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兆报馆小史
题目：时兆报馆小史
来源：《出版与印刷》2017年第4期P49-52
作者：周祯伟
DOI:10.19619/j.issn.1007-1938.2017.04.011
摘要：时兆报馆（The Signs of the Times Publishing House）为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在上海所建的印刷机构，为该会文字布道事业之中心。时兆报馆的馆址几经变迁，从荜路蓝缕到逐渐壮大，这个过程与安息日会在华的传教活动休戚与共，时兆报馆出版的《时兆月报》（Signs of the Times Magazine）有较大的发行量与影响力，抗战时期曾是大后方销售量最高的刊物。抗战胜利后，上海时兆报馆自有的印刷厂为全国最大的印刷机构，这为上海印刷学校的建立奠定了物质上的基础。
关键词：时兆报馆；《时兆月报》；上海印刷学校；安息日会
时兆报馆（“时兆”，即末世时基督复临的征兆。对“时兆”的系统性理论阐述主要见于《时兆月报》，《时兆月报》既名为“时兆”，旨在透析一切大小时事，寻求末世和复临的征兆）是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Seventh Day Adventists）于20世纪上半叶在上海设立的印刷机构，它的设立与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在华的传教活动息息相关。根据该会信仰，除组织教会宣传耶稣的救恩、劝人悔改、破除迷信等观念外，该会还办理了医疗、教育以及印刷机构来传播、灌输人生服务的知识及保健原理。据1951年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在华“会务概要”中所言，该会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医疗机关卫生疗养院有12家，教育机关三育研究社（三育研究社主要是培养传道人员，三育是指灵智体并重，智仁勇兼备，三育研究社于1949年停办。江浙三育研究社即位于当时的宁国路458号，毗邻位于宁国路515号的时兆报馆及宁国路526号的安息日会中华总会）有14家，设立在上海的时兆报馆是该会在华唯一的印刷所，为该会文字布道事业的中心。
一、创办之初，困难重重
回首时兆报馆在华的发展史，可以发现从荜路蓝缕到逐渐壮大，时兆报馆在华的地址也几经变迁。伴随着复临安息日会的入华，报馆最早在香港起步，但当时无正式组织，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复临安息日会传入广东、湖南等省，报馆亦印刷了宣传品，但仍无正式印刷所，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报馆始于河南上蔡县开办印刷所。
报馆创办人亦是首任主编美国人米勒耳（H.W.Miller），米勒耳为医学博士，1925年在上海虹桥创办上海卫生疗养院并任院长。米勒耳在华最为传奇的故事是1933年在上海卫生疗养院成功为张学良戒除毒瘾。他曾在《时兆月报》创刊卅年之际，撰写了《三十年前的回忆》一文，讲述了报馆初创时，在设备极其简陋、印刷技术落后的条件下，创办第一份报刊的困苦与艰辛。据米勒耳所言，当时遇到的困难很多，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印刷工人或是略微懂得印刷术的人。他之前根本不懂印刷，中文也不熟练，却要承担编辑、印刷、销售所有的责任，可谓困难极大。不过出于对事业的信仰，他在上蔡县租了一间小房（见图1），将美国一家公司赠送的一部小型手摇印刷机放置其中，再从传教人员有限的薪水中省出一些钱，购买了些铅字，就此开始了工作。他还雇了一名泥水匠为印刷机造了个架子，请了木匠将几块干透了的棺材板制成3000个格子来装铅字，并找了一根烟囱管子，整理妥帖后用作墨盘，即便如此，仍缺墨辊等设备，只能从家里的器皿中、医局的用具中东拼西凑充做印刷器材。
