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落的武德，中国古代士兵精神演化的路径
前言
在很多抗日神剧里，日军指挥官的办公室里都会悬挂一面写着“武运长久”的膏药旗。“武运”一词最早出自中国南北朝萧齐时代谢眺的《酬德赋》：“奉武运之方昌，睹休风之未淑”。可惜暴虐的日军既无武运，也不长久，更缺少了武德。然而近代以来，中国屡次败于西方列强和日本，似乎我们的武运也不怎么样。为何我堂堂五千年华夏，竟遭受如此深重的欺凌？我们的武德和武运呢？
我们原本是有武德的，但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被我们自己弄丢了。事实上武德对于士兵的塑造至关重要，而组成军队的基本单元就是士兵。本文不谈战略和战术，而是另辟蹊径，对汉朝以前各历史时期士兵的构成、纪律、精神状态进行分析；以汉朝为分水岭，通过与其他历史时期士兵的精神面貌作比较，思考士兵是如何从文武兼备的尚武之军，蜕变为失去精神的羸弱之师的。
夏商周的兵制
在春秋之前，夏朝由于生产力低下，基本上没有常备军，数量很少。少康当年逃亡时也就只有500随从。但夏军服从夏王指挥的传统始自夏启时代，从贵族中选取优秀者组成的侍卫部队平时拱卫夏王，如果遇到战事，就要临时从部族和贵族中征招士兵组成军队出征，而普通平民和奴隶只能从事辅助工作，是不能成为士兵。
商朝在夏朝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出了以贵族和平民良人子弟为基础的常备军，所谓良人，就是指精英。商朝还有专门培养贵族子弟的“明堂”学校，主要训练“射”、“御”、“舞”三个方面的技能，也就是有关军事方面的射击、驾车、体能三个项目，学成毕业的贵族子弟具备良好的军事素养，成为商军的中坚力量。后期由于频繁征伐，导致兵力严重不足，于是商王不得不把奴隶临时编入军队，结果战斗力受到严重影响，牧野之战就是最好的证明。
到了西周，常备军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周天子直接节制虎贲、周六师和殷八师。虎贲是天子的御林军，地位最高，全部由贵族子弟组成；周六师是由“国人”也就是王城内外的贵族和平民组成，平时拱卫王城，战时随天子出征；而殷八师则是由商朝遗族子弟构成，受周人领导，驻扎洛邑以监控殷商遗民。国人以外的就是“野人”，和奴隶一样，野人不能当兵。西周虽然是征兵制，但是身份等级分明，阶层壁垒森严。
春秋的贵族皆兵
春秋时代，周天子式微，诸侯国崛起。最具代表性的是春秋五霸之首的齐国，看一下齐桓公时代的的齐国兵制。参照《国语·齐语》记载：
“管子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
在管仲设计下，工商业者被集中在国都的六个乡，他们不具备当兵的义务，纳税才是他们的天职。其余十五个乡集中的都是“士人”，很明显他们都是世袭的贵族，公、国子、高子分别统率五乡，那么就得相应的从这里征集军队。因此，当兵出征就是这些士族们的天职。而军队的编成与行政体系是相对应的，如下：
国分十五乡------五乡一万人，十五乡分三军，兵车六百乘 ；
乡分十连--------每连二百人，十连为旅， 兵车四十乘；
连分四里--------每里五十人，一连为卒， 兵车四乘；
里分十轨--------每轨五人， 一里为小戎， 兵车一乘；
每轨五家--------每家一人， 五人为伍。
以上只是国都的军队，都是由世袭士族构成，没有农民。但是随着齐国的发展，军事行动的增加导致对士兵需求的扩大。于是经过管仲改革，原本“农之子恒为农”里的佼佼者，也要被挑选去充实军队了。
相对于“国”以外的其他地方都称为“鄙”，生活在“鄙”的大部分是农民、奴隶等。根据《国语·齐语》 记载，齐桓公有革车八百乘，减去“国”中的六百乘，剩下的二百乘兵车应该就是“鄙”人的兵员配额，合约万人左右。相对于生活在鄙的人口基数来说，比例非常小，鄙共有45万家，按五口人算，就有二百二十五万人左右。
所以，春秋时代的齐国军队还是以世袭士族子弟为首要兵源， 能够入选军队的农民比例非常稀少。至于齐国以外的其他诸侯国比如秦国，《吕氏春秋》上记载过一个故事，韩原之战时，三百个“野人”拼死解救被晋国军队合围的秦穆公，最终不但突破包围圈，还反杀俘获了晋惠公。可见秦国军队在穆公时代就已经有了平民出身的士兵了。
