柿子湾崖墓距乐山大佛不远，与麻浩崖墓一样，均发现了中国佛教早期元素，然而我却一直没有找到。去岁与诸好友同游川南，在砚总的带领下，披荆斩棘，穿过荒草，圆了多年的期盼，初访柿子湾崖墓。
柿子湾墓群在乐山市主城区东岷江岸边的柿子湾上。1937年由杨枝高首先发现。目前探明的共有A/B/C三区，崖墓鳞次栉比，共有120余座。A 区处于柿子湾的西小湾，B 区位于柿子湾北小湾，C 区处于柿子湾东小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位于B区的M1号墓。
B区M1 为一座前堂横列式双墓穴墓葬，两墓穴均为双室。墓葬由墓道、墓门、享堂、甬道、前室、后室、棺室、侧室等组成。B区M1，墓葬形制较为典型、画像材料丰富，特别是墓门上雕刻的2 尊佛像，早已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对该墓的年代、画像内容等唐长寿等学者都有研究。尤其是引人注目的佛教造像元素，意义非凡，长期被学者所关注。从现在的考古材料来看，即有受佛教影响的画像石等各种作品，也有真正的佛像。兹分列如下:（一）四川乐山麻壕（麻浩）崖墓的享堂顾枋上有高浮雕佛像，高37公分，厚37公分。高肉髻，绕头有圆形项光，身披通肩袈裟。结跏趺坐。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执袍角。手法为平面凸起的阳刻，上体刀法很深，露出的手和下体衣纹都用阴线。附近风格相同的崖墓中有顺帝永和（136—141），恒帝延熹（158 —167）纪年铭刻。此墓是同期产物。（二）四川乐山柿子湾崖墓，二尊佛像与上述相似，但风化严重。（三）四川彭山县汉代崖墓出土灰陶摇钱树座，通高21．3公分。座上塑佛像。头上肉髻，刻阴线纵纹，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执袍角，趺坐。着通肩袈裟，阴线衣褶，线条分明。旁立二侍者。右胁侍穿交领衣，手持物。左胁侍右手举起。座下塑双龙啣璧。
张总进一步指出，汉代末年，中国四川和各地的佛教及有关遗迹，距印度佛像流行年代很近，表明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佛教艺术信息很早就进入中国。早期佛像分布虽然很广，但主要以男方为主，值得关注。汉代最初确切无疑的佛像均在四川，三国两晋的实物均在长江中下游，十六国以后，开窟造像才转移到北方，这是颇有意味的现象。同时，他指出早期佛教造像艺术的基本特点有：（一）佛教雕塑与传统神仙黄老题材相结合。（二）佛像艺术与传统艺术关系密切。 （三）佛像雕塑作品不受尊崇。（四）造像的组合与形像特征这个阶段佛像自身组合关系也很独特。
唐长寿在《柿子湾崖墓佛像新探》一文从柿子湾崖墓中的整体形象和残存衣纹来看，“当为佛像”。并进一步将时间的上限定为建安时期，下限当在蜀汉末年。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柿子湾M1崖墓的开凿年代早于麻浩崖墓M1，据此，柿子湾佛像早于麻浩佛像年代。前者或许在汉魏之际，后者则可能在蜀汉时期。
阮荣春则《东汉佛教图像质疑——与俞伟超先生商榷》中，认为我国东汉时期尚不具备产生佛像之条件,他曾于《考古》1985年第1期就孔望山佛教造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该文主要针对俞伟超先生所举出的几处“东汉佛教图像”提出异议，并进一步阐述了东汉时期不可能产生佛像的主张。阮文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认为麻浩崖墓的佛像为后人补刻，不能定为汉时所造。此说不能认可，因为纵观麻浩、柿子湾崖墓的佛像位置，没有打破关系，不可能为后刻。
究竟佛像与否，兹事体大。如果结合乐山柿湾汉墓以及孔望山带有佛教元素的汉代石刻来看，这应该是汉代深受外来佛教影响的“仙人”图像，仍旧是一种“仙佛并立”的模式。（孔望山摩崖造像 | 中国仙“佛”并立第一窟）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还不能将其认定为“佛像”，但不可否认，外来佛教文化已经产生深入的影响。
M1为目前四川地区发现的形制最大的崖墓之一，虽未发现随葬品，但在墓门及享堂等处发现了大量画像，这些画像题材丰富，分布系统，显然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规划，反映了当时的丧葬礼俗以及人们的精神信仰。墓葬的墓门处和享堂内有大量的仿木结构建筑雕刻，而两个墓穴内也有灶龛等模仿生人建筑的设施，这是汉代视死如生观念的真切体现；墓门两崖柱上的门吏分立两侧，似乎是在迎接着墓主人的到来；墓门两侧的蹶张武士勇猛孔武，正在守卫者墓主人的居所葬；而墓门门楣上的“荆轲刺秦王”图像和享堂内的孝子图像，与麻浩崖墓布局几乎一致，更与嘉祥武梁祠有异曲同工之妙，暗示着当时的崇尚孝义的社会风尚，昭示着墓主人身后的世界正是升入仙界；享堂后壁的门吏和操蛇神怪将享堂与墓穴分离，显示出生死相隔，阴阳分离，即生人的空间与逝者的空间隔离开来；在各处仿木结构建筑雕刻的椽头间雕刻着各类瑞兽图案，而且两处的墓穴上方的佛像似乎取代了常见的西王母，是融合了佛教元素的“仙人”形象，和瑞兽一起成了再证升仙的意境，体现了墓主人死后的世界应当是进入渴望已久的仙界。可以说，种种迹象表明，麻浩和柿子湾崖墓体现了汉人所追求的永恒家园：即对身后美好世界的向往，对升仙的终极追求。
