都期待所追逐的可能最终成为理想甚至成为理想的现实而不是噩梦，但对他们来说，可能在现实中偏偏是一场噩梦而不是理想，更不是理想的现实。然而，变与不变，可能、理想、现实、噩梦都在时间中存在。那么，这时间的存在也即是一种煎熬了。
仅在一日之间，波卓成了瞎子，他也说瞎子是没有时间观念的，但他也承认了自己的愤怒是由于受到了时间的折磨。因此，可以看出，对于瞎眼的波卓来说，时间的存在无疑是一种折磨，因为时间并非静止的，它在动，而他却感觉不到动——时间的流动，也即自己的衰老和死亡的逼近，如此说来，面对时间，波卓自然会感到恐惧。因为，它们是可能，是隐患，因而也随时可以到来。
人作为一种自为的存在，标志着人是具有可能性的存在物。于是萨特提出“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这样就把人的可能性无限地扩大了。此刻，我想到了人总是要去追求一个个的可能性，并尽力使这些可能性成为现实性，且每一个后来的可能性都要比前一个更好。那么，这样的可能性也就是理想吧。我认为存在主义所倡导的自由选择的可能性其实质也是指这样吧。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为世界寻得一个稳定的框架。
现代西方哲学对死亡、恐惧、烦恼、焦虑、自由、选择等概念理解得足够到位了，因此也对现实中存在的荒诞及其实质有了清醒的认识，因此促生了荒诞艺术。这样说来，一段故事：从《等待戈多》到存在主义确乎可称为一种自为的续写了。
【江一简介】
江一，青年作家，诗人，编剧，中文课程设计师，原名金江昆，号榷山，1988年生，2012年7月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育硕士，师从实力派作家、诗人、著名文艺评论家胡业昌先生，著名儿童文学研究专家侯颖教授，现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衡水市作家协会会员、签约作家，河北衡水中学语文教师,衡中诗词协会理事，著有长篇小说《渡缘》《一江琴声》《湖畔弦歌》、诗集《桃花坞雨》《榷山问樵》、美学著作《美的唤醒》、哲学著作《生活世界与艺术境域》、学术著作《情境之门》《一个诸境斋的故事》《洒落的从前》《唐宋诗发展史简话》等，指导中学生创作诗文集《繁荇集》《化境风》《童音》等。发表的论文有《叙事类写作限制初探》《传统文化传承问题探究与解决》等。曾独立开发课程《汉字硬笔书法入门与提高》《美的唤醒》《中西思想小史与文学写作》《知“古”与知“己”》，并教授北大先修课《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主持和参与的科研课题《青少年心理问题与对策探究》《传统文化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传承》《责任教育》和《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和青少年职业规划》，荣获教育部关工委和重庆课堂内外杂志社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好老师”主题征文特等奖，写作教育事迹被国家级教育人物杂志《中国好老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