不过春秋时代，虽然开始出现非贵族参军的情况，但军队主要构成者依然是世袭的士族阶层。由于士族一脉相传自西周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传统，因而作为贵族精神的体现，参军出征被作为一种荣誉感和道义责任必修课，是每一个士族子弟必须担当的，没有军旅体验反而是一种耻辱。
春秋时代上自周天子，下到诸侯国国君，从小就受到各方面的训练，遇到战事，无不亲自领军出征，如秦穆公、晋惠公等。还有周桓王亲率六军伐郑，不惜身中箭矢。在他们眼里，参军是一件只有贵族才能干的事，所以军队的士气也被贵族精神带动，没有畏惧之心。
彼时，士族子弟是不分文武一律受训。如为后世文人敬仰的孔子也深谙军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说明孔子熟练掌握射箭技能，文武双全，还有武德高尚。
正是因为这些士族与生俱来的贵族荣誉感，塑造出春秋时代斗志旺盛的军队特点， 与后世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没落贵族完全不同。孔子还在《论语·季氏》里专门提醒“君子有三戒”，其中“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告诫诸位士族朋友们，不能太好斗了。
战国的全民皆兵
进入战国开始，情形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春秋以来的诸侯经过多次的战争兼并，所剩无几，剩下的几个老牌诸侯如楚国，魏国等相继发生自上而下的变法图强事件。而变法的对象基本上都对准了代表着守旧和既得利益的士族阶层。变法的结果是为国君集中权力扫清了障碍。
随着手工业者的兴起，商人的地位逐渐上升。《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商人弦高救郑的故事家喻户晓。以此为契机，商人得以进入更多领域，地位得以迅速提高。与此同时，传统的贵族体制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取而代之的是权力集中于王。以往贵族不分文武的教育体系也走到了尽头，想要出人头地的人，必须在文、武领域做出二选一的选择。开始出现文人谋士这个新兴群体。
如苏秦、张仪之类，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列国，他们往往能口吐莲花，凭一己之力扭转乾坤，在诸侯那里谋得禄位，但本身没有特别技能，只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而已。另外一类如荆轲、聂政之流武艺高强，具备侠义精神，他们受到原来士族阶层思想的影响，原本只是要维持贵族社会的延续。然而在新旧势力交替的过程中，这些侠士武人成为了旧贵族阶层雇佣的打手，同时新的势力也要收买他们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和谋士文人一样，侠士们也是待价而沽，“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
旧贵族势力的逐渐衰退，使得战国七雄的王上们可以放开手脚，延揽人才，从而去争夺更多的土地资源。历史来到了又一个窗口期，那就是兼并六国，统一天下，服务于这一目标的军制改革，必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一时间各国纷纷强化革新军制。历史选择了秦国，在军功爵制度的激励下，秦国完成了以耕战一体为基础的改革，军国民主义化下的秦国，形成了全民皆兵的动员制度，为武力统一做好了充分准备。
战国时代的战争，目的在于消灭敌之有生力量，吞并对方领土人口，为此不惜投入巨大军力，甚至屠杀战俘，异常残酷；而春秋时代，战争由贵族掌控，交战时受到各种战争礼仪的限制。不以终极消灭肉体为目的，臣服即可。
