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疑云：成汤不是吊民伐罪么，为何会下令对夏民赶尽杀绝？
说起“汤革夏命”，估计大家都不会陌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王朝更替。对于夏朝灭亡的主因，人们一般将其归结于夏桀的暴政。
主流的说法是：夏朝经过四百多年的统治，日益腐朽没落，而东方的商族却日渐强盛。夏桀继位后，暴虐骄奢，残害忠良，致使民众苦不堪言，皆生叛离之心。而商王成汤则以仁义行天下，因此诸侯归顺，百姓亲附。待时机成熟，在名相伊尹的辅佐下，成汤会盟诸侯，以“吊民伐罪”的大义起兵讨伐夏桀，夏朝灭亡。
汤革夏命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么？其实细究典籍，你会发现这场战争中存在着诸多疑点，并非起因于夏桀暴政那么简单，其中可能涉及王权和神权之争。一个特殊群体—大巫，在其中若隐若现！
我们先来看一下成汤伐夏时的宣战檄文《汤誓》：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
短短一百来字，成汤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细数夏桀的罪恶，反而是将矛头对准了整个夏族，认为夏民有罪，上天要惩罚整个夏族！
《清华简·尹至》中也记载，成汤在攻陷夏都后，下达了对夏民“一勿遗”（即一个不留）的军令。可见成汤伐夏针对的确实是整体夏民，说好的吊民伐罪呢！
汤誓
那么夏民究竟犯了什么罪过，竟然导致成汤要对夏民赶尽杀绝？
这个疑问也许可以在成汤十一征的首征—“伐葛”中看出端倪。
根据《孟子》的记载，葛氏与商族相邻，但是“葛伯放而不祀”，成汤对葛伯这种不敬上天的行为很是愤怒，于是再三质问，并多次试图帮助葛伯恢复祭祀。在反复沟通无效的情况下，成汤悍然出兵伐灭葛氏，由此揭开了浩浩荡荡的“汤革夏命”的序幕。
可见，成汤伐葛的根源在于葛氏不祭祀，这个理由很是匪夷所思。
我们知道，上古自帝颛顼起，历经夏商，历来被称作“巫王合一”的时代，这个时代人们信奉巫教，巫与王、神权与王权二位一体，氏族部落的首领也多为大巫。而祭祀作为与神灵、上天沟通的重要仪式，其在大巫和民众心目中具有非常神圣的地位，因此很难想象葛伯会不祭祀。
不过有句话说得好，“因其荒谬，所以可信”。出兵理由千千万，成汤应当不至于找寻这么个蹩脚的理由来作为吞并葛氏的借口，所以“葛氏不祀”很大可能是成汤出兵的真实原因。
这就非常耐人寻味了，葛伯为何不祭祀？《墨子》中所述的“缺少祭祀用的牺牲和粢盛”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葛是夏的方伯，一个大的诸侯国，不是什么零星小部落，即便遭受天灾也不至于拿不出祭祀用品，而且对于虔诚的大巫而言，遭受天灾不更应当祭祀上天么？
更耐人寻味的是各方对“葛氏不祀”的态度，作为其宗主国的夏无动于衷，要知道夏桀可是名义上的群巫之首啊，反而是商王成汤跳了出来横加指责，甚至不惜动武。
成汤伐葛
难道夏以及部分诸侯国在对待祭祀和鬼神的态度上，不再遵循巫道，与商族出现了明显的不同？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再次探寻史书。
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这是《礼记·表记》中对夏、商、周三代治国之道的表述，可以看出，夏、周两代都是以人治为主，虽然侍奉鬼神，但敬而远之。这与把鬼神放在第一位的殷商形成鲜明对比。
《清华简·厚父》中记载（原文略）：夏朝的大禹、启、少康能敬畏神灵、尽心祭祀，因此上天护佑他们，如果后来的夏王也能如此，那么夏就能永有天下。然而帝孔甲以刑杀治国，不敬上天，夏在此时就已经注定了亡国的命运了。
《厚父》是商王太甲与伊尹的对话，伊尹是佐汤伐夏的最大功臣，也是一名大巫，在他看来，夏朝自孔甲之时起就不敬上天，这是夏朝灭亡的原因。
伊尹之言表明，成汤伐夏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所谓的“夏桀暴政”，而是“不敬上天”，这才是成汤认为“有夏多罪”的真正原因。
大巫祭天
