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边城》剧本修改”论沈从文绝非文青 | 杨早·早茶夜读353
353丨边城
杨早金句
《边城》之所以没有变成一个烂俗的
虐心言情小说，
就在于它保留了强大的克制力。
各位周末好。
又到了我们的小说民国综述时间。
不过今天我不打算综述我们这周共读的沈从文《八骏图》，原因是我觉得这篇小说不太好说。
以我个人的浅见，它是一篇讨论性心理和性观念的小说。当然还包括对婚姻的看法，对男女的看法。这样一篇小说其实可以讨论，但是它并不太适合用来总结。其实也是我个人的浅见：沈从文在性心理和性观念上面是比较浅的。
你可以想想，喜欢他的和不喜欢他的都谁？
喜欢他的，郁达夫，徐志摩。他们之间是有共同特点的——我不是说“渣男”，我是说“天真”。他们对很多事情的想象，带有很强的天真的色彩。
那不喜欢沈从文，谁呢？钱钟书。而钱钟书的小说恰恰就是以理性著称。所以把这几个人的定位一摆，你就能大概理解沈从文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我觉得要真正地看懂《八骏图》，需要把《沈从文全集》里的书信和日记，尤其是年轻时候的书信，要好好地读一遍。
所以今天我们不讨论八骏图，我还是来讨论《边城》。
上周比较匆忙，而且也想回应一下，上周子瑜提出来的，她没有听到语文课。所以今天我就想让沈从文来给大家上一堂语文课。
在《沈从文全集》的第八卷收录了《边城》。《边城》后面有篇附录，就是沈从文对《边城》电影文学剧本的修改。
这个很有意思，首先我想跟年轻的你解释一下什么叫“电影文学剧本”，这个东西现在有点看不到了，但是在80年代的时候是非常流行的。就是剧作者是把剧本当成文学来写，写完以后会率先发表在刊物上——以前我们看综合性的文学刊物，经常会看到有“剧本”这一栏——不像现在这样，第一剧本也不能随便外传，第二剧本更多的是台词的合集，用台词来推进情节，跟80年代已经完全不一样，像对人物的描写，对景物的描写，创作者真是把自己的剧本当做文学作品在创作。
《边城》是由姚云和李隽培改编的，写完以后，交给了沈从文，沈从文看完，写了很多的改评意见。虽然不管出于客气也好，出于感激也好，沈从文肯定会对这个剧本大体上肯定，但是你看改评内容，就会知道沈从文在里面动了很多的刀子。
编剧之一：姚元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给汪曾祺他们上课的时候，反复强调“要贴着人物写”，恰恰在他对这个剧本的修改里面——现在因为我们看不到沈先生当年是怎么改汪曾祺他们的作文了，但是从这个剧本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沈从文那种细致，还有他的坚持。
就从这个修改来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沈从文不是一名文青，他绝非一名文青。
但是电影剧本的作者明显是一个文青。所以沈从文对文青作品的修改。其实是很值得学习的。时间关系，我也不能都谈，大家可以自己找来看，但是我点几处，比如说，沈从文在里面会特别强调“虎耳草”。大家知道虎耳草是《边城》里一个特别的意象。按说在剧本完成之前，编剧就已经去过湘西考察过拍摄环境了。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在剧本里面经常写“虎耳草在风中摇曳”这样的句子。然后沈从文就反复强调说，虎耳草是贴在岩壁上生长的，它不可能摇曳，“不管什么大风都不会动的”。
编剧也会编造很多的所谓桥段。比如给黄狗加了好多的戏，比如让黄狗衔着老船夫的酒葫芦奔回来了，沈从文说，不对，“使用狗要有个限度，超过了需要，反显造作”。黄狗还有什么戏份？就是他跟着翠翠出去的时候，这个剧本就让它一会儿对着人叫，一会又跑来跑去，然后沈从文就说乡下狗是很怕生的，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家，他就不会离开主人，一定在主人跟前，所以你不要把狗的这个戏给它太多了。