从春秋末期吴越争霸开始，战争的方式就风格变异了，虽然伍子胥处处提防，然而吴国还是被卧薪尝胆的越国给吞并了。从此灭国游戏就有了第一个样本参照。
战国时代部分战役歼灭敌军数量表
秦惠文王七年， 与魏国交战，斩首八万；
秦惠文王后元七年， 大败五国联军，斩首八万二；
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 大败楚国，斩首八万；
秦昭襄王十四年， 打败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
秦昭襄王三十三年， 大破魏国，斩首十五万；
秦昭襄王四十七年， 破赵军于长平，坑杀降军四十余万
秦王政十三年， 攻赵国，斩首十万
以上是从《史记·秦本纪》 、《史记·秦始皇本纪》 中摘录的部分数据，数字触目惊心，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记录，还不包括秦军战败死亡人员的情况。此外，山东六国之间的战争，必然也伴随着大量的杀戮，这就是全民动员下战争的必然后果。
人们一定会对秦军斩首的数字持怀疑态度，认为数字太大不可信，可是不要忘了这些数据是司马迁援引自《秦纪》，秦军是以斩首作为军功评定的唯一标准，所以出错的可能性很小。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古人的行为规则。
在战国末期，各国无不极尽动员之能事，千方百计鼓励臣民们上前线。此时骁勇善战的秦军大都来自底层平民，战争也吞噬了无数秦军将士的家庭。战争的酷烈带来了各国上层的文武分工，也引起了对和平的提倡，好战与厌战必然是和谐并进的，这无形中推动了军民隔离，社会的解构与重组。
秦代的兵制
结束六国纷争局面的秦国，实际上实行的是全国征兵制。战事特别严峻时，连初中生年纪的孩子都要披挂上阵。比如秦赵长平对决，最紧张时，秦昭襄王都坐不住，亲自赶去河内郡会晤白起，同时下令：“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这大约已是秦国的极限了。
这种生死关头，统治者必须尽一切办法去鼓舞士气，激励善战。终于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天下归一。大规模的战争结束了，还有没有必要维持庞大的战争机器呢？
·还有个新情况，六国虽亡，但是六国贵族还是有极少数人私底下挑战秦的权威，但这只是癣疥之疾，帝国的威胁此时已转移到西北之游牧民族，因此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就开始着手收缴全国兵械，解散各类杂牌军：
“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
简单的几句话，却记录了一件繁重复杂、工作量大、有极具风险的大事。所谓收天下之兵，主要指的就是六国旧军队的武器和兵员，出于不信任和防范的需要，秦始皇将秦人为主的秦军精锐驻扎在关中，以咸阳为中心设立“驰道”，东到燕齐，南至吴楚，直达六国腹地及西北边境。便于秦军在最短时间内快速机动。所以驰道也就是战备高速公路。
秦军既要防御边境，又要随时处置六国突发情况，如果秦军还是只限于秦人的话，兵力肯定不足，毕竟帝国的疆域扩大许多。于是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又下令:“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史料虽然没有说明，但这里所指肯定不仅限于秦人，而是泛指帝国各地的人。
到了秦二世时代，陈胜吴广大泽乡战火重燃，关东大乱。李斯在给秦二世的谏表中提到：“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
由此可见，秦军的组成已经不只是秦人一族了，至少戍边的士兵来自五湖四海，大多身份低下甚至卑贱。基本上都是当时社会公认的底层流民。他们原本四处流动，没有故国情怀，因此对于扩充秦军军力危害最小。但是因为他们不是贵族，所以没有严格的礼仪和道德的约束，同时也拉低了军队的素质。