根据《厚父》可知，夏朝前期还是典型的“巫王合一”国家，夏帝遵循巫道，敬畏神灵，代天言事的大巫们以神谕操控着国家的决策。那么，为何到了帝孔甲时，夏对待鬼神的态度发生了如此惊人的改变呢？
其实根源还得从帝颛顼的“绝地天通”政策说起。
“绝地天通”是一项将神权收归“国有”的政策。在此之前，部落联盟内各氏族部落的巫皆可代天言事，由此导致联盟内政令混乱。
“绝地天通”为巫规划了等级秩序，联盟首领（即君王）为群巫之长，代天言事的权利由君王及其指派的巫专职负责，各部落的巫（一般为氏族首领）不得再随意沟通神灵，而是要听从君王转述的神谕。
这实际上是巫的宗教化，帝颛顼由此将联盟内的巫捏合成一个秩序井然的群体。由于巫在诸夏和东夷各部落均是首领阶层，因此也促进了两族的融洽相处。
“绝地天通”同时还开启了巫的专职化道路，那些专职与鬼神沟通权利的大巫们脱离了部落，常驻王庭，与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大巫阶层。
绝地天通
其智能上下比义, 其圣能光远宣朗, 其明能光照之, 其聪能听彻之, 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 在女曰巫。
这是《国语·楚语》中对巫的描述。可见，在上古时期，巫是智者和圣者，其品德、见识、能力皆处于时代前列。由这么一群具有丰富知识和政事经验的人配合联盟首领来治理国家对于上古时期的人们无疑是进步的体现。
但这种状况随着夏王朝的建立而发生了改变，联盟首领变成了“家天下”的帝王，王权的固化使得帝王身上巫的色彩不可避免的逐渐淡化，越来越世俗化。夏帝虽然名义上是群巫之首，但并不再经常参与占卜，神谕基本由大巫阶层来独自掌控，这不可避免的会造成神权与王权的冲突，没有哪个世俗的帝王能容忍有个凌驾于其上的神权。
另外，常驻王庭的大巫阶层同样也在固化，不再像以往那样主要来自于各部落首领，而是发展为以占卜为核心职事的官僚化的巫官集团。这些巫官们虽然占卜的技巧和手段越来越丰富，但已经不能再称为智者和圣者，也不再具有丰富的政事经验，由他们来解读的神谕也不再像以往那样灵验，甚至会荒诞不羁。这自然不可避免的遭到民众的质疑和日趋理性的官僚体系的排斥。
在帝王和官僚体系的有意打击和排斥下，夏地的巫文化逐渐走向式微，神权被王权彻底压制，夏地民众对待巫和鬼神的态度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这种改变同样延及至以夏民为主体的部分诸侯国，比如葛。
那么商族等诸夷却为何又能始终如一的遵循巫道呢？
这主要是因为诸夷内部仍然以原始的氏族血亲关系为纽带，并没有稳定的王权和官僚体系，也没有专职的大巫，都是掌控氏族大权的首领和长老们兼任大巫。这些大巫仍然具备着《国语·楚语》中所描述的巫的优点，是诸夷的智者和圣者，具有丰富的治理经验和广博的知识，诸夷之民对巫的信仰仍然是虔诚的。
夏和诸夷对待大巫、乃至鬼神的态度的不同逐渐导致隔阂的产生，对于诸夷而言，夏人不敬上天，不信鬼神的态度是一种亵渎，不可饶恕！这样的国家如何能做宗主国，这样的夏王也不配当巫王。
自帝孔甲开始，就不断有东夷部落叛离有夏，到夏桀之时，随着东方商族的强势崛起，夏再也无力对诸夷进行压制，双方进入全面冲突。
成汤会盟诸侯
如果单是诸夷，也许无法撼动夏的江山，但夏王庭排斥大巫的举动，同样也遭到了很多以诸夏为主体的诸侯国的反对，比如有莘氏，其本是夏朝安排在东方用于监视统领周边东夷部落的方伯，结果最后反而投靠成汤，与诸夷共同反对夏桀。
讲到这里，事实已经很明白了，“汤革夏命”事实上应当是一场由大巫们主导的维护神权的战争。
随着商的胜利，已经陷于衰落的神权重新兴起，大巫们获得了政治和文化上的绝对权力，凡与占卜结果相悖的意愿皆为凶兆，哪怕商王也不例外。全盛时期的大巫集团甚至可以凭借神谕来决定商王的废立。
俗语说的好，“天下大势,浩浩汤汤”，巫权虽然因商而延续数百年，但随着王权的巩固，其如宿命般开始重复往昔夏的故事。
王权与神权再次产生了冲突，商王祖甲开始对巫卜进行种种限制，商王武乙百般污辱“天神”，并以“射天”为戏。而末代商王帝辛，则如夏桀一般，向巫风浓厚的东夷挥起了屠刀。
在商与东夷进行惨烈战争的同时，自称“有夏”的周人崛起于岐山，破商于牧野。周人立国后，周公“制礼作乐”，彻底摒弃了大巫对国家的影响，自此以后，大巫们再也未能找回往昔的荣光。
武王伐纣
参考：《夏商周巫史文化特色及其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