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无关
与陌生的朋友会面，自我介绍时，我总说自己是个教书的。有人说我谦虚，搞得我不得不一再声明：我就是个教书的。还有人鞭策（也许是调侃）我，说：您是光荣的人民教师，光教书可不行。我一律笑答：还是先把书教好吧。
做教师已经25年了，这25年间，中国基础教育改革风起云涌、波澜壮阔。何其幸也，我亲历其间，既是改革者，也是被改革者。不幸的是，改革忽东忽西、忽左忽右，让人迷迷糊糊、不知所措。初为人师那会儿，领导也好，同事也好，对教书都是相当重视，指示我一定要把书教好。我一头扎进书山学海之中，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当时确实感觉有点死、有点僵，因为年轻，也曾大放厥词，经人指点，才有所收敛。没过多久，仿佛是一夜之间，教书成了罪过，照本宣科被认为是最大的陋习，遭到口诛笔伐，仿佛中国教育之所以落后，教书乃始作俑者。教书匠成为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贬义词，让人唯恐避之不及。
教书匠受到批判的同时，另一个极富诱惑力的名称——教育家，被认为是教师应该的追求。最初的时候，我为之欢欣鼓舞，纵情高歌，甚至认为教育的春天来了。然而不久之后，我发现事情远不像我想得那么纯粹。教育家仿佛从天而降，南派、北派，京派、海派，本土的、外来的，形形色色的教育家，活跃在各种各样的会场，宣讲这各式各样的理念，教育创新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然而教育最前沿的阵地——课堂，并没有因为教育家的涌现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教育家们口口声声说关注课堂，但是他们很少光顾课堂，都在忙着讲学，或奔波在去讲学的路上。当初的激情渐渐冷却，我对教育家开始敬而远之。教育家的盛行让一线教师失去角色的认同感和身份的归属感：既不能说自己是教书匠，又不敢说自己是教育家，“我是谁？”很多一线教师有这种迷茫。
不久之前，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一石激起千层浪，教育界又掀起争当教书匠的热潮。最近一段时间，连续看了几篇重磅文章，均是大腕的大手笔，无一例外的为教书匠大唱赞歌，无一例外的对教育家进行冷嘲热讽。一下子，我醉了。昨天还是过街老鼠一样的教书匠，今天就变成了香饽饽；昨天还是光彩熠熠的教育家，今天就成了欺世盗名的大骗子。——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说实话，我不敢轻易表态了，因为我无法预料下面将要到来的是什么。会不会有一天，教育家再次被捧上天，而教书匠再次被踩在脚下？谁能保证不会呢！
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像个幽灵一般一直徘徊在教育的天空，导致教育人搞教育就像政治家搞政治一样，非要捧一个、摔一个，非要支持一个、反对一个，非要让一个上天、让一个入地，非要你死我活。在这种思维模式导引下，中国教育最擅长制造矛盾、发动群众斗群众。提倡素质教育，非要提出一个应试教育加以批判，结果导致素质教育的很多理论无法自圆其说；推进现代教育，非要提出一个传统教育加以批判，结果导致很多优秀的东西无法传承；提出以学生为主体，立即有人反对，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干什么？稍微冷静下来想一想，就会发现，这些对立都是我们意想出来的，本身并不存在。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对立吗——难道应试教育不需要素质，难道素质教育没有考试？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对立吗——难道现代教育是从天而降，难道传统教育一无是处？学生和教师对立吗——难道让学生走向前台就一定让教师隐在幕后，难道以学生为主就一定以教师为辅？
教育家也好，教书匠也好，并不是矛盾对立、水火不容的。教育家的思想和情怀，教书匠的技艺和精神，都是教育所必需的，都有其各自不可替代价值和作用。做教育，没有教育家不行，没有教书匠也不行，都是教育家不行，都是教书匠还不行。昨天，我们把教书匠骂倒了，不利于教育的发展。今天，我再把教育家骂倒，更不利于教育的发展。今天，我们提出“重拾教书匠精神”，明天会不会又提出重拾教育家精神？这样翻来复去折腾下去，何时是个头！
让教育家和教书匠和谐相处，教育才能和谐发展。和谐，在我看来是教育最重要的价值追求。特色发展也好、全面发展也好，综合素质也好、核心素养也好，课程改革也好，教学改革也好，最终都要落实为和谐——身心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一旦背离了和谐，教育必然步入歧途，甚至会造成意想不到的恶果。什么是好的教育，就是让每个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什么是好的教育体制，那就是让追梦教育家的人，大胆的追逐梦想，让钟情教书匠的人，踏踏实实做个教书匠。教育家与教书匠各司其职、和谐相处，教育就不会偏激，就不会左右摇摆，就不会风一阵雨一阵，孩子们就能在一个稳定的、安静的环境里，自由的、自然的、自觉地、自信的成长。这样的教育，岂不更加美好？
即将结束本文之前，我想再次重申“生命课堂”的基本理念：做自己的教育，做真实的教育。教育家也好，教书匠也罢，都与我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