六国覆灭使战国时代的贵族阶层逐渐消亡，军队也渐渐成为流民的入口，这导致了厌战已久的平民子弟更加不愿意当兵，反过来，帝国只能征发刑徒、流民来维持军力。在这种不断劣质化惯性下，健康良性的古代社会体系被破坏了。
很快，盛极一时的秦帝国，在六国旧贵族的复辟思潮和秦法的严苛管制，双重绞杀下轰然倒塌。看看反秦的各路诸侯们都是些什么人？戍卒、逃犯、强盗、流浪者、流氓等等，大多是乌合之众。只有项羽集团和刘邦集团，较为出众。因为他们都起于楚国故地，经历过当年亡国之耻辱：“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国最后贵族最后的精神都凝聚于此，这就是哀兵必胜的道理。
后来的巨鹿之战，虽然项羽勇猛，如果没有楚军强悍，恐怕取胜不易。正是这批来自楚国故地的士兵完成了对章邯军团的致命一击。而章邯是秦军最后的光荣，秦军自战国以来一脉相传的征兵制度、军功制度、有组织的训练体系等等在楚人“破釜沉舟”式的复仇中化为了绝唱。
楚汉相争时期，虽然各路诸侯打着六国的旗号，但是军队的性质实际上已成为私人武装，士兵的纪律、品格、战斗力完全取决于主帅的的性格特点。由战国纷争所催生的国家主义，在秦一统后逐渐弱化，而随着秦亡，像秦军这样的标准化国家主义军队也消亡在历史中。
从国家主义到天下主义的转变，这是秦汉之际思想转换的关键。随着西汉的建立，国的概念日渐模糊，而天下概念尚未完全确立，这种情况下，好不容易和平来了，人们在没有明确敌对目标的情况下，就不愿意参军入伍，这就是刘邦最初无为而治的发端。
汉初的兵制
西汉初年，由于战乱和破坏，一度曾经恢复了征兵制。当时徭役和兵役是一体的。据董仲舒记载：“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又据《汉仪注》：“民年三十二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陈。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
所谓力役就是指的徭役，“更卒”就是在地方当差，“正卒”是指在首都当差。更卒不但要为地方服徭役外，还要承担地方的防卫工作。而正卒肯定就是保卫京畿的中央军了。
然而，有别于四分五裂的战国时代，西汉已是一个空前的大一统帝国，客观上不不需要全民皆兵的这一套了。于是就会出现分化，有钱有势的的人根本不想服兵役，甚至可以雇佣别人替自己去服兵役。这些人多半是上层社会掌握钱权和文化的人士。
非常有意思，春秋时期是上层社会全民皆兵；战国时期是除了少数谋士说客文人外，全民皆兵；而到了西汉，整个上层社会都不服兵役，保家卫国的重任却被转移到了底层贫民和其他流民无赖的身上，这就是汉代的“更赋”制度。也就是说，西汉初期的所谓征兵制，在“需求”调节下，已经演变成事实上的募兵制了。
由于楚汉战争的破坏重建，汉初的国力十分虚弱，甚至刘邦登基时要找出四匹相同毛色的马都找不到。而这个时候北方的匈奴逐渐成为威胁，兵制又没有稳定下来，这种背景下，发生了刘邦“白登被围”的事件，要不是通过贿赂匈奴后宫逃过一劫，新兴的西汉没准儿就猝死了。
没办法，只能通过和亲，牺牲女人换和平了，这在秦始皇时代都是不可能的事儿。西汉最后一次全民皆兵式的征发壮丁，就是在“七国之乱”时，吴王刘濞干的。当时七国军力最强的吴、楚两国所在地就是当年项羽楚军的根据地，有善战的优良传统。可惜的是，“七国之乱”也是楚地勇士最后的谢幕演出，此后全民皆兵式的征发壮丁行动再也没有了。
汉武帝新兵制的背后
经过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代，西汉帝国迎来了巅峰时期。由于汉初以来的兵制不健全，导致汉军战力的不稳定，严重制约了汉武帝对匈奴方面的军事行动。带来的问题就是，人民逃避服兵役的倾向日益严重，加之落后的戍边制度已经无法维持，解决的办法就是实行募兵制和屯田制。遇到特殊情况甚至还可以用老办法，征发囚徒或者雇佣胡人当兵。再加上汉武帝高超的选才驭人术，终于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的强汉时期。
第一支新军