当印刷器材准备好之后，筹备稿子亦是困难重重。先是到街上招了几个人来帮忙排字和校对，之后由于铅字少的缘故，不得不将稿子重新编辑，将没有的铅字替换掉或是拿一个铅字到刻字匠那里照样雕刻一个，所有编排校对工作皆在租借的小房间内进行。由于不熟悉印刷的方法，在印刷的过程中事事都须试验方能成功，譬如木刻字就使他们备感困苦。历经艰辛，印刷了几份劝世文后，开始着手印刷第一期的《时兆月报》，当时叫做《福音宣报》。报纸大小与普通书本大小相同，纸张是从汉口用火车和马车运来。米勒耳和他的同事们先用一把锋利的刀按报纸的大小将纸张的边角切齐，然后一页一页地进行印制。第一期报纸，除封面以外，共有8页，稿子内容都是与宗教有关的，于1905年11月出版，共印了500份。报纸印完后，因无分销书报之人，他们只得自己上街叫卖。
二、转战上海，业绩激增
1908年3月，报馆迁移至上海，更名为时兆报馆，《福音宣报》改名为《时兆月报》，与《末世牧声》并列为两大基督教刊物。
报馆最初设印刷所于有恒路（今余杭路），之后迁移至宝兴路宝兴里（今东宝兴路）。1911年，因邻屋不慎失火，致被波及，次年于沪东宁国路购得地基，自建厂屋。在时兆报馆自印的《创业卅周年纪念》（见图2）中关于购买宁国路地基的时间，中英文两个版本的记载有出入。英文版记载为1909年购得宁国路地基，遂即开始建立新厂，馆址位于宁国路华德路（今长阳路）转交处，地址为宁国路515号（见图3）。搬至宁国路后，时兆报馆的事业蒸蒸日上。1927年，因原有工厂及办事处不敷应用，添设新式工厂一所。在此期间，《时兆月报》已成为当时国内销售最多的杂志之一，订户稳步增长。1917年为41000份，1926年增长至60000份，1931年达到了82000份，之后订户平均在七八万份，特刊最多销售数曾达50万份，是当时远东最大的宗教刊物。
至此，《时兆月报》的版面内容已做较大调整，宣扬宗教的内容仅为其中一小部分，另设有“时事释义”，评释时事及社会问题；“工商界”，告知国内外工商界消息；“论坛”，刊登倡导道德修养、品格优美的论文；“家庭与青年”，提供父母、教师最好的参考资料；“健康与卫生”，旨在促进人民健康；还设有“农村问题”、“科学消息与世界珍闻”等数个板块，这些关注世俗生活的栏目，无疑更加贴近日常生活，满足了各界读者需要，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时兆月报》的销售。
至1935年11月，时兆报馆创业卅周年之际，又添备新式机器多种。当时报馆设有14个部门，分别为经理部、管理部、司库部、编辑部、校对部、营业部、美术部、发行部、发报部、排字部、制版部、印刷部、装订部、杂务部，有职工56人。报馆除定期出版《时兆月报》外，另经营4种定期刊物，分别为《牧声》、《传道者》、《青年之友》、《安息日学学课》。同时，报馆还出版宗教、教育及卫生书籍若干种，市场反响较大，如1916年出版的《延年益寿》就大获成功，截至1935年11月，累计销售136000本，并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这是时兆报馆出版健康系列杂志的一个良好开端。之后，1930年出版的《健康要诀》截至1935年11月，累计销量达到了186769本，为当时时兆报馆销量最高的书籍。
报馆业绩增长迅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它有一个高效的发行部，使报馆的出版物能够得到广泛的流通。报馆除在上海设总发行所外，在各省设立分发行所31处，均有专员服务，此外另派经理人多名，在全国各处专事推销报馆出版物，并以实际销售量计算经理人的报酬。据1934年1月23日的《申报》记载，“时兆报馆有兜销员二百余人，行销全国，去年营业总数达二十四万余元，《时兆月报》订户计七万八千余份”。此外，时兆报馆还在新加坡、日本、英国、印度、菲律宾、暹罗等地设分发行所，行销海外侨胞寄居之处，颇受欢迎。
三、抗战期间，坚持出刊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地处上海公共租界日本区的时兆报馆亦受时局的影响，在沪的编印工作均难以开展，为免工作停顿，编辑部与发行员决定迁移至香港继续开展出版活动，印刷则委托香港聚珍印务书楼代印。原打算短期滞留，待形势缓和，即行迁回上海，然而时局不定，这一愿望很快就落空了。