包括后来有一段，说黄狗为了安慰翠翠，去舔她的脸，然后沈从文就说，这是洋狗才干的事情，中国的土狗绝对干不出这样的事情来，主人也绝对不允许它这么做。
像这样的片段什么的都特别多，还包括这一段，说翠翠第一次遇上了二老，“翠翠害羞地低下了头，散漫的光线下，翠翠跟那男子四目相遇”，沈从文就批评说“黄昏中哪会有什么四目相遇而害羞低头”，把这句改成“翠翠笑笑地顾自走了”——沈从文特别强调翠翠是一个还没有成年的小姑娘，这种少女的情怀，它实际上是朦朦胧胧的，“对恋爱只是感觉到，所以处理上盼处处注意到”。
但显然，编剧做不到“贴着人物写”，包括写翠翠爷爷给她盖被子，说把被子盖在了“丰满、修长的身体上”。沈从文就批注说“这人还未成年”。包括剧本写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说她“白脸、长身”，沈从文说，十一二岁，即使城里人也还没有抽条，何况乡下。
类似这样的批评特别多。包括剧本特别喜欢写下雨，但是又非常的不准确。比如写说：“雨越下越大，青石板的街面上溅起持续升的白雾，在风中舒卷。”沈从文批注：“杭州雨季是这种情形，湘西山城下雨可不这样。”还有剧本写湘西人，说老船夫和杨马兵“盘腿而坐”，沈从文就说我们那里的人从来不盘腿而坐。还有像什么“得了吧”这种北方语词，沈从文也非常不喜欢，必须给它改过来。
还有，有的时候编剧会把戏份加得很重，比如说在翠翠去看看龙船的时候，二老不断的盯着河边的窗户，镜头从一个窗户摇到另一个窗户，都没有翠翠。沈从文就觉得这样写，太俗气了，而且绝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有剧本说苗家姑娘在在河街上走，沈从文说“这不是苗区，苗人并不会多，顶多是用三三五五”这样的话，像这样的改动，太多了。
问题出在哪里？我觉得，就在于编剧是个文青。所谓文艺青年，跟作家的一个区分点，就在于分寸的控制。文艺青年往往把文艺或者说文艺腔、文艺感，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目标。因此他们写东西是务求华丽或者绮丽，希望用词越偏越好，越多越好，总琢磨着怎样把事情写得比较夸张，用一个词儿说叫做“刻奇”（kitsch）。
文艺青年在叙事的时候，是特别刻奇的，比如说写景物，他会写“淋得湿透的喜鹊，凄厉地叫了几声”——你怎么知道他凄厉？沈从文就注明说：“不可能，也不必要”。景物的描写，不能够完全跟人物的心境结合，何况你把人物的心境也写得很夸张。其实人的心态是会自我调节到一个相对平静的心态，那种大哭大笑大悲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这让我想起最近杭州女孩章子欣遇害，这个案件里面，很多人不是指责他的父母或者爷爷奶奶冷血吗？其实人的生活，不可能是那么drama的状态的。人总归要回到平静的生活，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人总要过下去。
恰恰是在这种充满了文青气息的文字里面，会经常出现什么都把自己投射进去的状况。像《边城》剧本里不断的使用喜鹊、草、风雨这些东西来映射人物的心境。但实际上，《边城》之所以没有变成一个烂俗的虐心言情小说，就在于它保留了强大的克制力。他写翠翠的心思，特别的朦胧而优美——优美这个东西必须留白。如果是往前走过一分，可能就失去了它所有的意义。
汪曾祺在多年后重读《边城》，写下了自己的成名作《受戒》。大家比较一下，这两师徒其实都在这方面，有着非常好的控制力。就像沈从文批评剧本时会写“这么描写，不合小说的素朴风格，似应简化”，后来汪曾祺也说过一句话，说“小说就是删繁就简的艺术”，这是今天的一个结论。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写作文。
那就这样，下周我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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