汉初京城设南、北两军，士兵来源复杂，兵员数量很不稳定，战斗力也得不到有力保障。出于对南北军使命的敏感性和重要性，汉武帝认为军队的问题太多了，因此他刚即位就立刻招募精兵以拱卫京城，设立期门、羽林替代南军。汉武帝选拔的都是些强健武勇的子弟兵。兵源统一出自关西六郡：陕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正因为如此，从此关西地区名将辈出。比如元帝时期的甘延寿就是北地人，出身羽林，善骑射。
就这样，南军似乎逐步被期门、羽林所替代了。而北军称谓依然延用，《汉书·刑法志》记载：“至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但也经过了汉武帝的重新改编，分设八个校尉统属：
中垒校尉：北军总指挥，掌管北军营垒一切事务，兼领西域；
屯骑校尉：掌管常规骑兵；
步兵校尉：掌管上林苑门屯兵；
越骑校尉：掌管归附的胡越骑兵；
长水校尉：掌管屯驻长安西北长水、宣曲附近的匈奴骑兵；
胡骑校尉：掌管屯驻池阳地区的匈奴骑兵；
射声校尉：掌管弓弩兵；
虎贲校尉：掌管兵车。
在汉武帝的设计中，新的北军已不仅仅是一支京城禁卫军，它还负责西域的防务，由中磊校尉统领其余七大校尉，事实上整编了原来的北军。关于新军士兵的来源， 三支胡人骑兵是从归顺汉廷的胡越、匈奴人中招募；其他四支部队的兵源一定是汉武帝非常重视的，因为新的北军是汉武帝亲自筹建的第一支新军，因此兵源很可能也是从关西六郡招募，或者直接从期门、羽林中择优录取。
第二支新军
西汉的威胁来自西北，匈奴游牧为生，来去不定，防不胜防。汉廷规定戍边者以一年为期，一旦遇到匈奴大举寇边，就需要从长安或者其他边郡征调大军，这也造成了边防汉军对匈奴的防御必然是消极的，因为他们只要熬过一年就可以回内陆了。兵源和粮饷的不稳定是导致汉初对匈奴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这也是和亲政策产生的主要原因。
这种情况下，晁错提出了屯田制。但真正具备实行屯田制条件的，是在汉武帝时代。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廷设立武威、酒泉二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设张掖、敦煌二郡，从内陆迁徙约六十万民众开始大规模推行屯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大败匈奴，漠南空虚，汉廷又迁六万人至朔方一带，继续扩大屯田。在打通河西走廊，开发西域后，从敦煌到吐鲁番，汉廷又沿途设置屯亭，最远到达轮台，今乌鲁木齐附近，驻守屯田军士达数百人，有专门的校尉和使者负责管理协调。同时兼具西北防务和西域外交使团往来驿传功能。
既解决了边境地区粮食后勤的补给问题，又可吸引大量囚犯奴隶长期驻守边境，通过训练使他们成为职业边防军，同时也解决了一直困扰汉廷的，内陆良民不愿意戍边当兵的老大难问题。这些士兵平时屯田种粮食，战时守土御敌。他们世代戍边，就地完成补给，既节省军费又熟悉与匈奴作战，一举三得。这就是汉武帝的第二支新军，屯田军。
第三支新军
汉武帝的第三支新军，就是胡骑。除了北军中的胡越骑和长水骑以外，还有匈奴各部归降来的属国骑。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昆邪王带四万骑来降，昆邪王旧地划分为设四个郡，分别设立屯田军，逐渐完成汉化。汉廷另在黄河河套附近的天水郡的勇士县、安定郡的三水县、上郡的 龟兹县、西河郡的美稷县、五原郡的蒲泽县设立五个属国，让匈奴归降部众居住。都汉廷委派属国都尉直接控制管理。
第四支新军
这第四支新军就是由征发的囚徒组成。当年秦末大起义时，秦帝国就曾征发过骊山修皇陵的囚徒，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囚徒编成军队，当然这是危急关头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第二次囚徒成军是在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造反，刘邦无兵可派，不得已，江湖救急“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从军。”才勉强打败英布，刘邦自己还中了一箭。再后来要到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开始向四方扩张，才又开始征发囚徒。自此后，在关键时刻征发囚徒成军这一应急预案作为政策才被固定下来。这距离刘邦讨伐英布的时代已经过去八十四年了。