在香港展开工作后，遇到了种种难题，首先是印刷材料与书稿均留在上海，编印方面颇为困难。其次，因报馆订户多数在国内，在香港的邮寄费用比上海要贵四倍以上。尽管如此，报馆尽力提早出版，仍完成了《时兆月报》和《末世牧声》的出版与邮寄。1938年底，由于战争已经蔓延到西北、西南、华南的部份地区，邮件经过广州转发全国各地的办法已不可能，面对种种困难，时兆报馆在香港仍坚持出版，从未辍刊，并严守信誉。为补救与内陆交通阻隔的难题，报馆自行购备汽车，将书报输入内陆寄发，到内陆再将汽车卖掉，以抵充路费。
直至1939年3月，时兆报馆方才迁回上海，恢复在沪出版工作。据1939年5月18日载于《申报》的《时兆报馆，新厦落成》一文记载：
基督教安息日会所属之时兆报馆，住处杨树浦华德路宁国路转角。创办迄今已三十余年，为基督教会在华自设之最大印刷机关，出版各种宗教书籍杂志，深入民间，尤以时兆月报销售最广，每期订户六万五千余份。近年以馆址不敷应用，爰于八一三前开始将办公处及编译所一部分楼房拆除翻造。沪战爆发，工作停顿，复于去冬继续兴工建筑，月之十四日下午三时，举行新厦落成典礼，到中西来宾三百余人……该馆职员领导来宾参观印刷工厂及新厦各部，该馆新厦为钢筋水泥双层建筑，上层为编译所、美术部、图书馆、参考室、史料陈列所等，下层则为营业部、货房及发行部。
然而在抗日战争期间，基督教的出版活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1940年以后，由于报纸供应不能保证且纸价昂贵，一般教会印刷业务包括《圣经》的印行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至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日占区的教会出版和印刷机构几乎全部停闭。时兆报馆编辑部也于此时随安息日会中华总会内移至重庆大溪沟继续出版，在物资缺乏、交通不便的双重困难中，时兆报馆凭借安息日会的传教士有着特殊的纸张来源和途径，搞到了大批纸张，出版了《时兆月报》重庆版，并继续利用推销员深入后方各省推销，达到每月5万份的高峰，在战时大后方没有一种现代刊物能有这样高的销数[1]。
四、脱胎换骨，印校初建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因饱受战争摧残，时兆报馆在沪印刷设备一时不易恢复，拖至1946年5月，《时兆月报》才正式在沪复刊。至1949年，《时兆月报》的销量维持在每月7万份左右。
新中国成立以后，时兆报馆最有影响力的刊物《时兆月报》并未取得政府的认可，当时暂作为宗教刊物流通。1951年春，在甘肃、山西、江西和河南都有书报员因销售《时兆月报》而被拘留的情形。1951年9月，在华安息日会响应国内“三自爱国运动”号召，与美国安息日会割断经济与人事联系，厉行自力更生。同月，时兆报馆停止印刷教会出版物，当月《时兆月报》停刊。11月，时兆报馆被政府接管，时为国内最大的印刷机构。
1952年，上海华东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印刷管理处开始筹建新中国专业的印刷学校，拥有众多出版印刷机构的上海无疑是不二之选，考虑到办校要有一定场地条件与印刷设备，经反复研究，当时由政府接管合并后的新华印刷厂、大东集成印刷厂，代管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及其他系统接管的几处印刷厂均无法安排办学场地。无奈之时，安息日会三自革新委员会主动上门要求政府接管时兆报馆及其印刷厂，以解决时兆报馆近20人的生计问题。经相关人员的实地考察，对报馆的场地条件及印刷设备都非常满意，由此协定，政府留用全部职工，利用时兆报馆的馆址和印刷器材作为开办上海印刷学校的基础。上海印刷学校即为今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前身。
参考文献
[1]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75.
（作者单位：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