通过以上分析，西汉的士兵与民的隔离趋势日渐明显。募兵作为一种职业兵是极少数爱好军事，贪图军功封赏的人的选择。屯田兵也是一种职业兵，他们或是囚徒，被迫以此换取自由身份，或自愿到边疆扎根成为军户一类身份。至于胡骑和属国骑，实际上是雇佣军性质，也是一种职业兵。只有囚徒不是职业兵，是被强征的，但是一旦转成士兵，就只能终身服役。
以上四种职业兵，从兵源上说都不是直接从民间招募的，他们大多是流浪者，离开部落的胡人，出身低下。他们与普通民间老百姓还不一样，没有直接情感上的纽带相连。他们只是统治者以军饷的形式雇佣的，对汉廷的忠诚度并不稳定。在汉武帝这种强势皇帝统治下，忠诚度上升，如果皇帝弱势则忠诚度就会打折扣。
普通民众在安定的帝国内，渐渐的都不知兵了，他们既不愿意当兵，也没有自我保护能力。普通民众与职业军人集团之间的这种互相鄙视，导致了矛盾的不可调和。于是就出现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种话。
自春秋以至汉代，从军民不分到军民分立，最后到军民对立。所以西汉军队不好带了，不考虑粮饷问题，那就剩下指挥军队的将才。普通郡国民兵，基本上以维护地方为主，即便战败也不至于祸国殃民。但是职业新军就不同了，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将领来指挥约束，否则一旦兵败不但丧师辱国，还会导致军队哗变，兵再变成匪，这可是很严重的问题。
好在汉武帝雄才大略，用人得当，挖掘和善用各阶层人才的能力极强。因为战争的过程和结果，一方面靠的是将军们运筹帷幄。另一方面靠的是休养生息后的汉朝综合国力远远超过了匈奴各部。面对同样的威胁，战国时代地处北方的赵国和燕国都能单独应对。 而到汉武帝要对匈奴出手了，这个时候匈奴也迎来了他们最强大的时刻。战国时代的兵能用，是因为那时士兵尚武德，名将辈出；汉廷的兵不可用，是因为由流浪者组成的军队根本没有武德可言，必须由优秀的将领来指挥才能成事。卫青、霍去病可以长驱直入匈奴，奔袭千里，立下不世之功，而同样的汉军在失去了名将后，只能劳师无功，甚至兵败溃散。这就是伟大的汉武帝时代最致命的症结所在。
东汉的和平隐患
一代雄主的谢幕，让西汉兵制开始走下坡路。就拿屯田兵来说，宣帝时代继续大规模的发展屯田，导致的副作用是屯田兵从第二代开始就成了专业的边地农民。在南匈奴归顺汉廷后，北方最大的边患解除，来自边境的威胁减弱。土地和粮食的增加，再加上又缺少了外部威胁，丰衣足食的人们就没有了当兵的热情，而朝廷也可以轻易应对边境安全。
随着西域的打通和汉廷国力的提升，特别是汉武帝威震朔漠，北方的匈奴，西北的羌人纷纷归顺内迁汉境，胡人部队开始大量在汉军中出现，昭帝时就使用羌人充实地方部队。《汉书·昭帝纪》:“度辽将军明友前以羌骑校尉将羌王侯君长以下，击益州反虏。”
西汉后期不再像汉武帝时代一样动不动就征发正规部队，每次征讨基本上招募的是囚徒和地方泼皮无赖组成的募兵部队。宣帝以后，随着西南和闽粤的平定，像楼船这种部队基本上就没用了。其余的轻车、材官 、骑士等正规兵种也逐步停用。这种趋势表明了，极具地方特色的部队已经不适用于国家安全形势的新发展了。除非出现重大安全威胁，否则不到万不得已，朝廷不愿意再征发这些兵种。正所谓用进废退，恶性循环下，自战国以来的征兵制度就逐渐瓦解了。
到了王莽时代，朝廷常用的部队就剩下募兵、囚徒、胡人部队，原有的那些正规军都已经不存在了。新莽时代军事行动频繁，如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伐匈奴，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又发高句丽兵”。又赤眉军和绿林军起义，王莽一方面要讨伐匈奴，一方面又要剿灭起义，这种情况下还是老办法“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还是不够用，怎么办？招募有“奇技术者，待以不次之位。”这就是逼急了，连江湖术士、神仙鬼怪都来者不拒了。
一个末世的才会发生这种慌不择兵的现象，军力堕落至此，士兵还谈什么武德精神。军民分离导致的结果就是兵匪不分，盗贼四起，军师放纵，百姓重困。于是王莽的结局也就注定了。
光武帝刘秀的崛起正是利用了这个兵匪此起彼伏的风口，因此对于后来刘秀废除郡国征兵制的决策，我们就不难理解了。建武七年（公元31年），光武帝诏：“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
太平时代，一般好人都不愿意当兵，更何况乱世，流民与流氓就结合成土匪破坏社会秩序。刘秀以自己创业的亲身经历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让真正善于带兵的人去训练合适的士兵，才能打造出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
由此，东汉吸取教训，重新调整了军制，只保留朝廷直属的军队，至于地方郡国的兵逐步淘汰。北军作为汉廷的象征依然延续保留，其任务和编制大体上不变，只是从原来的八校尉合并为五校尉，称北军五营。接下来是驻守长安、洛阳等要地的雍营，这是东汉打天下的主力，真正控扼京畿的重兵集团。此外，各地边郡要塞仍设有屯田军，与西汉时期不同的是，东汉的屯田都是由汉廷直接发起组织的，仅仅明帝、章帝两代(公元58年-88年)就征发囚徒去边境屯田达八次之多。而从前留下的那些屯军后代早已退化成了真正的农民，无法胜任作战需要。通过汉廷的集中屯田，东汉逐步恢复了西汉后期丢失的西北失地。
东汉的地缘形势较之西汉大为改观，匈奴的分裂导致了周边胡人势力的衰落，因此，汉廷设立了直属中央的属国兵，可以作为汉廷三大主力以外的雇佣军团，为东汉守护四方边境。下设：使匈奴中郎将，管辖已归顺的南匈奴；护乌桓校尉，管辖东北边境归顺的乌桓各部；护羌校尉，管辖西凉羌人部落。这样一来，并州由南匈奴防守，幽州由乌桓防守，凉州由西羌防守，其余边郡由汉廷屯田军驻防。从辽东到敦煌，整个北方的防务，因地制宜，独居东汉特色，完全不再需要士大夫阶层和内陆的良民背井离乡，费力不讨好的去戍守了。光武中兴在军制上的改革给东汉人民享受盛世太平生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当然，盛世之下早已隐伏下变乱的隐忧。强大的朝廷成就了强大的中央军队，然而庞大的郡国，也是需要兵丁去维护治安的。东汉后期，汉廷的权威逐渐衰落，各地郡守、州牧不得不自己承担地方保卫的任务，于是各地纷纷自建武装，形成了割据的隐患。
对外方面，第一次在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窦固北伐北匈奴；第二次在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再次大举北伐北匈奴，最终荡平朔漠，勒铭燕然山。两次行动，基本上解决了匈奴问题。然而，参加这两次军事行动的士兵，至少一大半是南匈奴、乌桓、西羌等等胡人。东汉朝廷这种对胡人雇佣军的驾驭能力令人叹为观止。
类似的事件，最为大胆冒险的就得数大名鼎鼎的班超，仅凭36个本土兄弟，却挑起了西域各国间的互相残杀，几乎没有动用汉军，就平定了西域。除了班超个人超强的能力和勇气，他们都早早的践行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
大量使用胡人雇佣军充实了东汉军队的战斗力，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旦外部矛盾消失，承平日久，汉胡矛盾就会显露出来。而这一切变化都是在东汉中兴盛世的外衣下，悄然发生的。地方官员与豪强的不断崛起，助推了这一趋势，导致归附内陆的匈奴和西羌时有叛乱。而此时安逸日久的东汉人民早已没有了斗志，朝廷的军队屡战屡败，上下期满，更是无心防守。最大的一次胡乱，从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开始，持续了六十多年，直到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才平息。
渐渐走下坡路的东汉，早已失去光武时代的锐气，人民畏战，士大夫贪生怕死，尸位素餐，朝廷暗弱，外戚宦官当道。军事糜烂，才应付完胡乱，又来了黄巾大起义。威信扫地的汉廷只能下令：“诏公卿出马弩，举列将子孙及吏民有明战阵之略者，谐公车。”于是乎，各地的刺史、太守、州牧招募的私人军队开始登场。帝国现在只能靠着地方诸侯的郡国部队和反复无常的胡人雇佣军在维持，此起彼伏的叛乱，无休止的杀伐，天下已不可收拾了。原本是汉军主体的汉人，根本不想当兵，连威震天下的黄埔嵩也只能招募胡人。汉人在既无良将，又无守土之责的情况下，形同一盘散沙。董卓之乱，更加速了东汉朝廷的分裂溃散。虽然董卓是汉人，但是他手下的西凉兵其实就是西羌人。
在董卓之后，汉末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已经形成，东汉维系了近二百年的统一开始崩溃，四方军队都是诸侯的私家部队，而屯聚幽州、并州、凉州的胡人部队也虎视眈眈，敢于窥伺中原。事实上，五胡乱华的局面正在形成中，不过由于三国时代的出现，暂时延缓了这一进程。这也再次证明了，只有在杰出的将帅的领导下，才能训练出一支虎狼之师，才能再次凝聚起碎片化的后东汉天下。“汉以强亡”，这是一个强人的时代。
武德沦丧的代价
从东汉开始，兵制的问题成为了古代中国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曹操当年应该是看到了胡人雇佣军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北征乌桓，多次分化匈奴在并州的势力，然而曹操的继承者并未持续的贯彻他的意图。当那些耀眼的巨星陨落之后，中原终于迎来了五胡乱华的大混乱。
在那武德沦丧的年代，天下分裂，华夷混战越演越烈，兵匪不分，人口锐减，无休止的战争煎熬了三百余年。由北朝宇文泰创立的府兵制，这种兵农合一的半征兵制的兴起，造就了同为关陇集团的盛唐之崛起。这是自汉代以来，古代中国再创大一统盛世。其实骨子里与东汉差不多，府兵制的发展，与隋唐的发展成正比，至贞观年间达到鼎盛，随着天宝时代的没落，府兵制也趋于消亡。
与东汉末年何其相似，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近二百年的战乱，依然是胡人雇佣军肆虐中原，依然是武德沦丧，牛人轮流坐庄的堕落时代，依然战乱频繁。宋虽然名义上统一，然而北方始终受到辽、金、夏的威胁，在军事上始终被动。最后蒙古人渔翁得利，入主中原。明朝算是汉唐以来，再次完成了中国本部的大一统，然而从明英宗正统年间以后，也只能处于对北方蒙古人的守势，但明朝却在垂暮之年打败了日本的扩张，时隔近三百年，同样处于衰弱时期的满清却没能顶住再次试探的日本。威胁来自东洋，也来自西洋，而中国正值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夷制夷也不灵了，借兵还是借武器，仿佛借无可借。兵败如山倒，一触即溃，朝廷割地赔款，赔到手软。官员无知又无所作为，兵不知为何而战，还有比这更沮丧的天下和堕落的时代吗？
思考
二千年来的中国始终逃不脱被威胁和反击威胁的宿命，治乱兴替的周期，也正是中原王朝军队武德兴替的走势图。短暂的盛世辉煌，伴随着的是长期积弱受欺负的局面。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比较复杂，但还是能从东汉以来迟迟不能解决的兵制问题上找到原因。
相对安逸的局面往往会造成一种假象，王安石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提出了解决方法：只有让良民当兵，尤其是士大夫人人都要知兵，人人愿意当兵，才能使国家自立自主。一般来说，文武兼备的人才具备坦诚光明的人格，由此形成的社会也会是真诚良性的社会。这才是武德的真谛所在。
二千年来士兵精神的演化，竟然是从贵族走向了平民，从精神的高贵走向了卑鄙黑暗的畸形。武德也因此而沦丧，可惜世间化腐朽为神奇的良将太少，失去了责任和信仰的士兵终究是不可能战胜虎狼之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